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征服中國全部的少數民族，為什麼又能唯一安然退出中原？'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杭州靈隱——飛來峰石刻造像(楊璉真伽造像)
順帝即位以來， 頻頻天災的範圍與規模續續增大， 至如登位當月（1333年六月） 的一個月六次： “大雷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涇河溢， 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 河南水災； 兩淮旱， 民大飢”， 動搖元朝政權基礎的時機已經成熟。流民、貧窮農民、大量的失業者， 紛紛投入紅巾旗下。
面對紛紛脫離元朝政權的江南群雄蜂起之勢， 元朝權臣政治下的鎮壓軍，卻仍是內部權力鬥爭不已， 反亂聲勢利用朝廷此致命弱點而益發壯大。然而，蜂起者雖都稱帝稱王，性質始終不脫掠奪、破壞、無秩序的流寇或群雄境域。
昏暗的四分五裂大騷動中光明透露， 系以郭子興死而繼統其眾的部將朱元璋登場， 得有能力、具政治理想的同志協力， 南京為中心所結合鄉土防衛團的獨立勢力茁壯。先後破滅勁敵陳友諒、張士誠後的1367年，大軍堂堂北上，目標指向元朝大都進擊。翌年，朱元璋在金陵， 自吳國王登位皇帝，明朝成立。同年，北伐軍攻陷大都東方的通州時，東南物資久已以動亂中斷供應， 糧盡食絕的元朝朝廷， 已不得不放棄大都， 向北方內蒙古撤退， 元朝的漢族中國統治結束。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杭州靈隱——飛來峰石刻造像(楊璉真伽造像)
順帝即位以來， 頻頻天災的範圍與規模續續增大， 至如登位當月（1333年六月） 的一個月六次： “大雷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涇河溢， 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 河南水災； 兩淮旱， 民大飢”， 動搖元朝政權基礎的時機已經成熟。流民、貧窮農民、大量的失業者， 紛紛投入紅巾旗下。
面對紛紛脫離元朝政權的江南群雄蜂起之勢， 元朝權臣政治下的鎮壓軍，卻仍是內部權力鬥爭不已， 反亂聲勢利用朝廷此致命弱點而益發壯大。然而，蜂起者雖都稱帝稱王，性質始終不脫掠奪、破壞、無秩序的流寇或群雄境域。
昏暗的四分五裂大騷動中光明透露， 系以郭子興死而繼統其眾的部將朱元璋登場， 得有能力、具政治理想的同志協力， 南京為中心所結合鄉土防衛團的獨立勢力茁壯。先後破滅勁敵陳友諒、張士誠後的1367年，大軍堂堂北上，目標指向元朝大都進擊。翌年，朱元璋在金陵， 自吳國王登位皇帝，明朝成立。同年，北伐軍攻陷大都東方的通州時，東南物資久已以動亂中斷供應， 糧盡食絕的元朝朝廷， 已不得不放棄大都， 向北方內蒙古撤退， 元朝的漢族中國統治結束。
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
元、明的朝代交代， 於中國歷史具有多方面特殊意義——
元末社會混亂中蜂起群雄， 首舉叛旗的劉福通、徐壽輝出身資料已見前述外， 陳友諒湖北省沔陽漁夫， 明玉珍湖北省隨州遊俠， 方國珍浙江省黃岩（台州） 私鹽商兼海賊團首魁， 張士誠江蘇省泰州的運鹽舟夫， 陳友定傭工，關鍵性人物郭子興乃入贅安徽省定遠富家的曹州人卜者之子， 其繼承人明朝建國者朱元璋安徽省濠州（鳳陽） 人， 十七歲時父兄以饑饉與疫病死亡， 母又故世， 孤苦無依而落髮為僧， 是個沿門托缽的四方遊食者， 朱元璋事業最主要兩員大將徐達與常遇春，前者農夫，後者盜賊。
這些風雲際會的英雄好漢， 多由下層社會產生， 人物成份頗似漢朝建國。元朝嚴禁漢人攜帶武器與畋獵， 戰亂中“耕牛剝皮作戰具， 鋤犁化盡刀劍鋒” （明朝開國功臣劉基《夏夜臺州城中作》詩句）， 也似秦末揭竿而起。
元末蜂起群雄籍貫與起義地無不在長江流域或所謂江南之地。此一事象， 一方面正是說明元朝異族統治下， 平素極端受歧視的被壓迫者是南人；另一方面， 對壓制者反抗鬥爭由南方主導，而且成功，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方壓倒北方。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杭州靈隱——飛來峰石刻造像(楊璉真伽造像)
順帝即位以來， 頻頻天災的範圍與規模續續增大， 至如登位當月（1333年六月） 的一個月六次： “大雷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涇河溢， 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 河南水災； 兩淮旱， 民大飢”， 動搖元朝政權基礎的時機已經成熟。流民、貧窮農民、大量的失業者， 紛紛投入紅巾旗下。
面對紛紛脫離元朝政權的江南群雄蜂起之勢， 元朝權臣政治下的鎮壓軍，卻仍是內部權力鬥爭不已， 反亂聲勢利用朝廷此致命弱點而益發壯大。然而，蜂起者雖都稱帝稱王，性質始終不脫掠奪、破壞、無秩序的流寇或群雄境域。
昏暗的四分五裂大騷動中光明透露， 系以郭子興死而繼統其眾的部將朱元璋登場， 得有能力、具政治理想的同志協力， 南京為中心所結合鄉土防衛團的獨立勢力茁壯。先後破滅勁敵陳友諒、張士誠後的1367年，大軍堂堂北上，目標指向元朝大都進擊。翌年，朱元璋在金陵， 自吳國王登位皇帝，明朝成立。同年，北伐軍攻陷大都東方的通州時，東南物資久已以動亂中斷供應， 糧盡食絕的元朝朝廷， 已不得不放棄大都， 向北方內蒙古撤退， 元朝的漢族中國統治結束。
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
元、明的朝代交代， 於中國歷史具有多方面特殊意義——
元末社會混亂中蜂起群雄， 首舉叛旗的劉福通、徐壽輝出身資料已見前述外， 陳友諒湖北省沔陽漁夫， 明玉珍湖北省隨州遊俠， 方國珍浙江省黃岩（台州） 私鹽商兼海賊團首魁， 張士誠江蘇省泰州的運鹽舟夫， 陳友定傭工，關鍵性人物郭子興乃入贅安徽省定遠富家的曹州人卜者之子， 其繼承人明朝建國者朱元璋安徽省濠州（鳳陽） 人， 十七歲時父兄以饑饉與疫病死亡， 母又故世， 孤苦無依而落髮為僧， 是個沿門托缽的四方遊食者， 朱元璋事業最主要兩員大將徐達與常遇春，前者農夫，後者盜賊。
這些風雲際會的英雄好漢， 多由下層社會產生， 人物成份頗似漢朝建國。元朝嚴禁漢人攜帶武器與畋獵， 戰亂中“耕牛剝皮作戰具， 鋤犁化盡刀劍鋒” （明朝開國功臣劉基《夏夜臺州城中作》詩句）， 也似秦末揭竿而起。
元末蜂起群雄籍貫與起義地無不在長江流域或所謂江南之地。此一事象， 一方面正是說明元朝異族統治下， 平素極端受歧視的被壓迫者是南人；另一方面， 對壓制者反抗鬥爭由南方主導，而且成功，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方壓倒北方。
元順帝自毀長城，鴆殺軍政全才的脫脫，讓國勢無可挽回
相對而言， 元朝式的朝代落幕也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 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 便是屈辱的降伏， 征服朝代的場合， 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 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 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只是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雖然終結，朝代命脈並未斬絕。北走的順帝， 滯留內蒙古西夏之都上都至翌年， 明軍續至，再北退應昌府（內蒙古境內）， 而第二年（1370年） 病死，廟號惠宗（順帝系明朝給予的諡號）。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 應昌又受明軍攻擊潰退， 殘餘的元朝支配者集團， 乃完全北撤和林為結集中心的外蒙古本土。所以，“元朝” 為於和林實質存在， 與已削平割據群雄，完成漢族中國全土支配的明朝， 南北對峙， 僅自順帝大都脫出劃期， 其後的元朝已不被承認為中國正統朝代， 改依明朝立場別予“北元” 的稱謂。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杭州靈隱——飛來峰石刻造像(楊璉真伽造像)
順帝即位以來， 頻頻天災的範圍與規模續續增大， 至如登位當月（1333年六月） 的一個月六次： “大雷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涇河溢， 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 河南水災； 兩淮旱， 民大飢”， 動搖元朝政權基礎的時機已經成熟。流民、貧窮農民、大量的失業者， 紛紛投入紅巾旗下。
面對紛紛脫離元朝政權的江南群雄蜂起之勢， 元朝權臣政治下的鎮壓軍，卻仍是內部權力鬥爭不已， 反亂聲勢利用朝廷此致命弱點而益發壯大。然而，蜂起者雖都稱帝稱王，性質始終不脫掠奪、破壞、無秩序的流寇或群雄境域。
昏暗的四分五裂大騷動中光明透露， 系以郭子興死而繼統其眾的部將朱元璋登場， 得有能力、具政治理想的同志協力， 南京為中心所結合鄉土防衛團的獨立勢力茁壯。先後破滅勁敵陳友諒、張士誠後的1367年，大軍堂堂北上，目標指向元朝大都進擊。翌年，朱元璋在金陵， 自吳國王登位皇帝，明朝成立。同年，北伐軍攻陷大都東方的通州時，東南物資久已以動亂中斷供應， 糧盡食絕的元朝朝廷， 已不得不放棄大都， 向北方內蒙古撤退， 元朝的漢族中國統治結束。
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
元、明的朝代交代， 於中國歷史具有多方面特殊意義——
元末社會混亂中蜂起群雄， 首舉叛旗的劉福通、徐壽輝出身資料已見前述外， 陳友諒湖北省沔陽漁夫， 明玉珍湖北省隨州遊俠， 方國珍浙江省黃岩（台州） 私鹽商兼海賊團首魁， 張士誠江蘇省泰州的運鹽舟夫， 陳友定傭工，關鍵性人物郭子興乃入贅安徽省定遠富家的曹州人卜者之子， 其繼承人明朝建國者朱元璋安徽省濠州（鳳陽） 人， 十七歲時父兄以饑饉與疫病死亡， 母又故世， 孤苦無依而落髮為僧， 是個沿門托缽的四方遊食者， 朱元璋事業最主要兩員大將徐達與常遇春，前者農夫，後者盜賊。
這些風雲際會的英雄好漢， 多由下層社會產生， 人物成份頗似漢朝建國。元朝嚴禁漢人攜帶武器與畋獵， 戰亂中“耕牛剝皮作戰具， 鋤犁化盡刀劍鋒” （明朝開國功臣劉基《夏夜臺州城中作》詩句）， 也似秦末揭竿而起。
元末蜂起群雄籍貫與起義地無不在長江流域或所謂江南之地。此一事象， 一方面正是說明元朝異族統治下， 平素極端受歧視的被壓迫者是南人；另一方面， 對壓制者反抗鬥爭由南方主導，而且成功，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方壓倒北方。
元順帝自毀長城，鴆殺軍政全才的脫脫，讓國勢無可挽回
相對而言， 元朝式的朝代落幕也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 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 便是屈辱的降伏， 征服朝代的場合， 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 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 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只是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雖然終結，朝代命脈並未斬絕。北走的順帝， 滯留內蒙古西夏之都上都至翌年， 明軍續至，再北退應昌府（內蒙古境內）， 而第二年（1370年） 病死，廟號惠宗（順帝系明朝給予的諡號）。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 應昌又受明軍攻擊潰退， 殘餘的元朝支配者集團， 乃完全北撤和林為結集中心的外蒙古本土。所以，“元朝” 為於和林實質存在， 與已削平割據群雄，完成漢族中國全土支配的明朝， 南北對峙， 僅自順帝大都脫出劃期， 其後的元朝已不被承認為中國正統朝代， 改依明朝立場別予“北元” 的稱謂。
元朝命運得以異於從來所有君臨漢族中國的民族， 端以抗拒漢族文明態度的傲岸不屈。人數為少的異民族憑恃武力君臨擁有龐大人口數與高度生產力的優秀民族文化社會， 而建立征服朝代支配體制， 本質必然具有二重性。
二重性於征服朝代乃最主要， 卻也是所面臨最困難的課題， 被支配民族高度文化的眩惑系最容易不自主墜入的陷阱， 而惟蒙古人元朝例外。其原因， 一是可敬的民族自覺， 堅守蒙古至上主義， 二便由於元朝統治漢族中國年代究竟較短， 迴避強力的漢族文明同化力才得以可能。
導讀：元朝式的朝代落幕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便是屈辱的降伏，征服朝代的場合，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東漢 放牧牛耕圖 內蒙古出土壁畫
歷史上亞洲大陸諸遊牧民族的移動與相逐嬗代，以及對農耕世界間的抗爭，屆至蒙古族興起，征服漢族中國，統合遊牧、定居兩地帶而成立元朝，已係歷史的總決算意味。
低文明遊牧民族恃其武力，由征服而支配人口稠密、生產力豐沛又文化程度為高的農業定居人民社會，習得高度政治技術，經濟力增大的結果，必須修正原支配體制乃歷史通則，無論中國、中亞細亞、伊朗均然，中國的場合， 便是遼朝以來的征服朝代支配。征服朝代一方面漢化， 一方面又須保持征服者固有的遊牧性， 而鑄定其支配的二元性， 與其朝代基盤的必然出諸複合性社會形態。在於元朝， 蒙古至上主義支柱的身份制秩序， 尤系特色。
《元史·百官志序》所記： “官有常職， 位有常員， 其長則蒙古人為之， 而漢人、南人貳焉”。然而，大元帝國如何與其前身蒙古帝國區分，蒙古帝國時代於漢地的屬領統治如何提升為元朝集權政治體制，也自此方面為變化最是分明，而堪憑以瞭解。蒙古帝國時代，身份制複合社會形態未成熟的階段， 南方農耕、沃洲地帶系與遊牧本部相異的屬領體制統治， 所謂漢地的漢族中國部分， 尚限原金朝領土。
張柔（1190—1268年），張弘範乃其第九子
其地， 於金朝崩壞前後的混亂社會中， 崛起甚多地域性割據的土著軍閥， 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壟斷軍、民、財諸權， 而且父兄死， 子弟繼， 儼然一國君主。河北省保定的張柔、真定的史天澤，山東東平的嚴實、益都的李璮，山西大同的劉黑馬等，都於當時著名。
由太宗窩闊臺即位之初最早所採漢軍三萬戶之一的史天澤（另二人則劉伯林、張柔， 史天澤系繼自其兄史天傯）， 世祖忽必烈初以平李璮總帥率先解除所擁地方軍權， 《元史》本傳述其事： “至是（中統三年）， 言者或謂李璮之變， 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 兵民之權， 不可並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而漢人軍閥的封建或支配體制與其領主地位撤廢， 轉換為與蒙古人諸王、勳臣一體的名目上封邑。
從未間接統治的漢地屬領政治，至是以蒙古人政治勢力完全浸透而告一總結， 漢式集權政治的中央—地方孔道直接貫通。隨後， 便是自我意識上也已與蒙古帝國區分前後期的漢式朝代名“大元” 制定。
張弘範抵達崖山，準備與南宋最後的決戰
須理解的是蒙古帝國屆至後身元朝， 支配者層依然， 只是披了新外衣的舊遊牧領主層。蒙古國家建設當初， 立有功業者的蒙古人勳臣系譜， 元朝沿續其特定身份， 漢語稱之“有根腳的” 或“有由緒的”， 便以“根腳” 有無決定其具有加入帝國支配者層資格與否最大的社會要件。又包括了對世祖政權成立建有功勳漢人， 以及切離了特權的原漢人軍閥根腳身份， 一體承認吸收入元朝支配層， 以強化蒙古支配階級與元朝政權基盤。參與決定國策的中央高級官僚，除了如上有根腳的蒙古人與漢人子孫以外， 一概不可得。
社會政治地位蒙古人均高一等， 非只反映的是蒙古至上主義， 且從意識上便是蒙古人優越感。清朝趙翼《廿二史劄記》整理《元史》有關資料的兩篇文字， 對此尤堪明示，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篇指出， 自以漢制建國的世祖便不習漢文， 諸帝皆然， “是凡（漢臣） 進呈文字， 必皆譯以國書， 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不惟帝王不習漢文， 即（蒙古） 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止於出現世祖時江淮行省宰臣無一人通文墨的事情。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篇又說明， 元朝本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 故雖非賜者， 亦多仿之”， 抑且， “有元一代諸君， 惟知以蒙古文字為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 通蒙古文， 然後便於奏對， 故人多學之”。其情況， 與遼、金等朝帝王帶動取用漢名， 精通漢文的風氣， 全然異趣。元朝征服者的優越感， 由此表露無遺。
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
趙孟頫（1254—1322年），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1286年，趙孟頫被行臺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趕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禮敬。
與色目人仰慕儒學與漢族詩文事象形成諷刺對照， 漢族社會傳統尊重的讀書人， 宋朝以來通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被冷漠， 又是元朝複合社會特徵。一項元朝漢人社會十階級身份標準， 鄭思肖於元初最早所列舉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記述元朝歷史的著作幾乎無例外都痛心疾首加以引用。
“儒” 通過科舉考試固可直升第一級“官”， 鄭思肖系南宋遺民而為蒙古人極端憎惡論者， 其言也無妨指嫌誇張， 然而， 批判系具有依據。蒙古人支配者的社會價值觀念， 宗教與實用技術從事者的社會地位毋寧都須超過農耕人民“民”， 未登仕途前讀書人“儒” 的不事生產， 狀況又近似無業遊民“丐”， 以“十” 數等級區分社會身份時， 社會寄生者定必落至最後為當然。
元朝須第四代仁宗始開科舉， 科舉考試又時行時輟， 便由於如上觀念衝突， 又無意調整相互間差距的結果， “九儒十丐” 乃鑄定相提並論。也從而可知， 世祖重用儒者建設元朝國家， 並非以其係為“儒者”， 只是利用儒家政治理念與榨取儒者建國技能，與壓榨漢人生產力而非尊重， 初無二致。無視於損傷漢人社會傳統， 藐視漢族精神面蒙受絕大打擊， 正又是元朝蒙古至上主義支配的優越感表現。
八思巴與忽必烈
此外，世祖時八思巴被尊奉為帝師以來， 喇嘛教以蒙古人支配階層盲信而地位之隆、待遇之優， 非僅耗損國家財政之巨， 至與諸王恩賞相提並論的程度， 元朝中期以降， 漢地喇嘛僧極度發展的專橫行為， 也於漢族民眾敵愾同仇的火山爆發。《元史》釋老傳西藏特殊制度與喇嘛僧人囂張氣焰的記述是——
為其徒者，怙勢態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 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 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 及其大臣冢墓， 凡一百一所。攘奪盜取財物計……，田二萬三千畝， 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蒙古至上主義下，抑壓的漢人社會政治不平情緒，以外經濟原因的反感， 已如火山底層潛伏的熊熊岩漿， 驕橫的元朝支配階層卻全無所覺，也不曾覺察， 反而爭權奪利的內部互鬥愈演愈烈。征服統馭衰兆， 且自世祖之崩， 因皇太子真金先薨而孫子成宗繼位為元朝第二代皇帝， 成宗又崩時無子， 便行展現。自是， 從外立的第三代武宗以迄元朝最後皇帝順帝即位，僅僅二十六年間有九代帝王交替， 由第五代英宗起算且是十二年間變換七帝，政權的不穩定可見。帝位頻繁交迭事象的背景， 所交織便是宗派傾軋、權臣跋扈， 與皇室自殘的醜惡畫面。
杭州靈隱——飛來峰石刻造像(楊璉真伽造像)
順帝即位以來， 頻頻天災的範圍與規模續續增大， 至如登位當月（1333年六月） 的一個月六次： “大雷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涇河溢， 關中水災； 黃河大溢； 河南水災； 兩淮旱， 民大飢”， 動搖元朝政權基礎的時機已經成熟。流民、貧窮農民、大量的失業者， 紛紛投入紅巾旗下。
面對紛紛脫離元朝政權的江南群雄蜂起之勢， 元朝權臣政治下的鎮壓軍，卻仍是內部權力鬥爭不已， 反亂聲勢利用朝廷此致命弱點而益發壯大。然而，蜂起者雖都稱帝稱王，性質始終不脫掠奪、破壞、無秩序的流寇或群雄境域。
昏暗的四分五裂大騷動中光明透露， 系以郭子興死而繼統其眾的部將朱元璋登場， 得有能力、具政治理想的同志協力， 南京為中心所結合鄉土防衛團的獨立勢力茁壯。先後破滅勁敵陳友諒、張士誠後的1367年，大軍堂堂北上，目標指向元朝大都進擊。翌年，朱元璋在金陵， 自吳國王登位皇帝，明朝成立。同年，北伐軍攻陷大都東方的通州時，東南物資久已以動亂中斷供應， 糧盡食絕的元朝朝廷， 已不得不放棄大都， 向北方內蒙古撤退， 元朝的漢族中國統治結束。
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大戰
元、明的朝代交代， 於中國歷史具有多方面特殊意義——
元末社會混亂中蜂起群雄， 首舉叛旗的劉福通、徐壽輝出身資料已見前述外， 陳友諒湖北省沔陽漁夫， 明玉珍湖北省隨州遊俠， 方國珍浙江省黃岩（台州） 私鹽商兼海賊團首魁， 張士誠江蘇省泰州的運鹽舟夫， 陳友定傭工，關鍵性人物郭子興乃入贅安徽省定遠富家的曹州人卜者之子， 其繼承人明朝建國者朱元璋安徽省濠州（鳳陽） 人， 十七歲時父兄以饑饉與疫病死亡， 母又故世， 孤苦無依而落髮為僧， 是個沿門托缽的四方遊食者， 朱元璋事業最主要兩員大將徐達與常遇春，前者農夫，後者盜賊。
這些風雲際會的英雄好漢， 多由下層社會產生， 人物成份頗似漢朝建國。元朝嚴禁漢人攜帶武器與畋獵， 戰亂中“耕牛剝皮作戰具， 鋤犁化盡刀劍鋒” （明朝開國功臣劉基《夏夜臺州城中作》詩句）， 也似秦末揭竿而起。
元末蜂起群雄籍貫與起義地無不在長江流域或所謂江南之地。此一事象， 一方面正是說明元朝異族統治下， 平素極端受歧視的被壓迫者是南人；另一方面， 對壓制者反抗鬥爭由南方主導，而且成功，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方壓倒北方。
元順帝自毀長城，鴆殺軍政全才的脫脫，讓國勢無可挽回
相對而言， 元朝式的朝代落幕也於中國歷史為第一次。歷代朝代崩壞， 如非悲壯的玉石俱焚， 便是屈辱的降伏， 征服朝代的場合， 且是原支配民族實體的消失。而惟元朝蒙古人系異例， 朝代初建時移住漢族中國的， 朝代結束又整族退出漢族中國（包括自願隨行的漢人官員與家屬）。東起遼東、西及甘肅的數十萬人民族壯觀移動， 北上覆歸而且確保原住地蒙古高原。
只是元朝的漢族中國征服朝代雖然終結，朝代命脈並未斬絕。北走的順帝， 滯留內蒙古西夏之都上都至翌年， 明軍續至，再北退應昌府（內蒙古境內）， 而第二年（1370年） 病死，廟號惠宗（順帝系明朝給予的諡號）。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 應昌又受明軍攻擊潰退， 殘餘的元朝支配者集團， 乃完全北撤和林為結集中心的外蒙古本土。所以，“元朝” 為於和林實質存在， 與已削平割據群雄，完成漢族中國全土支配的明朝， 南北對峙， 僅自順帝大都脫出劃期， 其後的元朝已不被承認為中國正統朝代， 改依明朝立場別予“北元” 的稱謂。
元朝命運得以異於從來所有君臨漢族中國的民族， 端以抗拒漢族文明態度的傲岸不屈。人數為少的異民族憑恃武力君臨擁有龐大人口數與高度生產力的優秀民族文化社會， 而建立征服朝代支配體制， 本質必然具有二重性。
二重性於征服朝代乃最主要， 卻也是所面臨最困難的課題， 被支配民族高度文化的眩惑系最容易不自主墜入的陷阱， 而惟蒙古人元朝例外。其原因， 一是可敬的民族自覺， 堅守蒙古至上主義， 二便由於元朝統治漢族中國年代究竟較短， 迴避強力的漢族文明同化力才得以可能。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姚大中
1.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臺灣歷史學者姚大中生平全力創作的恢弘鉅著，首次在大陸推出簡體字本。
2.全景透視遊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在域外與中國的動態聯繫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當前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都可以從中觀照。
3.《羋月傳》歷史顧問、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勇聯袂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