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錫伯族大遷徙

錫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他們為古代鮮卑人的後裔，是我國北方不斷遷徙的少數民族之一。東漢時期，鮮卑據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阿勒泰山的漠北高原，公元四至五世紀, 南遷至黃河流域,建立了北魏政權，統一了北部中國，開始接受漢文化，漸漸融入漢族之中，還有一部分鮮卑人仍留在大興安嶺的森林和呼倫池的湖網地區，過著漁獵生活，居住在東北嫩江、松花江、綽爾河流域的鮮卑人繁衍下來，成為今天的錫伯族人。

蒙元時期，錫伯族受蒙古人統治。歸入清朝之前，仍系蒙古科爾沁之奴，為科爾沁納貢奴役，1692年科爾沁蒙古把錫伯族獻給清政府，錫伯族分別被編入鑲黃、正黃、正白等滿洲的上三旗。滿族統治者害怕錫伯族人民居住在一起難以統治, 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錫伯族人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進行四次遷徙。

第一次是把錫伯人分別遷住於齊齊哈爾、吉林烏拉和伯都納新建的木城；第二次是從1699 年至1701年，把這個地區的錫伯族遷至北京、盛京(今天的瀋陽市)以及盛京所屬的地區；第三次是在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 從東北錫伯族官兵中挑選千餘人, 連同家眷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駐防屯田；第四次是清政府於1769 年(乾隆三十四年)從錫伯族裡選出千餘名官兵遷至雲南邊塞駐防。

蒙元時期，錫伯族接受了蒙古文化，使用蒙語蒙文，仍處在遊牧文明時期。納於清朝統治之後，清政府把錫伯族遷至齊齊哈爾，吉林烏都和伯都那，後又遷徙到北京、盛京，錫伯族也由遊牧文明進入了比較先進的農業文明，並逐漸放棄蒙文蒙語而接受滿文滿語、滿族文化和漢族文化。而錫伯族歷史上規模大、行程遠、路途最艱苦、最令人刻骨銘心的西遷壯舉給錫伯族文化帶來的影響將是深刻的。

錫伯族的西遷是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也是錫伯族人的一次痛苦的生離死別，西遷使錫伯族的歷史和文化得到了改寫，西遷精神也滲透到他們的子孫後代的靈魂中，創造出具有獨特魅力的錫伯族西遷文化，為錫伯族的文化增添了豐富的內涵。一方面，西遷錫伯族的精神得到洗禮和昇華;另一方面, 西遷歷史本身也成為其藝術文化的源泉。

為了充實新疆邊防，清政府從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開始陸續從東北和內地幾省的西安、涼州、莊浪等地調遣滿、索倫、厄魯特兵移居新疆。錫伯族西遷就此開始。錫伯族的西遷極其艱辛，他們從盛京出發，經受了長途跋涉，用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行程一萬餘里，到達伊犁河。途中錫伯軍民越大興安嶺南端後, 經達來諾爾通蒙古各旗的驛道時， 曾在大漠深處鑿井飲水，在今蒙古國版圖上仍然有“錫伯吉爾孟”的地名。

行至烏里雅蘇臺過冬，啟程時共撥給馬兩千匹、牛三千零三十六頭，因長途跋涉, 牛甚疲瘦竟不能活，又遭瘟疫，共倒斃二千六百餘頭，僅存四百餘頭。雖然還有兩千零九十匹馬,但疲瘦生癩者有三百餘匹, 其餘馬匹內能得力者亦少。行至科布多一帶, 天氣暴熱, 阿爾泰山積雪融化，發源於阿爾泰山諸河一時俱漲，錫伯軍民受困多日,所剩兵丁之口糧, 只足月餘之食， 所借馬匹、駱駝, 亦倒斃甚多， 管帶協領阿木胡朗派人向伊犁將軍府請求借濟。在獲得借濟之前，餘糧已盡，畜力短缺，沿途只得採摘野草,和著一點點糧食，聊以充飢。為了紀念這段艱苦的經歷, 錫伯人後來每年春季採摘一種叫“烏珠穆爾”的野菜吃。他們還在通往北冰洋的額爾齊斯河上架設浮橋渡河，至今還留有“錫伯渡”地名。

錫伯族的西遷是刻骨銘心的。錫伯族軍民離開自己的故土和生身父母，扶老攜幼，帶著糧食、帳篷等日用雜物，帶著故土的五穀種籽，帶著剛剛離別的深切痛楚。 踏上遙遠的萬里征程，這支西遷的隊伍顯得多少有些無奈和悲壯。然而西遷的錫伯族不僅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同時也鍛就了他們優秀的民族品質:其一，西遷中的艱苦歷程培養了錫伯族堅韌執著的民族氣質，賦予了這個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使錫伯族在以後的屯墾戍邊中屢建奇業。錫伯人到伊犁後不久，便組織開荒種地，他們疏通廢棄多年的綽合爾渠， 引來伊犁河水灌溉農田。1802年總管圖伯特經過多年實地測勘，取得伊犁將軍鬆筠的支持，發動起幾百號人歷時近6 年時間，流血流汗甚至獻出了一些人的生命，終於完成了一條深1丈、寬1丈2尺、東西長200 裡的伊犁地區第一條引伊犁河水灌田的人工開鑿的大水渠, 當時稱為“錫伯渠”或“錫伯新渠”，後稱“察布查爾布哈”。錫伯族在新渠南北兩邊築城堡定居， 很快開墾了78704 畝地。這個新渠同南山腳下的維吾爾屯田村莊相鄰, 加強了錫伯族和維吾爾族人民的交往。目前這條渠的兩岸已形成了一個幾十萬畝的灌區，灌區內年年五穀豐登，養活了數以萬計的錫伯人民。

其二，錫伯族軍民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歷經千山萬水，完成了西遷壯舉，深化了錫伯族的民族自豪感，這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西遷西北邊陲的錫伯族人民在歷史的滄桑鉅變中始終能夠保持自己的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其三，離別故土的深切痛楚、客居他鄉的萬般無奈和西遷的歷史使命，蘊育了西遷錫伯族深深的故土情懷，強化了西遷錫伯族民族感和國家感，促成錫伯族對家庭、故鄉、民族、國家強烈的熱愛和使命感，在他們的家庭、民族和國家面臨挑戰和遭受磨難時，他們會挺身而出,義無反顧。道光年間錫伯官兵在總管額爾固倫帶領下，為了國土的統一，與張格爾的軍隊血戰。1826年(道光六年)在喀什渾巴什河決定性戰役中， 錫伯兵八百人背水一戰，打敗敵軍。1828年錫伯族馬甲訥鬆阿、舒興阿和綠營兵胡超、段永福等在喀爾鐵蓋山活捉了張格爾。錫伯族額爾固倫、訥鬆阿、舒興阿和德克精阿四人因在此次戰役中立功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見和嘉獎。咸豐末年，錫伯營總管德格印領本營五百官兵開往博爾霍吉爾與俄軍作戰，抵禦沙俄入侵。1871 年(同治十一年) 沙俄入侵伊犁時, 錫伯、滿、綠、索倫、察哈爾、額魯特等各營及民人均已同心能死, 不降外夷。沙俄佔據伊犁後，錫伯族人民時刻準備把他們趕走。錫伯營總管喀爾蟒阿動員組織錫伯青年潛赴塔爾巴哈臺，在榮全和金順軍前效力。還組織生產，為左宗棠西征大軍準備軍糧。其四，西遷途中，錫伯族軍民風餐露宿、扶老攜幼、共度難關，強化了錫伯族的群體意識和集體主義精神。錫伯族軍民依靠集體的力量，在祖國的西北邊陲重建家園、生息繁衍, 保衛邊疆、建設邊疆, 在錫伯族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燦爛的新篇章。

遷徙民族面臨環境的變異，生活動盪不居，往往產生巨大的感情波動和心理反差。從穩定而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到惜別故土奉命西遷踏上萬裡征途，再到西遷途中飽償瘟疫流行、行途勞頓和生活難以維計的困苦，西遷帶給錫伯族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西遷成為了錫伯族文化藝術中一個永恆的主題。為了紀念西遷歷史, 錫伯族人民把農曆四月十八日定為自己的傳統節日，錫伯族人稱之為“西遷節”、“遷徙節”東北錫伯族稱之為“懷親節”。這一天,在新疆、東北、北京、內蒙古呼倫貝爾等地，錫伯族人都會穿上盛裝，歡聚一堂，載歌載舞，舉行多種形式的節慶活動以紀念本民族西遷的重大歷史。

解放以前, 新疆錫伯族人的農曆“四·一八”節日大多是以廟會形式，在各牛錄的寺院裡舉行。當時八個牛錄都有自己的寺院，寺院裡建有關帝廟、娘娘廟, 還有索木達廟等, 形成了集宗教、文化於一體的活動場所。每逢農曆“四· 一八”節日來臨，各牛錄都在寺院裡舉行廟會，舉辦各種儀式，如“關帝磨刀”、“向索木達神祈求安康”、“向主管普天下生靈的娘娘神祈求多子多福”等。同時還舉辦射箭、摔跤、賽馬、扭秧歌、跳大繩等文體活動。新中國成立後，1959 年新疆肖夫、吉慶等歷史考察團赴遼寧省時東北和新疆兩地錫伯族同胞得以相聚，時隔近兩個世紀的夢想終於成真。隨著相互來往的日益頻繁，“西遷節” 也由民間舉辦發展為官方舉辦，東北與西北地區的錫伯族在同一天的同一時刻共同舉辦、慶祝這一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