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劇照
本報記者孟德才
近日，一部豆瓣評分9.0的良心國劇《白鹿原》首播大結局，已故作家陳忠實的經典著作《白鹿原》在電視熒幕上得到生動再現。
一部《白鹿原》，半部秦川史。《白鹿原》天然具有史詩的氣質：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人物有上百之眾。小說以陝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白鹿村為縮影，通過講述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爭，全景式展現了從清朝末年到建國後氣勢恢弘的歷史畫卷。
自1993年出版以來，《白鹿原》被改編為秦腔、話劇、舞劇、電影、電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經典具有超越性和穿透性，值得被反覆闡述。說不盡的《白鹿原》，成為了一部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經典。
關中祕史，歷史現實如何進入文學
最近熱播的《白鹿原》電視劇被網友譽為最接近原著的一次改編。電視劇以77集的篇幅全方面展示了《白鹿原》小說所有重要的故事情節：無論是從開篇的白嘉軒娶妻、鹿三交農，到中期的黑娃鬧農協、田小娥之死，還是晚期的朱先生抗日、鹿兆鵬策劃起義等，在電視劇裡均得到高度還原，讓原著粉絲一飽眼福。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將巴爾扎克的這句名言，引用在《白鹿原》小說的扉頁上，顯示了他現實主義的創作訴求。近現代以來關中地區錯綜複雜的歷史現實如何進入文學，是陳忠實首先要考慮的命題。為了捕獲生動的現實案例，陳忠實曾多次把自己置身於長安、藍田、咸寧三個縣的資料館裡，整天埋頭查閱與鄉土歷史有關的縣誌。
田小娥這個人物最初的構思就源自於翻閱藍田縣誌時的感悟。陳忠實發現，一部二十多卷的縣誌，竟然有四五個卷本，密密麻麻記錄的是貞婦烈女的事蹟和名字。陳忠實在《白鹿原》創作手記中感慨：“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數計的女性榜樣的名冊裡，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於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
在走訪中，陳忠實為關中大儒牛兆濂的故事所打動，於是以之為原型塑造出了朱先生這一人物形象。在文獻和民間傳說中，牛兆濂已然近乎神人，陳忠實在“牛”字下面加了個“人”，變成了“朱”字，力圖在保留其傳奇故事的基礎上，還原他作為一個“人”的本來面目。於是在陳忠實筆下，我們看到了那個嬉笑怒罵的朱先生，一個凡人如何將儒家完美人格演繹到了極致。
《白鹿原》誕生於新歷史主義在大陸風行一時的1990年代，其創作觀念不自覺受到了新歷史主義的影響。評論界和文學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它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第一個不用地主和農民二元模式來寫農村的長篇，真實地表現出了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內涵。
鄉土精魂，社會肌理得到充分揭示
《白鹿原》最可貴之處是精工細筆描繪出鄉土中國的內在肌理。文化評論家解璽璋認為，鄉土中國有兩個最核心的東西，一個是宗法制度，一個是儒家文化的道統，而此二者都被陳忠實寫出來了。
《白鹿原》以文學的方式生動再現了關東地區鄉民宗族生活的種種細節：村民生活以祠堂為聖地，大事小情都要進祠堂集體議事；族長的權威不容侵犯等。細讀小說，我們發現在白鹿村有兩種基層政治形態：一種是清末乃至更久以前，就有的族長制，最高權力代表是族長白嘉軒；另一種是由國民政府組建的鄉約制，最高權力代表鹿子霖。國民政府徵糧時，白嘉軒要聽從官方代表鹿子霖的安排，但在村民宗族生活上，顯然是族長白嘉軒說的話更有分量。
如果說宗法制在鄉民生活中的意義更近乎一種“硬性”的組織制度，那麼，儒家文化對鄉土社會的影響，則類似於一種“軟性”的行動指南。儒家文化主要通過“德治”實現對鄉民的行動指引。小說主人公白嘉軒的一生，就是忠誠踐行儒家仁義之道的一生。白嘉軒對待長工鹿三如親兄弟，對待鄉民也極盡友愛之舉，可謂忠厚愛人；鹿子霖多次暗中算計白家，但當其鋃鐺入獄後，白嘉軒仍竭盡全力去營救，可謂以德報怨——族長白嘉軒憑藉自己的人格魅力，在鄉民當中樹立了無形的權威。白嘉軒制定《鄉約》規範族人的言行，使得白鹿村成為了原上有名的“仁義村”。
在美善人格的感召下，鄉民自覺自律，在穩定、封閉的社會條件下，可以呈現出像白鹿村這樣“仁義和諧”的局面。然而隨著社會開放性增加、外來者（田小娥等）的闖入，白鹿村一片和諧的仁義氛圍開始瓦解。有讀者一直不解，為何白嘉軒能夠寬恕許多犯錯的族人，卻唯獨與田小娥過不去，不僅不讓其進祠堂，還要修塔鎮壓她。這是因為田小娥的來路不明、充滿誘惑等，威脅到了白鹿原“仁義”的土壤。白嘉軒不是針對田小娥一個弱女子，而是針對她身上所帶有的異端屬性。
白嘉軒的的確確是個“仁義”的人，但在田小娥這件事情上，他卻以“仁義”之名行了惡事。白嘉軒的困境，同樣是儒家道統文化的困境。陳忠實先生通過《白鹿原》生動再現了宗法制度和儒家道統文化在近現代風雲變幻中如何遭遇困境，又是如何慢慢凋敝和敗落下去。《白鹿原》正是陳忠實為中國鄉土社會書寫的一首輓歌。
變革時代，代際價值衝突走向加劇
《白鹿原》聚焦的是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在時代的漩渦中，人物的命運是起伏不定的。讀書時，筆者感受最強烈的是看到書中人剛剛得意了突然又失意了，歡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剛站起來快活地走了幾步又閃跌下去了……黑娃如此，鹿兆鵬、白孝文等均是如此。
命運跌宕起伏的背後，實際上是價值觀、思想理念的衝突，其中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子一代與父一代之間。比如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鹿兆鵬、白靈等子一代，不再接受鹿子霖、白嘉軒等父一代對其人生的安排：鹿兆鵬在新婚之夜就逃了出去，白靈乾脆直言，想讓她嫁給不愛的人，除非婆家抬她屍首去。
鹿兆鵬和白靈是從原上走出去的年輕一代，自然沾染了外面世界的氣質。而對於留守在原上的黑娃、白孝文等來說，他們對於父一代也進行了不自覺的反抗。黑娃沒有聽從父親鹿三“留在白家，等你嘉軒叔資助你娶一房媳婦”的建議，而是選擇了當麥客自力更生。而白孝文終於在父親長久以來的壓制下，走向了與田小娥偷情的逆反之路。
在傳統鄉土社會，人生模式比較穩定、單一，作為過來人的父一代對子一代有著絕對的權威。子一代只需遵循父一代的經驗，便可順暢走過一生。所以才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一代費盡心機要為子一代安排好未來的人生，殊不知，在激烈變革的時代，子一代有子一代的活法，父一代的強硬終將遭遇更為強硬的抵抗。
近現代以來，鄉土社會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價值觀的斷裂。傳統道德、傳統理念斷層了，而新的道德、新的理念並沒有取而代之。《白鹿原》呈現了傳統倫理斷裂對於普通人命運的影響，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讀《白鹿原》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