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時鮮為人知的“洩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事變當日西安方面向外界發出了第一份明碼通電，即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國主張。此份電報是張、楊早上8時在捉到蔣介石之後發出的。當日凌晨4時左右，張、楊提前向中共拍發過一次密電，通告自己的扣蔣行動，目的是希望作戰勇猛的紅軍能及時與西安方面配合行動。可是，幾乎與中共收到張、楊密電的同時，南京政府也獲悉了西安所發生的驚天事變。消息的過早洩露使南京方面提前有了防備，以致於張、楊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步。南京方面是如何過早獲悉事變的？到底是何人提前走漏了消息？
1936年楊虎城（右一）、張學良（右四）陪同蔣夫婦在西安遊覽茂陵。
黃永安背主邀賞
張、楊之所以發動兵諫，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張、楊也深知自己的實力有限，難以與中央軍相抗衡。因此，最吃緊就是儘快派軍隊守住中央軍進陝的重要軍事要隘——潼關。潼關是陝西東部的咽喉，是扼守西安的關鍵。
當時，東北軍炮兵第6旅駐守在河南洛陽，旅長是深受張學良倚重信賴的黃永安少將。12日凌晨4時左右，張學良給黃永安拍發了密電，命令他指揮所有駐洛陽的東北軍官兵，控制洛陽，“將洛陽機場監視，不準有一架起飛，並將各銀行關閉”。張學良拍發密電的目的是想阻止中央軍西進潼關，以確保西安城的安全。
黃永安接到密令後，沒有按張學良的旨意執行，而是向中央軍洛陽軍分校主任兼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告了密。那麼，黃永安為何背叛一直信賴自己的張學良呢？
說起來，黃永安也算是張學良的嫡系之一，況且就在西安事變前兩個月，張學良剛剛把他從炮兵上校提拔為少將軍銜。張學良拍發密電給黃永安時，洛陽總共駐有東北軍兩個炮兵團和洛陽軍分校的一個教導大隊，而在洛陽城附近有中央軍第46軍(軍長樊崧甫)的兩個師，即第28師（師長董釗）和第79師（師長陳安寶），東北軍與中央軍力量對比十分懸殊。
黃永安接到了張學良發來的密電，黃原定12日下午5時，在洛陽北大街的萬景樓飯店宴請祝紹周以及洛陽警察局局長等人吃飯，本來正是一網打盡的天賜良機。但黃永安是個典型的“妻管嚴”，他的太太李志全，剛與黃結婚一年多，也是東北人，李是北平師大的畢業生，能說會道，又是國民黨黨員，李早就對張學良的“左傾”不滿，同時她又與祝的太太十分要好，往來很密切。此時，拿不定主意的黃永安把張學良的密電給老婆看了，李志全閱後大罵張：“張學良這樣做不僅是犯上作亂，而且是以卵擊石，你還猶豫什麼？你怎麼能聽他的亂命，還不趕快把電報送給祝看，以洗清干係”。就這樣，張學良的密電就落到了祝紹周的手裡。此份密電是南京政府獲得西安發生事變的第一個確鑿證據。由於黃的洩密，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
中央軍猛撲潼關，飛行員臨潼“救駕”
張學良意欲聯共抗日，早已見諸於國內外報端，但令人沒有料到的是，他竟會將天捅個大窟窿，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就在祝紹周接到黃送來的密電後，震驚之餘他火速用專線將張、楊在西安兵諫的消息，報告給在南京主持軍事的何應欽。何接到祝的密報後，叮囑他不得把蔣在西安出事的消息報告給在上海的宋美齡和宋子文，同時要他負責與西安方面進行聯絡，進一步試探、摸清蔣介石的安危近況，以便南京方面伺機採取軍事行動。
祝在收到何的指令後，馬上向西安方面打電話核實情況，果不出所料，蔣介石下榻的華清池和隨行軍政大員們住宿的京西賓館，電話均無法接通。他再給楊虎城打電話，竟也無人接聽。因此，祝紹周斷定蔣介石肯定在西安遭遇了不測。他急忙又給黃永安打電話，叮囑他：“南京方面已知委員長的處境，現在正研究對策，你的炮兵旅在這緊要關頭是否效忠委員長，就要看你的行動了”。
祝紹周隨即採取一系列措施步驟，他緊急面約隴海鐵路局局長兼津浦隴海兩路運輸司令錢宗澤，決定將潼關以東所有空著的列車車廂，全部西開備用。緊接著又馬上約見46軍軍長樊崧甫，命令正在構築國防工事的軍隊，一律停工，並趕赴最近的火車站，見車即上，往西開拔。接到命令的中央軍迅即向潼關猛撲過去。
佈置完畢，祝紹周顧不上吃早飯，立即給洛陽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銘和洛陽空軍指揮官毛邦初打電話，商定對洛陽軍航兩校及駐洛陽陸軍、空軍中的東北籍高級軍官要“加意戒備”。同時，三人當即決定，“不論臨潼情況如何，都有派飛機飛往臨潼救駕領袖的必要”。毛、王二人一致選定“技術精良”、“思想純正”的洛陽航空分校飛行組長空軍中尉蔡錫昌去執行救駕任務。王叔銘馬上驅車趕到機場向蔡錫昌下達了緊急起飛的命令。蔡駕駛航空分校一架最好的教練機，沿隴海鐵路線冒險飛往臨潼。蔡飛到臨潼後，在華清池上空盤旋了一圈，選了一塊平坦的田地，以“迫降”的方式，安穩地著陸了。
就在蔡著陸之前“80分鐘”，蔣介石已經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樓“保護”起來了。就這樣，“迫降”後的蔡錫昌馬上被守候在華清池附近的東北軍士兵當場逮住。
中央軍佔領潼關,全國輿論“圍剿”張、楊
樊崧甫第46軍所轄的董釗第28師接到命令後，即晝夜不停地直撲潼關。13日凌晨，第28師全部抵達潼關，當即將僅千餘名的東北軍官兵全部繳械看押。樊崧甫親率第79師之第237旅隨後跟進，也於當晚到達潼關。
張、楊捉蔣之前怕走漏消息，不敢往潼關方面調動軍隊。事變發動之時，離潼關較近的部隊只有楊虎城部馮欽哉的第42師。該師駐紮在大荔和朝邑一帶，在張學良致電黃永安的同時，楊虎城也給馮欽哉拍發了密電，令其親自率部搶佔潼關。但馮欽哉與楊虎城素來心存芥蒂，且馮暗中早已接受了蔣介石的拉攏。馮接到楊的密電後，雖然遲遲起行，但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因此，馮搖擺不定的後果是董釗師比馮欽哉師提早4小時搶佔了潼關，這成為推動馮欽哉結束動搖反叛楊虎城的最後一擊。
潼關失守，西安的東大門完全敞開。南京主戰派何應欽調兵遣將，中央軍猛撲西安。面對佔有極大優勢的中央軍，西安城成了無險可守的危城。可以說黃永安的洩密，是造成這種軍事壓迫局面的主因。問題還不止於此，由於黃的洩密，南京方面迅即封鎖西安發出的所有消息，極力宣傳南京方面發表的信息。這就是說，南京方面嚴格控制並迅速掌握了全國的輿論導向，結果是各界不明真相的人士紛紛譴責張、楊，質問張、楊的函電有如雪片般地飛向西安。國人這種普遍的政治誤解，讓張學良背上難以洗清叛逆的罪名，使其益發心焦意躁，以至於難以慎重應付事變發生後的危難局面。因此，除了造成嚴重的軍事後果之外，在政治上導致全國輿論“圍剿”張、楊，說到底還是由於黃永安的洩密。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軍騎兵第6師第18團團長劉桂五在事變當日也曾參與了捉蔣的行動。劉桂五曾是熱河綠林隊伍中一員虎將，槍法準，膽子大，是夜裡“掏老窩”（即捉人）的能手。據說捉蔣前夕，張學良把劉桂五叫到身邊，悄聲問他：“命你去捉拿一個人，你敢不敢”？劉回答說：“副司令叫我捉誰，我都敢！就是怕不認識他”！張說：“你不認識，我可先帶你去見見此人”。12月10日，即捉蔣的前兩天，張親自開車，讓劉坐在身邊，直奔臨潼。路上，張學良對劉桂五說，他打算派劉去捉拿蔣介石，這次先讓劉去看一看蔣的駐地和蔣本人的面貌。到了華清池，張學良說劉即將回熱河抗日（劉曾要求帶500人回熱河去抗日），行前特意來晉見領袖請訓。事後，劉桂五對同僚說：“副司令膽子真大，他把我介紹給蔣後就出去了，到別的房間和那些侍從們閒談。如果我當時向蔣告密，這件大事（捉蔣）不就全完了嗎”！通過此事可看出張學良做事的魯莽與倉促。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為獎賞黃的“深明大義”，南京政府將黃永安晉升為陸軍中將。不過後來黃即使官至軍職，多半是沒有實權的副職或高參類的閒職，一直到1952年10月在臺灣退役。這其中的奧妙，大概是擔心黃既然能叛張，也能反蔣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