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問自己，最愛說的是哪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
語言本是為著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著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勵脣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我們試問自己，最愛說的是哪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
語言本是為著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著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勵脣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裡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啟示。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沒有什麼發生感興，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就不用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才動手去寫。若不是為著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去寫，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是有的。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並不根據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別人的影響，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但是寫下來卻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
至於存著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才算達到某種目的。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
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這樣說，無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來申辯，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許也不要承認自己的模仿。
但是有一種尺度在這裡，用著它，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就是這文字裡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作者自己的。從這衡量就可見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作者自己並不曾拿出什麼來。不曾拿出什麼來，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
至此，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歡喜其實無可歡喜，又何必定要寫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為葆愛這種工具起見，也將遏抑利用的心思。
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才動手去寫作。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潛心研修，竭盡畢生的精力，獲得一種見解，創成一種藝術，然後寫下來的，自然是寫出自己的東西。
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懸，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就得避去不說，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
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實際，又絕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至於質料，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
雖然不能說絕沒有創新，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但是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寫這篇文，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也不是想利用著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
我們試問自己，最愛說的是哪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
語言本是為著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著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勵脣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裡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啟示。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沒有什麼發生感興，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就不用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才動手去寫。若不是為著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去寫，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是有的。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並不根據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別人的影響，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但是寫下來卻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
至於存著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才算達到某種目的。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
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這樣說，無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來申辯，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許也不要承認自己的模仿。
但是有一種尺度在這裡，用著它，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就是這文字裡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作者自己的。從這衡量就可見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作者自己並不曾拿出什麼來。不曾拿出什麼來，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
至此，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歡喜其實無可歡喜，又何必定要寫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為葆愛這種工具起見，也將遏抑利用的心思。
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才動手去寫作。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潛心研修，竭盡畢生的精力，獲得一種見解，創成一種藝術，然後寫下來的，自然是寫出自己的東西。
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懸，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就得避去不說，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
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實際，又絕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至於質料，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
雖然不能說絕沒有創新，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但是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寫這篇文，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也不是想利用著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
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和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它是獨立的，即使表達出來的恰巧與別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都不受模仿的譏評，因為它自有獨立性。
這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無礙彼此的獨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卻無礙自己的獨立。
所以我們只須自問有沒有話要說，不用問這話人家曾否說過。果真確有要說的話，用以作文，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
更進一步說，人的思想情感誠然不甚相懸，但也決不會全然一致。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師友的薰染，時代的影響，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因。
原因這麼繁複，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情感。那麼，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實在很難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
試看許多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描繪山水，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了。
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對著風月山水；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必須有所寫才寫；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糅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
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詞，也只是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予的，終究是唯一的獨創的東西。
討究到這裡，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
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就會連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於事理的真際，切乎生活的實際；假若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
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試想假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時候，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因為無由檢驗，也將雜出於我們筆下而不自覺知。
如果終於不覺，徒然多了這番寫作，得不到一點效果，已是很可憐憫的。
如果隨後覺知了，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以為背於事理的見解，怎能夠表白於人間，貽人以謬誤；浮蕩無著的偶感，怎值得表現為定形，耗己之勞思呢?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所以總希望自己所寫的文字確是美好的。
虛偽浮誇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有些人的文字裡確是犯著虛偽、浮誇、玩戲的弊病。這同前面所說的一樣，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論事，為才力所限，自以為竭盡智能，還是得不到真際，就此寫下來，便成為虛偽或浮誇了。
又譬如抒情，為素養所拘，自以為很有價值，但其實近於惡趣，就此寫下來，便成為玩戲了。這所謂無意的，都因有所矇蔽，遂犯了弊病。至於有意的，當然也是懷著利用的心思，藉以達某種目的。
如故意顛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視聽，便趨於虛偽；諛墓獻壽，必須彰善頌美，便涉於浮誇；作書牟利，迎合人們的弱點，便流於玩戲。
我們試問自己，最愛說的是哪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
語言本是為著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著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勵脣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裡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啟示。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沒有什麼發生感興，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就不用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才動手去寫。若不是為著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去寫，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是有的。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並不根據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別人的影響，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但是寫下來卻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
至於存著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才算達到某種目的。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
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這樣說，無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來申辯，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許也不要承認自己的模仿。
但是有一種尺度在這裡，用著它，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就是這文字裡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作者自己的。從這衡量就可見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作者自己並不曾拿出什麼來。不曾拿出什麼來，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
至此，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歡喜其實無可歡喜，又何必定要寫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為葆愛這種工具起見，也將遏抑利用的心思。
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才動手去寫作。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潛心研修，竭盡畢生的精力，獲得一種見解，創成一種藝術，然後寫下來的，自然是寫出自己的東西。
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懸，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就得避去不說，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
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實際，又絕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至於質料，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
雖然不能說絕沒有創新，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但是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寫這篇文，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也不是想利用著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
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和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它是獨立的，即使表達出來的恰巧與別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都不受模仿的譏評，因為它自有獨立性。
這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無礙彼此的獨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卻無礙自己的獨立。
所以我們只須自問有沒有話要說，不用問這話人家曾否說過。果真確有要說的話，用以作文，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
更進一步說，人的思想情感誠然不甚相懸，但也決不會全然一致。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師友的薰染，時代的影響，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因。
原因這麼繁複，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情感。那麼，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實在很難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
試看許多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描繪山水，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了。
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對著風月山水；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必須有所寫才寫；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糅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
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詞，也只是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予的，終究是唯一的獨創的東西。
討究到這裡，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
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就會連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於事理的真際，切乎生活的實際；假若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
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試想假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時候，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因為無由檢驗，也將雜出於我們筆下而不自覺知。
如果終於不覺，徒然多了這番寫作，得不到一點效果，已是很可憐憫的。
如果隨後覺知了，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以為背於事理的見解，怎能夠表白於人間，貽人以謬誤；浮蕩無著的偶感，怎值得表現為定形，耗己之勞思呢?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所以總希望自己所寫的文字確是美好的。
虛偽浮誇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有些人的文字裡確是犯著虛偽、浮誇、玩戲的弊病。這同前面所說的一樣，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論事，為才力所限，自以為竭盡智能，還是得不到真際，就此寫下來，便成為虛偽或浮誇了。
又譬如抒情，為素養所拘，自以為很有價值，但其實近於惡趣，就此寫下來，便成為玩戲了。這所謂無意的，都因有所矇蔽，遂犯了弊病。至於有意的，當然也是懷著利用的心思，藉以達某種目的。
如故意顛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視聽，便趨於虛偽；諛墓獻壽，必須彰善頌美，便涉於浮誇；作書牟利，迎合人們的弱點，便流於玩戲。
無論無意或有意犯著這些弊病，都是學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汙點。如果他們能想一想是誰作文，作文應當是怎樣的，便將汗流被面，無地自容，不願再負擔這種缺失與汙點了。
我們從正面與反面看，便可知作文的求誠實含著以下的意思：從原料講，要是真實的，深厚的，不說那些浮游無著不可徵驗的話；從態度講，要是誠懇的，嚴肅的，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十分卑鄙的樣子。
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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