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有詩云，智慧火炬燃一方,廣聞博學言金剛。愛國老人一顆心,惜土嫩芯百瓣香。
他是舉世聞名的藏族學者，學貫藏漢，著作林立，阿沛-阿旺晉美也曾頂禮於他的座前；
他更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人士，在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團結，促成西藏和平解放中都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被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稱譽為“愛國老人”。
他就是喜饒嘉措大師——一生致力於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事業的我國藏傳佛教的一代高僧。
圖為毛澤東主席與喜饒嘉措大師親切交談。來源：網絡
喜饒嘉措，藏族，1884年出生於青海循化縣。7歲出家，法名為喜饒嘉措（意為智慧的海洋），16歲到甘肅拉卜楞寺學習，21歲到西藏哲蚌寺深造。自1918年開始，喜饒嘉措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邀在羅布林卡行宮主持藏文佛經和古籍的整理校勘工作。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他先後出任第一屆政府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68年11月1日，喜饒嘉措大師圓寂，享年85歲。
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
解放初期，喜饒嘉措大師利用他特殊的地位和威望，多次寫信和發表廣播講話，並不顧年高，不辭辛勞，多次跋涉於青海的廣大農牧區，向廣大僧俗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清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對於解除種種疑慮、穩定人心，維護祖國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貴德昂拉地區（今尖扎縣境內）千戶項謙在反革命分子煽動下叛亂，武裝佔領昂拉地區，趕走政府幹部、窩藏土匪特務，騷擾周圍群眾，出於民族團結考慮，青海省委、省政府決定對項謙勸降，喜饒嘉措大師臨危受命，他和十世班禪大師的代表及政府其他領導，先後17次前往昂拉地區開展說服、勸降工作，闡釋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幫助其解除疑慮，經過多方面的工作，項謙終於認清形勢，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積極促進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喜饒嘉措大師擁護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決策，積極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1950年秋，喜饒嘉措大師多次寫信給西藏的故舊、學生，並親自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說明當時國內形勢發展情況，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懷念之情， 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赴京和談。當代表團途經西安時，喜饒嘉措大師語重心長地叮囑他的學生阿沛•阿旺晉美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成功。”喜饒嘉措大師的這番努力，為和平解放西藏，促使十七條協議簽訂做出了積極貢獻。
促進中外友好
新中國成立不久，許多國家對我們很不瞭解，特別是由於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造謠，胡說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廟都被搞光了，等等。因此，一些佛教國家對中國是否有信仰自由，懷疑頗多。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大師不僅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上自國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眾多外賓，還多次率領我國佛教代表團出國訪問：出席了在尼泊爾舉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舉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會，參加了在印度舉辦的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活動，兩次護送佛牙赴緬甸、斯里蘭卡全國各地巡迴接受朝拜。通過這些活動，宣傳了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達了中國人民和佛教徒願與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願望，增進了與這些國家人民和佛教徒的相互瞭解和友誼。喜饒嘉措大師經學超眾，知識淵博，才思敏捷，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訪問任務，贏得了參訪國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評。
同時，喜饒嘉措大師通過自己解放前後的親身體驗和在大江南北各處觀光後的感受，撰寫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佛教》一文，文中強調指出：“佛教的發展前途與祖國繁榮昌盛的命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與高度評價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西北局副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同志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最早與喜饒嘉措大師聯繫的高級幹部，他們之間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共同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雨歷程。習仲勳同志與喜饒嘉措大師之間的親密友誼，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與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肝膽相照、坦誠相待、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典範和楷模。
對於喜饒嘉措大師在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貢獻，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多次稱譽他為“愛國老人”“藏族學者”。
喜饒嘉措大師對黨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用藏文寫了許多讚頌共產黨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的詩歌。他常說：“黨對我的恩情和三寶（佛、法、僧）給我的恩情一樣大，正是共產黨的教育和培養，才使我的思想認識不斷提高。黨和人民政府信任並器重我，為了報答黨的恩德，我要將一切獻於眾生的事業。”（中國西藏網 綜合/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