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熟悉的老北京話其實是外語？這些名勝古蹟其實也是“洋地名”

作為現代漢語標準音的基礎北京話有著古老的歷史。從上古時代的幽州到燕國，今天的京－津－冀北一帶就形成了獨特的方言，到了中古時代便被確定為獨立的方言。而北京城在整個中世紀都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

在蘇美爾人開拓兩河的時代之後不久，現在南俄羅斯草原上的斯基泰人、雅利安人就開始和駿馬共同生活在草原之上，也就是說遊牧的生活方式便開始存在。雖然一開始草原上的流通速度十分遲緩，也很不規範的。但在幾個世紀以後，隨著馬車的出現，草原上便逐漸形成了一套在當時堪稱迅速的物流體系。而這個過程對世界歷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大航海時代的西方艦隊和商船對世界歷史產生的影響。因為“舊世界”也就是歐洲、亞洲以及北非的文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這條貿易路線才得以發展起來的。

到了大蒙古帝國崛起的前夜，大草原——這個橫亙了整個歐亞大陸的“陸海”在物流速度方面已經完全超過了各大文明系統內部的物流速度。商隊從大同或者北京這樣的地方出發，向西走到烏克蘭邊境利沃夫，除非遇到搶劫或者暴風雪，一路之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障礙的。一支比較足夠標準的馬隊，短則三十天，長則兩個月，就可以通過這條歐亞大陸中間最核心地帶到達任何一個商人們想到達的地方。所以服飾、曲藝、飲食這些在文明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圈之間，彼此的傳播都非常迅速。而語言作為不同文明之間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也自然而然的滲透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之中。

斯基泰人是最早與馬為伴的民族，也是在歐亞大陸不同文明之間的傳送者。

所以，在作為內陸之海的重要“港口”，北京地區的方言中存在著諸多外來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先不說蒙古語、滿洲語對北京話的貢獻，即使是萬里之外的波斯語也對北京話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然由於時代的變遷，語言的發展，這些外來語有已經很少有人知道起源於何時何處。

比如，北京方言“貓兒膩”，有時寫做“貓 兒匿”、“貓兒溺”，在齊如山先生的《北京土話》則寫作“貓兒尿”，都是指給人暗中下套路。而這個“貓兒膩”原出波斯語，最早寫作“馬兒密”或“碼兒妮”，本指“隱情”、“陰謀”，在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北平風俗類證》中，則寫作“嗎兒逆”，後 來逐漸漢化。由於大多數人對它的來源不清楚，便和貓用土蓋住便溺的習性聯繫，寫作了“貓兒溺”。後來這個詞還進入官話系統，寫作“貓兒佞”，而在北京遍周邊地區則派生出“藏貓貓”、“貓糊”等方言詞彙（注意，“京片兒”在幽燕地區的方言中屬於“孤島”）。再比如北京話中“鼠迷”，本是波斯語“不幸”的意思，指的是倒黴，運氣不佳，北京土著經常說“看你那鼠迷樣”，比喻某人形象猥瑣；“鼠迷透了”指的一個人今天運氣很壞。像這樣來自於波斯語、阿拉伯語，甚至是希伯來語的外來詞還有很多，最有影響的是在老北京，凡在清真貴教的男性長輩從不稱大爺、叔叔，一律稱伯伯（音掰），這是因為教門中稱長者為“巴巴”、“噠噠”，這個詞彙來自波斯語بابا。所以晚明張自烈在《正字通》中記錄：

“夷語稱老者為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字”。

而西北迴族常用“噠噠”表示父親，西北漢語方言也用“噠噠”表示伯父的意思，由此可見這一外來語對中國北方漢語方言的影響。又因教門中人善於經商，故老北京又稱掌櫃的“把”，或者“把兒”（帶兒化音），技術人員為“把式”，這都是受到了波斯語的影響。

凡此種種，都或多或少融入了老北京方言中。

波斯細密畫中的大明公卿。

波斯史書中的南朝天子樑明帝

而且不少地名也是由外來語而來。比如張家口有個洗馬林鎮，在元朝是色目人的聚居地，是元太祖從中亞帶過來的花剌子模移民。，根據波斯史學家拉施特的記載，在元大都（今北京）的西北部，有一座名叫錫瑪琳的城鎮，這個城市的名字是為了紀念撒馬爾罕。此地居民大多都是中亞的撒馬爾罕人，城內的建築有很多都是模仿撒馬爾罕城的建築製造的，擁有眾多內亞風格的花園。後來本地人將錫瑪琳改為蕁麻林，到了明武宗時又改作了今日的洗馬林。

而在華北地區還又很多叫紅螺山的地名，但有些地方卻既沒有山也沒有紅色的海螺，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這些地方曾經是“呼羅珊”，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僑民的聚居之地。而在京劇《龍鳳閣》中有一段定國公徐延昭的唱詞：

“七九六十三，洪武趕大元。趕至紅羅山，偶遇一甪端。海乾銅橋現，七人渡北番”。

雖然講的是明太祖驅逐韃虜，光復中華的故事，但是“趕至紅羅山，偶遇一甪端”則是化用了元太祖西征於呼羅珊阿姆河畔遇見神獸甪端，由此不再繼續追趕花剌子模蘇丹札蘭丁的傳說。這些出自於民間的傳說也從側面證明了“紅螺山”與呼羅珊之間的淵源。

昔日的小撒馬爾罕——洗馬林鎮。

歷史上，以波斯語為主的外來語對北方方言的大規模影響有兩次，一次在唐朝，一次在元朝，前者以關中到甘涼地區最明顯，而後者，則在以北京為中心的幽燕之地最具代表性。眾所周知，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來自西域、中亞的商人、藝人、貴族大量湧入中原，不僅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了各種外來詞彙。好比今天陝西的小吃麻食，本是“禿禿麻失”的簡寫，這種古老的食品 ，最初的來源就是波斯語中的豆子湯。而大元朝由於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經先征服了內亞，所以波斯的穆斯林或者是像馬可·波羅、金元素這樣的西洋基督教徒都有機會出仕大可汗的宮廷。而大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過程中，國際貿易公司，也就是以波斯商人為主的“斡脫”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斡脫專門從事跨洲貿易，被稱為黃金家族的纜繩，在他們的幫助下，蒙古的那彥們不僅獲取大量財富，而且還掌握了情報，從而征服了當時的大半個世界。所以有元一代設有色目人為主體的斡脫戶，由色目人自治，並可以在中原自由的生活。而這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歪果仁”也與本土的居民互相影響，從而又逐漸而徹底的改變了這個世界。

語言是一個相互涵化的過程，比如北京方言受阿拉伯語、波斯語的影響，與此同時，也對自身有所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貓兒膩”、“鼠媚”等既形象傳神又準確的方言，以及“洗馬林”、“紅螺山”這樣有著深厚歷史內涵的地名。可見，包括外來語在內的外來文化不僅不是洪水猛獸或精神汙染，反而能夠壯大、豐富本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