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放桐：對杜威百年前來華訪問的馬克思主義解讀

約翰·杜威馬克思主義哲學陳獨秀胡適馬丁·海德格爾歷史文化孫中山抗日戰爭陶行知中國歷史理查德·羅蒂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日本蔣夢麟查爾斯·達爾文演講毛澤東體育上海文匯網 2019-05-31

【導讀】：上週六（25日）下午，“跟隨杜威看百年中國變化”立體讀書會首場線下講座成功舉辦，復旦大學杜威中心創始主任、名譽主任，實用主義研究大家劉放桐先生為學員們做了生動而清晰的主題講解《對杜威來華百年的多重解讀》，尤其是分享了諸多的親身經歷。現刊發其演講精華。

今年是杜威來華訪問一百週年，又是五四運動爆發一百週年，還是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這三件事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懸殊，但又有著某些聯繫。只有準確地揭示這種聯繫，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們的獨特意義。這除了要揭示杜威哲學本身的意義及其在西方哲學發展上的地位以外，還要把它放在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分析，才能揭示它對二者的積極和消極影響，以此從不同聯繫上來認識杜威哲學的多重意義。

杜威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現當代西方哲學家

著名的哲學家理查德·羅蒂把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杜威看作是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三位哲學家。他的論斷在國際學界得到公認。我認為他們三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都是從他們選擇的特定方面——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發展，而且道路越來越窄。他們的哲學都可以包容到杜威的哲學中，但他們無法包容杜威的哲學。杜威的哲學是非常開放的。經過這些年的研究，我越來越覺得杜威哲學雖與馬克思哲學在社會基礎和理論形態上都有原則區別，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學的思辨形而上學、或者說主體性形而上學上有著重要的共同之處。其中的關鍵是兩人都把實踐的觀點當作其哲學的根本觀點。因此，從對中國的影響而言，三位哲學家中，杜威應該是最具影響力的。

劉放桐認為杜威（中）相較維特根斯坦（左）與海德格爾（右）對中國更具影響力

杜威在第二故鄉中國的受歡迎與不受歡迎

杜威在達爾文去世那年1859年出生，他很長壽，活了93歲，一直生活在美國，中國是他美國之外生活時間最長的國家，他也視美國為第二故鄉。但所有西方哲學家中，杜威受歡迎程度和被禁錮程度都是最顯著的。

1920年代，杜威對五四的“同情”使其廣受歡迎

杜威是1919年4月30深夜從日本坐船到達上海的。他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給了杜威學術假，他接受東京大學博士生之邀前往日本講學。在中國的學生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聞訊後，以五個教育團體的名義邀請他到中國來短期訪問。杜威先抵上海，後去杭州，期間，北京的青年學生們就發動了五四運動。早先有階級鬥爭的觀點認為“杜威是帶著破壞五四運動的目的而來”，事實上，五四提出了“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等愛國和進步口號，核心是反帝；此前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時提出“民主和科學”口號，宗旨是反封建，這三大主張，正好契合杜威畢生所致力的社會改造和進步的思想，這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為了見證這一運動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他原定兩個多月的訪問由此延長到兩年多。把帝國主義反動思想家與來自帝國主義國家、卻對中國的社會的由舊向新的變更深表同情的進步思想家混為一談，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

杜威這兩年多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講學。他在華講演中的學術精華就是在北京講演集聚成冊的《杜威五大講演》，其中包括：《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的派別》《現代三個哲學家》《倫理講演紀略》。

杜威在華講學時合影（左）；《杜威五大演講》（右）

杜威作為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家來到當時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訪問，其間的落差非常之大。如果杜威只是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哪怕是著名思想家）那樣把他所在國的哲學政治思想等簡單地搬到中國來，他就不可能引起中國學者那樣濃厚的興趣，他在中國就不可能受到那樣熱烈和持久的歡迎。在華26個月中，杜威行蹤遍及大半個中國，多達十多個城市。

陳獨秀，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廣州主持了杜威的演講；毛澤東曾在長沙開了一家書店，當時熱銷書籍之一就是《杜威五大演講》。

杜威還去廣州拜會孫中山，兩人聊了“知易行難”的話題，杜威突出了和孫中山相同的一面——實踐的重要性。

因此，除了胡適這類杜威過去的學生以及受到過他的實用主義影響的一些人，還有更為偏向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以及西方其他思潮的人士。杜威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從來也不刻意反對馬克思主義；他的哲學與當時的歐陸哲學和英美哲學都有區別，但他不是與它們針鋒相對，而是試圖調和它們某些極端的主張，因此他也不為這些哲學的擁護者所激烈反對。

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的兩年多，一直受到各種不同傾向的人士的一片好評，對各方面的人士也都有較積極的影響。

杜威在1921年8月回國後，再也沒有到過中國。但他在中國知識界、特別是教育界卻留下了深刻而未能磨滅的印象。以陶行知為代表的一些中國教育家就紛紛嘗試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創辦各種類型的實驗學校。抗戰時期時期也未停頓，新中國成立後還得到了較大發展，甚至成了各地中小學實驗學校的典範。

哥倫比亞教授杜威（左）與其中國學生胡適（右）

杜威思想備受關注與胡適的通俗翻譯分不開

杜威廣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和胡適的通俗翻譯離不開。這些講演大都由胡適口譯，由幾個熟悉杜威的人記錄。可信度較大（順便提一下，《杜威全集》中關於杜威在華講演的許多內容，因英文原稿丟失，是根據當時的中文譯稿再返譯成英文的）。當時每次講演完畢，就由一些報刊刊載；其後不久都由當時的北京晨報社等結集出版。杜威的口頭和書面表達向來都比較晦澀，許多中國聽眾聽不懂。但杜威表達的內容卻又比一般哲學家要明晰得多，加上但經胡適等人潤色，不僅中國聽眾能大體上理解，而且比看杜威在美國出版的那些原文版論著反而輕鬆得多。不失為研究杜威的入門書。

與羅素相比，杜威哲學的生活性令各界易於接受

杜威訪華同時，英國哲學家羅素、法國哲學家杜裡舒等也曾來華訪問講學，羅素在西方世界的聲望不在杜威之下。但與杜威相比，他們講學的內容都較為專門、狹窄，其影響主要也侷限於相對狹窄的專業領域。而杜威的影響遍及各個領域，甚至自然科學領域（特別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倒不是杜威故意逢迎，而毋寧說是他所倡導的實用主義的一種根本性的特性。在堅持尊重事實和實踐、特別是尊重二者對思想、觀念的檢驗的前提下，杜威的實用主義可以牽涉各種不同的領域，容納各種不同學說。

同一時期來華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左）、法國哲學家杜裡舒（右）

1950年代杜威曾被封殺，1986年迴歸常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在哲學等意識形態發展上可謂經歷了暴風驟雨，杜威是受到牽連最大的西方哲學家。

為了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事業，急需肅清各類不當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由於實用主義幾十年來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最為盛行，1955年發動了對實用主義的從上到下的大批判運動。但當時在具體執行這項本來應做的工作時患了簡單化的片面性。批判者們往往都是在對實用主義無知、更沒有具體研究的情況下倉促上陣；特別是大多數人未能將杜威等實用主義哲學家的嚴肅的學說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市儈、反動政客以及各種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賭徒中廣為流行的庸俗的實用主義區分開來。本來應當是嚴肅的學術批判變成了脫離學術、不分敵我有的純粹的政治批判，對我們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黨立刻撥亂反正，對建國以來各項工作的成敗得失作了科學的總結。1981年6月還特別通過了由鄧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歷次思想批判運動中簡單化、教條化的錯誤作出了明確的揭示。

1981年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科學的分析，作出正確的總結

在整個學術界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迴歸的大好形勢下，我個人也作了一些工作。在經過了多年思考之後，我於1986年寫了一篇以《重新評價實用主義》的文章，以“不能把實用主義歸結為帝國主義哲學”、 “不能把實用主義歸結為主觀唯心主義”、“實用主義不是十足的詭辯論”等為小標題，交給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少數負責人內部傳閱，其後發表在僅以同行專家為讀者對象的以書代刊的《現代外國哲學》上。想不到這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廣泛共鳴。學會遂於1988年專門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實用主義討論會。我的觀點得到了大家的補充和發揮。這次會議被公認為是我國實用主義研究的轉折點。從此以後，至少在研究西方哲學的專家中，杜威不再被簡單當作帝國主義哲學家，而重新被認為是當代西方偉大的哲學家了。在其後的這三十多年來，我一直還是在致力於如何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重新研究和評價實用主義以致整個西方現當代哲學的工作。

北京的教育改進會今年舉辦了三次大型的紀念活動，國際上紀念杜威誕辰160週年的活動也不少，杜威生前所在的芝加哥大學也在5月組織了國際研討會，復旦杜威中心孫寧也應邀前往。

杜威是對西方哲學進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哲學家

杜威之所以重要，在我看來，他是一位繼康德之後明確表示要對西方哲學發展進行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哲學家。康德和杜威所謂的實現哲學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是指要根本改變西方哲學發展的方向。即不是在局部或某些環節上、而是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上實現變更，這就是從近代哲學思維方式轉向現代哲學思維方式的變更，這種變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杜威以自我與所處環境互相作為中心代替康德的以自我為中心，實現了“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和黑格爾對前輩哲學進行了重大改造

康德從具有能動性的先驗主體出發論證建立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並由此論證把唯理論（先天）和經驗論（綜合）統一起來，並超越二者，使主體性形而上學具有更完整的形態，他由此自稱實現了哲學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由於他的先驗主體仍然囿於意識範圍，走向了不可知論。黑格爾把康德的先驗主體改造為將先天和後天、感性和理性、主體和客體、普遍和個別、質變和量變、肯定和否定等等對立或相異的概念統一起來的絕對觀念（絕對主體），並通過絕對觀念的邏輯發展而建立了一個以對立統一為核心、具有豐富和深刻的辯證法的無所不包的哲學體系。由於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把絕對精神當作絕對觀念發展的最高階段，儘管他也強調終點與起點的同一性，但畢竟終點仍是發展的頂點。這樣黑格爾的辯證法就由此被窒息了。

從認識論轉向實踐論的各派中，馬克思最徹底

總的說來，西方近代哲學的弊端在於它們以不同方式脫離了現實生活和實踐，這就必然阻塞了哲學進一步發展的道路。必須繼認識論的轉向之後實現新的轉向，這種轉向只能是實踐的轉向。

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最為深刻和徹底地實現了這種轉向。因為他不僅把實踐概念當作他的全部哲學的核心和根本概念，而且對實踐概念作了最準確、最全面的理解。這突出地表現在他把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當作是最基礎的實踐，是一切其他各種實踐賴以發生的根基。而這也意味著他把哲學的改造與人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改造聯繫在一起，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等以往哲學的優秀遺產，但又超越了它們的種種侷限性和片面性。

馬克思辯證唯物論將實踐作為本質原理

過去長期在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有一種普遍的提法，即認為黑格爾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進步的哲學，其實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時出現的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生命哲學、唯意志主義等的確是唯心主義，但它們直接針對的還是思辨形而上學、或者說實體性形而上學, 都在不同程度上更加關注具有活動性的生存、生活和價值的意義。這意味著它們在向實踐靠攏。

從思辨形而上學向實踐轉變，是西方哲學大趨勢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來，在西方出現了被稱為歐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的兩股思潮。從社會基礎來說，它們大都反對舊的封建傳統；從理論特徵來說，它們都要求超越傳統形而上學、特別是都反對西方近代實體性形而上學、都主張哲學應當關注現實生活世界，因此二者又有著重要的共同之處，近年來這些思潮和流派越來越在這種趨勢導引下走向融合。在歐陸哲學中，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運動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無疑最具有影響力。顯而易見，20世紀以來的西方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專注思辨形而上學的傾向，越來越轉向現實生活和實踐。

如果將所有這些現當代西方哲學流派作比較，不難看出，最能體現現實生活和實踐轉向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中外哲學界大都把杜威的《哲學的改造》（1920）、《經驗與自然》（1925）和《確定性的尋求》（1929）看作是最能體現杜威的基本哲學觀點的書。在由我主編的《杜威全集》中文版序中，我把杜威哲學的基本傾向概括為三點：第一，杜威把對現實生活和實踐的關注當作哲學的根本意義所在；第二，杜威哲學的改造適應和引領了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向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學的改造與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更存在某些相通之處。

杜威代表作《哲學的改造》《經驗與自然》《確定性的尋求》與《杜威全集》

當代杜威研究與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關係

如果說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向與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之間不僅存在原則區別，也存在著較大的張力的話，杜威的哲學在這方面也是最突出的代表。

實踐在杜威哲學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遠不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種功利的意義。正是由於把實踐當作核心觀點，杜威能把各種相互對立的範疇統一起來。在西方哲學史上，由自我中心論到相互作用中心論的轉向實際上就是由主體性形而上學到實踐論的轉向。從杜威關於理論與實踐、知識與信仰、現實與理想、科學與哲學等方面的關係的論述，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實踐的轉向的意義。杜威像馬克思那樣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許多觀點，我們要從更廣闊的範圍來理解杜威學說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

我們在當代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目的是促使它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服務。為此，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示的那樣“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這種學習和研究是我們持續的、長遠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人是愛國主義者，又是國際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優秀文化的三個來源

黑格爾用密涅瓦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時起飛來說明哲學家需要對哲學加以反思。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本身一直都在反思，從而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不致脫離現實，不致僵化。對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也需要這種反思，從而使對它的理解不致脫離其所是。無論是從杜威實用主義本身說還是就它所辯護的資本主義社會說，都有嚴重的缺陷，要使實用主義能有一定活力，更需要一直對其加強批判。這就需要關注後杜威時代的杜威理論及其所面對的現實的發展。在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實用主義在經歷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等夾擊後不僅得以復興，而且能把這些哲學包容在其中，作為它的部分，新實用主義的不斷翻新，同樣使它更適應了當代社會和科學的發展。

我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抱樂觀態度，我對哲學發展也抱樂觀的態度。進步的理論總要蓋過這些荒誕的理論，能適應並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必然能成為大眾接受的理論。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與新實用主義（也可以是發展著的實用主義）的發展既存在著衝突，在體現當代科學技術方面又存在著互補，在適應當今社會發展趨勢方面，新實用主義又會被髮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所包容，由此促進馬克思主義的更大發展。在這種累進式的發展中，不僅樹立著馬克思的光輝形象，又有杜威的身影。（李念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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