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已久的這些關於錫伯族歷史的傳說，實際是錯誤的'
作者錫伯族人
由於沒有出版發行的有關錫伯族歷史的檔案資料，在社會上、民間及一些出版物中都出現了一些錯誤說法。有的至今仍在傳播，以訛傳訛，誤導了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錫伯族和錫伯族歷史的正確認識。
一、有的同志說錫伯族是因犯錯誤被流放到伊犁地區的（伊犁是清代流放地之一），有的說是清政府對錫伯族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的結果，這兩種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亂後，為了對外抵禦沙俄窺視進犯，對內防禦民族分裂活動，在伊犁設了將軍府，移駐了大量的滿。察哈爾、厄魯特、索倫等官兵。首任伊犁將軍明瑞仍感兵力不足，特向乾隆帝請求移駐錫伯族官兵，乾降批准後，錫伯族軍民才奉命西遷伊犁屯墾戍邊的。
二、在民間和縣人大常委會1983年4月9日關於“決定農曆四月十八日為錫伯族人民的節日，放假一天”的通知中，有錫伯族於1764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從東北出發，第二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到達伊犁的說法。據中國第一檔案館的滿漢檔案資料記載，錫伯族從瀋陽出發時分了兩批。第一批由盛京鑲黃旗協領阿穆呼郎管帶，於農歷四月十日起程；第二批由熊兵協領噶爾賽管帶，於四月十九日起程。四月十八日是瀋陽同胞在錫伯家廟太平寺為西遷親人設宴餞別的日子。西遷隊伍於1765年7月20日、22日前後抵達伊犁。
三、關於西遷人數有多種說法，有的說3000多人，有的說4000多人，在《新疆地方史》中是8000餘人。據《清朝文選通考》和軍機處滿文《月折檔》記載，西遷士兵為1000人，防禦，驍騎校為20人，眷屬為3275人，註冊的總人數為4295人。到伊犁時發現跟隨而來的親友405人，其中男247人，女158人。途中出生嬰兒350人，西遷的總人口為5050人。（其中包括在冊的死亡、逃回後被斬首的人員）。
四、在許多文章中都說錫伯族西遷時清政府規定的期限是三年，筆者沒看到這方面的檔案資料。錫伯族是：“依照索倫、察哈爾兵之例籌辦前往”伊犁的（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條）。據查，錫伯族西遷用了一年零三個月時間；索倫營的第一隊鄂溫克族500官兵和1421名家眷於1763年春“青草萌生”時出發，8月中旬到烏里雅蘇臺。休整10余天後，8月底又出發，1764年1月19日抵達伊犁，用了約9個月時間；索倫營的第二隊達斡爾族500官兵與1417名家眷於1764年5月3日從黑龍江出發，9月下旬抵達烏里雅蘇臺。過冬休整後於1964年3月中旬又出發，於1764年7月26日到達伊犁，用了一年零二個月時間——《伊犁索倫營》。
察哈爾營官兵第一隊1000多人於1762年5月9日陸續出發，1763年3月6日抵達烏魯木齊（留駐烏魯木齊、烏蘇、伊犁登努勒臺、賽里木湖一帶）走了11個月時間；第二隊分兩批出發，第一批500官兵趕著4萬隻羊於1763年5月11日起程（家眷由下批攜帶）走了一年零二個月時間；第二隊500官兵攜著2013人於1763年6月出發，於1764年3月5日抵達伊犁，用了9個月時間——《清代察哈爾營》
索倫和察哈爾官兵的遷徙時間比錫伯族早1—2年，都用九個月至一年零二個月時間。錫伯族的西遷是“依照索倫、察哈爾兵之例”進行的，出發時官兵只發了一年的餉銀，由此看來清政府規定錫伯族西遷時間為三年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五、錫伯族西遷途中的死亡情況在檔案中沒有看到（逃回者外），有人說是“零死亡”，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錫伯族的原《西遷之歌》及民間記載中都有據可查。西遷路途遙遠而艱辛，因疾病、飢餓、誤食有毒野菜、婦女難產等原因而死亡時有發生。人世間最大痛苦莫過於生離死別，起初因無棺材，只好將死者遺體埋在路邊荒野，留下孤苦伶仃的一堆黃土，親人們悲痛欲絕，久久不忍離去。後來才開始火化，骨灰帶到伊犁安葬在各牛錄墳園。在如此艱苦、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的情況下長途跋涉一年有餘，特別是350多產婦和嬰兒中沒有死亡、夭折是不可能的。
六、道光年間，錫伯營總管額爾古論率領錫伯、索倫等官兵赴南疆參加平叛戰役，活捉了匪首張格爾，為維護祖國統一和反對民族分裂做出了重大貢獻。張格爾第三次作亂時如何攻陷喀什噶爾城？額爾古論如何率軍突圍？對這一段歷史在滿漢檔案資料中沒有詳盡的記載。因而在《喀什噶爾之歌》、《錫伯族研究》等許多出版社中（包括我的文章）都出現了慶祥自殺後額爾古論率軍突圍的錯誤說法。經查閱有關資料，（包括從南疆帶來的維吾爾族資料）這個問題才水落石出。
當時實況是這樣的：喀什噶爾系南疆重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經永貴奏請，在原來的舊城內修建了漢城，為城中之城，面積只有舊城的十分之一。城牆全用石磚砌就，非常堅固，漢城四個大門，東門叫承恩門，西門叫扶羌門，南門叫彰化門，北門叫闢遠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喀什噶爾地方官員的懇請下，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為新城定名為“徠寧城”，滿語叫Elhe jidere hoton，錫伯營官兵從這一年開始到這裡駐守，二年一換，一年一半，所以，錫伯營官兵對這裡的情況很熟悉。
1826年7月18日，張格爾第三次作亂，從阿圖什大麻扎突圍後，他利用宗教，狂熱煽動白山派穆斯林一萬餘人，進攻喀什噶爾，在五天五夜的激烈戰鬥中，雙方傷亡都十分慘重，滿營駐守的營盤被攻佔後被迫進入漢城。為了預防萬一，慶祥下令拆除吊橋。漢城四大門被賊匪自外堵砌，日夜圍攻，額爾古倫官兵已無法進入漢城。為了避免全軍覆沒，額爾古論只好率軍突圍，結果800人突出重圍，其餘都壯烈犧牲。1826年7月22日，喀什噶爾回城失陷。當天晚上，額爾古論官兵在三仙洞下過夜，第二天開始向阿克蘇敗退。 回城失陷後，慶祥與一千餘名漢族商人一起堅守漢城，張格爾久攻不下，於是向浩軍救援：“約破四回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爾酬共勞”。（《清史稿·屬國傳》卷529）
八月，浩軍侵略三千人來助戰，由於漢城堅固，一時難以攻破，死傷慘重。這時陰險奸詐的張格爾改變戰術，派出大批士兵在克孜爾河下游堵壩截留，妄圖抬高水位，淹毀漢城。守城官兵眼看河水逼近城下，在這城毀人亡的危急關頭，湖南籍士兵黃定湘毅然從城牆跳入河水，順流游到堤壩下，用雙手掏挖孔洞，堤壩終於潰決，水位急驟下降，他也被洶湧的河水吞噬。黃定湘捨己救城，使數萬百姓和守城官兵死裡逃生。
水淹漢城的陰謀失敗後，張格爾又改用地下挖洞的戰術，暗地派數百名士兵從城下挖掘地道到城內。大批浩軍侵略軍從地道內鑽出，頃刻間，城內殺聲四起，彈盡糧絕的守軍和商民寡不敵眾，全被殺死，慶祥自縊殉國。額爾古論突圍二個月後的9月26日，漢城被攻陷。
徠寧城毀於張格爾之亂，清政府收復伊犁後，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在原址重建了徠寧城。城牆改用版築填土法，土牆底寬6米，頂部寬4米，高近15米，它的重建時間與鞏留縣的大營盤城為同一年，為我國最後的城牆。
七、在清末錫伯族軍民的鞏留大開發中，究竟是誰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原《鞏留縣誌》、《最美的還是我們新疆鞏留縣》、《錫伯族研究》及最近出版的個別出版物中都寫了賽沙春。這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向伊犁將軍長庚提出錫伯營到鞏留屯田建議的是色普希賢，長庚允准後“總理特古斯塔柳屯田事務始終得力”的也是色普希賢（軍機處滿文《月折檔》，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條）。
古今中外有一個社會規律，富貴不過三代。滿清統治階段對滿營官兵長期實行“有銀有糧”的特殊政策，如：滿人婦女生兒育女都要發放餉銀和脂粉錢；伊犁其他營的佐領歲支俸餉銀105兩。但滿營佐領除105兩餉銀外，“尚有糧料折銀146.3兩，本色糧19.6石，馬料12.3石”。清政府的這種特殊政策最終導致滿營“兵丁怠惰偷安，俱歸無用”（《清高宗實錄》）。實際上，八旗子弟的歷史悲劇是清政府自己製造的，乾隆皇帝卻認為這是“近年來各處駐防，漸染漢人習氣”造成的（《清高宗實錄》）。伊犁將軍鬆筠曾多次要求滿營“應按照錫伯營八旗之制，按名分給地畝，各令自耕自食”，但收效甚微。如果新滿營有能力在鞏留築城鑿渠，色普希賢就不會派錫伯營官兵到鞏留了。新滿營組建12年來連自己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不了，財政拮据，軍民生活日益困窘。伊犁將軍對此也一籌莫展。這時，錫伯營總管色普希賢向他提出了錫伯營官兵到鞏留屯田的建議，當即得到允准。於是，色普希賢從1895年開始派兵到鞏留，1896年他又派鑲紅旗佐領愛新泰率250名官兵到鞏留。經過八年的辛勤勞動，1903年大小營盤及錫伯渠勝利竣工並移交給新滿營後，賽沙春才被新滿營任命為第一任營總，錫伯人稱“華仁達。他帶領240名官兵和1000餘家眷陸續移駐鞏留。這一段歷史在《清朝續文選通考》中有明確的記載：”伊犁特古斯塔柳地方，於光緒二十二（1896年），經前將軍長庚修復二道渠，派拔練軍兩旗種地二屯四分，前將軍馬亮因該地可耕地尚多，所派屯田練軍隨時調換，難得其力，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奏請，將二十一年新滿營原載兵額二百四十名規復，編為練軍兩旗，飭令攜眷駐屯，仍支底營餉項，另設總理屯務委員一員，每旗設營總一員，帶隊章京二員，委筆貼式、教習各一員”。
賽沙春原為錫伯營正紅旗（四牛錄）人，生於1841年，光緒九年（1883年）在他42歲時移拔到惠遠新滿營。1903年他被新滿營任命為駐鞏留的營總。有關“他率領錫伯官兵從1896年開始在三年內挖完錫伯渠“的說法是張冠李戴的錯誤說法。
營總是當時鞏留的最高行政長官，由惠遠新滿營任命調遣，而新滿營官員的任命同伊犁各營一樣，都要經伊犁將軍嚴格考察，並報清中央政府批准。如：在鞏留任營總的賽沙春、阿木察春、烏爾古春等都是新滿營官員，任命這些官員時伊犁將軍都要給皇太后。光緒帝寫奏摺，奏摺中都附有這些官員的履歷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