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馬克思政治哲學”，主要是指與平等的權利、公正的分配等重大現實問題相關聯的規範性政治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界是以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為切入點，來理解和建構這種規範性的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這一學術理路有其不可否認的意義，但也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是一種純規範性的理論，它不僅沒有把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作立論基石，甚至在其邏輯中潛含著一種排斥後者的力量。故而，一旦把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解和建構成一種類似於羅爾斯政治哲學的純規範性理論，就很容易把馬克思思想中最根本的東西遮蔽起來。所以，需要辨明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理由在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路上，理解和建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
黑格爾的啟示
要把握上述問題，需要一個切實的思想史維度，而黑格爾則是一個不能繞開的思想史座標點。眾所周知，黑格爾的政治哲學主要展現在 《法哲學原理》中。《法哲學原理》在結構上分為三篇，分別是抽象法、道德和倫理。第一篇“抽象法”裡面的所有權、契約，我認為是洛克的問題，更明確地說，這是洛克在契約論框架下所推出的從屬於自然法的東西。如果說洛克是近現代政治哲學之父，那麼所有權、契約恰恰就是近現代政治哲學的 “根基性”問題。黑格爾顯然充分認識到此 “根基性”問題的重要性，但他並沒有停留在洛克的層面上，也就是沒有在契約論框架下、用自然法來闡釋所有權和契約，而是將之界定為“抽象法”。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運用的基本論證方法，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概念辯證法。所以，他不是在第一篇中，而是在走向“具體”之後的第三篇即“倫理”中，完成對所有權和契約的闡釋的。如果第一篇講的是洛克的問題、第二篇講的是康德的問題，那麼只是到了第三篇，黑格爾才真正在講自己的問題。人們通常會認為，在第三篇中，國家代表了最高的倫理實體，因而也是最能展現黑格爾政治哲學之思想精華的部分，但其實，這一篇中的“市民社會”可能佔有更為重要的位置。將抽象法與市民社會結合起來理解就會發現，市民社會恰恰就是黑格爾界定所有權和契約的歷史框架，因為黑格爾要明確告訴人們的是，所有權、契約等抽象法和形式法，是植根於在現代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會的。
近代西方社會從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商業和市場社會轉型的核心，就是作為需要和勞動之體系的市民社會的形成與不斷走向成熟。在這個轉型中，一系列帶有規範意義的問題，如合法的所有權問題、基於契約的公正交換和分配問題，都凸顯了出來，這在某種意義上造就了洛克以來的政治哲學。洛克、休謨及亞當·斯密等人，實際是站在現代市民社會的歷史地平線上來構建各自的政治哲學的，但他們都缺少一種面向市民社會的深層次的歷史性研究。在此意義上，黑格爾在市民社會這個框架中闡釋所有權和契約，第一次將近代以來，特別是洛克以來的政治哲學推向了它本該到達的歷史深度。事實上，黑格爾的思考既在一定意義上符合實際歷史，也表徵著一種歷史性的思想建構。當然，黑格爾還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種更深層次的歷史性視野，這也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相分野的地方。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與政治哲學奠基
馬克思與近現代思想史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充分反映在他對市民社會的批判中。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批判深受黑格爾的影響，但他不像黑格爾將批判的矛頭僅指向道德與倫理、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分化，馬克思要批判比這種分化更根本的階級和社會分化。從洛克到亞當·斯密這些政治哲學家將市民社會界定為由平等的自然個體所組成的、符合理性契約精神和公正原則的關係體，黑格爾看到了市民社會中的矛盾，將之指認為原子化的、充滿利益競爭關係的領域，馬克思則又比黑格爾更進一步，將市民社會所承載的關係，認定為“迄今為止最複雜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資本關係。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批判，已經遠遠超越了黑格爾的倫理意義，而是涉及對資本關係中最深刻社會矛盾的揭示，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題中應有之義。由此來看，馬克思實際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推進和完成其對市民社會的批判的。
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批判，使他實質性地介入自洛克到斯密再到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問題域，因而，所有權順理成章地成為《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一個重要論題，這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關鍵之所在。不過，馬克思既沒有在洛克的意義上，藉助於自然法來為所有權的合法性作辯護；也沒有在黑格爾的意義上，倚重於國家來為所有權賦予倫理性規範，而是致力於批判所有權所關聯到的剝削關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這個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向資本主義佔有規律的轉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這個問題則就是他所說的 “工人喪失所有權，而對象化勞動擁有對活勞動的所有權”。通過闡述這個問題，馬克思告訴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所有權及相關的實定法已經成為一種形式上的東西，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分化及由之造成的不平等，才是所有權背後最鮮活、最真實的歷史實存。由此可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不僅是接著洛克、亞當·斯密特別是黑格爾來講的，更深刻的地方在於，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特有的視角，透徹地呈示了所有權、公正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從洛克到黑格爾再到馬克思，代表的是一條歷史感不斷增強的思想史線索。在這條線索上，黑格爾相對於洛克的推進，在馬克思這裡則形成了一種質變，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政治哲學的根本邏輯，或者也可以像阿倫特所說，政治哲學由對行為規則的制定，變成了一種歷史理論。這種歷史理論並沒有疏離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東西——規範性，而是把規範性建立在了實實在在的現實基礎上，用馬克思的話來概括，大概就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資本論》研究與政治哲學研究
不容否認，在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有兩個領域備受矚目，一是關於《資本論》的研究，二是政治哲學的研究。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兩個領域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和交集，因而相互之間也不存在對話與融通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但如果上文論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應當成為我們理解和建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語境與理路，那麼，實現這兩個領域的對話與融通，就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進而言之，這種意義不僅僅體現在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理路的釐定上，同時也體現在對《資本論》理解的提升上。
《資本論》是一個復調式的文本，我們固然可以從多個視點、在多種意義上來對之進行解讀，但我認為，政治哲學這個視點，是尤其不能缺少的。理由在於：根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自己理論歷程的回顧與總結，他是為了從根基上理解法的關係，而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所以，他雖然經歷了一個從早期的政治批判向後來的經濟批判的轉向，但經濟批判本身並不是目的，毋寧說，他的最終目的在於，解決從法的關係中所折射和連帶出的政治哲學的問題，包括社會公正問題以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問題。簡言之，《資本論》的最高問題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哲學”上的。從政治哲學來理解《資本論》，不僅不會降低這個文本的思想意義，相反會使之上升到應有的思想高度。由此可見，積極推動與實現《資本論》研究和政治哲學研究的對話與融通，對這兩個領域而言，都是有深刻的學術理由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政治哲學建構的價值前提、思 想 資 源 和 實 現 路 徑 研 究 ”（17ZDA103）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佃來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