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撕破！都說澳洲醫保系統完善 可能沒你想的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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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保費越來越貴
• 走進死衚衕
• 兩大系統互掐
• 發現問題容易，解決問題很難

前言

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系統可以說讓人羨慕。

但是，澳洲智庫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發佈的最新報告表示，澳洲私人醫保體系陷入了一個“死衚衕，難以為繼”。並建議聯邦政府取消對私人醫保行業30%的退稅補貼，用這筆錢直接補貼公立醫療體系Medicare。

相反，澳洲最大醫療保險公司之一NIB公司的負責人Mark Fitzgibbon則呼籲聯邦政府取消國民醫保Medicare，並且強制實施私人醫療保險制度。

Mark Fitzgibbon表示，沒有“政府壟斷”的Medicare，陷入困局的私人醫保行業可以快速走向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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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越來越貴

圖：澳洲房產評估師Peter直言，保費越來越貴

澳洲房產評估師Peter和他的妻子Danielle一共生育有三個小孩，分別是8歲的Cooper、6歲的Rachel以及3個月大的Hudson。每年他們需要為自己和三個小孩支付的私人醫保費用大約為4800澳元。

在接受調研時，Peter表示如今的私人醫保已經是變得“越來越貴，超出了很多人的可負擔範圍。”

儘管Peter並不反對購買私人醫保的必要性，但是卻也開始考慮降低私人醫保的承保級別。

過去十年，私人醫保保費年均上漲幅度介於4-6%區間。2019年雖然是私人醫保保費上漲幅度最小的一年，但是也達到了3.25％。

相比同期1.8%的通脹率和2.3%的工資增長率，對於澳大利亞居民而言，保費實際上漲非常明顯。

在目前的環境下，這樣的漲幅並非不可預料。截至2017年的十年間，公共醫療系統支出年漲幅接近7%。同期患者自費部分也以每年5.1%的速度遞增。

相關數據顯示，患者就診次數以每年4%的速度上升，而醫療價格通脹率每年上漲2%。許多醫院手術和流程，如心胸外科、結腸鏡檢查、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術等，每年增加超過5％。

儘管聯邦政府每年用於補貼私人醫保的支出高達60億澳幣，但是私人醫保的成本還在繼續上漲。

雪上加霜的是，自2014年開始，聯邦政府開始對退稅實施指數化，所用的計算公式為消費者價格指數與行業加權平均保費增長之間的差異。隨著指數化的實施，澳大利亞居民退稅逐步下滑。

例如，2013/14年度，年齡在65歲或以下且收入低於88,000澳元（基本級別）的投保人可獲得30％的退稅。目前，同一人群獲得的退稅僅略高於25%。

另外，從今年4月1日起，政府退稅減少0.1％至0.5％，具體減少幅度取決於投保人所處的收入級別。以典型住院保險家庭而言，每兩週保費約為140澳元，退稅減少意味著每兩週保費增加1澳元。

和Peter一樣認為私人醫保“越來越貴”而動搖的年輕人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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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死衚衕

澳洲智庫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由於私人醫保保費越來越貴，超出了很多人的支付能力，整個行業可能陷入了一個“死衚衕”。

為什麼這麼說？很多澳大利亞人，特別是年輕人，現在都不買私人醫保了。

研究所項目負責人Stephen Duckett表示：“我們看到，近些年來，保費漲幅要遠遠快於同期的工資漲幅。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放棄購買私人醫保，尤其是那些健康狀況相對較好，年級較輕的人。”

“但是這樣一來，留下來的人都是發病概率大，就醫成本高的人群，私人醫療保險公司不堪重負，只得進一步上調保費，導致更多人退出，繼而形成一種死循環。”

數據顯示，2016年至2018年期間，20-29歲投保人群下降了8％。

羅伊摩根（Roy Morgan）對超過5萬名澳大利亞居民的最新調研結果也顯示，在過去五年中，認為私人醫保屬於“必備”的投保會員數量從65％降至55.4％，其中40歲以下的年輕人下降幅度最大。

在不同年齡人權中，25歲至39歲的成員中只有43％認為購買私人醫保“必不可少”，而70歲及以上的成員則為75.1％。

拉伯籌大學教授Karen Willis說道：“年輕會員人數下降是私人醫療保險行業特別關注的問題。

“和所有其他保險一樣，你需要有大量的投保會員才能發揮作用。但是，對於私人醫保行業而言，需要擴大會員數量可能只是保險公司的一廂情願。”

當私人醫療保險系統不堪重負，自然依賴公共醫療保險的人群也會相應增加。最終買單的實際上還是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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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系統互掐

自上世紀80年代引入國民醫保制度Medicare以來，澳洲聯邦政府被指責未能明確界定私人醫保的作用。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醫保體系的“混亂”。

Medicare 和私人醫保體系之間的互掐是常見的事情。

近日，澳洲住院病人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在公立醫院就診時到底是選擇Medicare支付還是選擇私人醫保商支付呢？

私人醫保運營商說自己已經淪為了資金不足公立醫院的”搖錢樹”。後者被指在患者就診時積極說服患者使用私人醫保，即便患者並不真正需要使用私人醫保。

(圖) 墨爾本皇家兒童醫院

例如，墨爾本皇家兒童醫院在患者就診時就會問患者是否有私人醫保，並表示此舉有助於醫院提高自己的患者服務。

私人醫保行業組織，澳大利亞私人醫保協會（PHA）負責人Rachel David則表示，患者在退出國民醫療保險系統轉而適用私人醫保時受到了“公立醫院的誘導”。

PHA提供的案例中，有一名患有肺炎的患者表示，凌晨自己還沒有起床的時候就接到了醫院工作人員的電話，對方極力說服他使用私人醫療保險付費。

電話那頭，醫院工作人員說道：“您的醫療費用顯示，您需要為手術支付數千元。這筆錢還是從您的私人保險賬戶走吧？”

患者的夫人說道：“當時我的丈夫病的非常嚴重，在被告知不會對自己造成任何影響後同意了醫院的做法。”

在另一起案例中，公立醫院工作人員分別在四個不同的場合，（最後一次是無家屬陪同的情況下）說服一名89歲的高齡男性患者使用私人醫療保險付賬單。並且，所有表格是護士代替患者簽署的。

Rachel David說道：“在這樣的情況下，私人醫保商不虧錢才怪。”

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公共衛生部門對私人資金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2017年澳大利亞聯邦衛生部的一份文件顯示，截至2016年的三年內，公立醫院使用私人醫保的患者數量增長了28.6％，增速是同期採用Medicare國民醫保患者數量的兩倍還多。

David說道：“過去3-5年，我們看到公立醫院通過急診部門收入私人醫保患者，以及通過對住院患者，主要是癌症患者採用強硬銷售的手段，導致公立醫院使用私人醫保的患者數量呈現陡直增長。”

根據PHA的數據，私人醫保公司為這類患者每年支付的費用超過10億澳元，佔保費的大約6%。

事實上，向私人醫保商轉嫁費用早已是行業內公開的祕密。聯邦衛生部長Greg Hunt在2017年就曾發佈了一份關於“通過解決公立醫院私人患者增長、來減輕私人醫療保險費壓力”的討論報告。

報告指出：“公立醫院私人醫保費用快速上升是私人醫保商的一大隱患。”同時，公立醫院收入使用私人醫保患者的數量大幅增長無法用臨床或人口學原因予以解釋。

報告顯示，大量證據表明這是由公立醫院進行“廣泛努力”，以說服患者採用私人醫保治療所致。

Hunt辦公室發言人表示：“政府對公立醫院使用私人醫保患者數量大幅增長表示關切。這種做法在維多利亞州和昆士蘭州尤為普遍。這一問題的存在導致澳大利亞家庭私人醫療保險費用增加，公共病人等待時間延長以及私立醫院倒閉。”

PHA聲稱，一些州政府默許公立醫院向私營部門進行“成本轉移”，併為公立醫院設定一定的配額，從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和聯邦政府獲得“自有資源收入”。

目前，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的衛生部門都否認了使用配額的做法。

4

發現問題容易，解決問題很難

發現問題很容易，解決問題的難度卻不小。

格拉坦研究所認為，眼下政府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放棄“不公平”的補貼制度，例如取消30%的保費退稅，把每年節省的數十億資金用於補貼Medicare。第二種，政府直接給私立醫院提供補貼，而不是保險公司，讓其成為Medical的真正替代品。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在報告中，研究所並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取消補貼”的說法，但是報告的論據卻都指向了前者。

對此，澳洲最大私人醫療保險公司之一，NIB公司的負責人Mark Fitzgibbon呼籲聯邦政府應取消國民醫保Medicare，並且強制實施私人醫療保險制度。對於交不起保費的弱勢群體，政府完全可以用目前免費醫療保險體系的一小部分資金予以補足。

這一點和格拉坦研究所的提議恰好相反。

NIB董事總經理Mark Fitzgibbon表示，自己的提議不僅保護了最弱勢群體，而且沒有“政府壟斷”的Medicare，陷入困局的私人醫保行業可以快速走向復甦。

他說：“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實施強制私人醫保制度，並通過稅收補貼那些交不起保費的人群。”

根據Mark Fitzgibbon的說法，高收入人群必須自行、足額繳納保費。低收入人群則通過政府稅收穫得補貼。

但是有人說，這將推動澳大利亞走向一個更類似於美國的體系，即如果沒有購買足夠的保險，你可能“因病致窮”。

事實上，在美國，醫療費用是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就在去年，NIB的主要競爭對手Bupa就因為其政策的“美式”變化而飽受批評。

END

對於生活在澳洲的居民而言，食品價格上漲、住房成本上漲、看病成本上漲,,,,,,.

不少人開始懷疑，我們的生活標準是在倒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