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圖2：莫·威廉斯 《小豬小象繪本》
3前文本：兒童繪本文本誕生前的文化痕跡性
人類文明史為後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遺產，當今世人在吸收這些文化養分、享受前人所遺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這些文化遺產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力，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輩詩作對後輩創作的影響。前人文化遺產在符號學上可概括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7]。繪畫史、設計史、童話、神話、民間傳說等都可以視作其文本生產的前文本，可為新內容的創作提供參考。
自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大量引入西方優秀的兒童繪本，這對中西方兒童出版物的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我國低幼齡讀者在閱讀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雖然說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對人性、價值觀有著同樣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兒童繪本承載的畢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與價值認同，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繪本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開始探索中國兒童繪本與傳統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從古至今，我國勞動人民在的辛勤生產勞作過程與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創造力，通過繪畫、雕塑、剪紙、刺繡、陶藝等民間美術形式，表達了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對吉樣幸福生活的追求，迸發出人類最本真的情感光輝。這些源於生活、貼近生活，造型淳樸自然的民間美術形式，得到了本土兒童繪本創作者的關注與吸收，以兒童讀者的趣味為出發點，創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繪本，廣受歡迎。由新世紀出版社於2013出版的“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傳統剪紙的形式來講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創繪本套裝，共四冊，每冊都有一個主題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劍，用心打造了這套將傳統剪紙與繪本融合的適合親子共讀的作品。書如其人，細膩而安靜，質樸而淡雅。被稱為“中國原創繪本領跑者”的熊亮，具有從傳統文化與東方哲學中吸取養分的強烈意識，他的繪本作品《灶王爺》取材傳統節日及民間神話傳說，並採用了傳統木版年畫的美術形式，塑造出憨態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爺形象，在營造濃濃年味和溫馨家庭氛圍的同時，也起到了向廣大兒童讀者普及中華傳統節曰常識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劇貓》系列繪本形象、生動，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頗具特色。
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也是繪本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這些“前文本”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典型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兒童繪本《鶴民國》有明確的“前文本”，準確地講應該是“先文本”（後文本情節是從先文本而來，但前文本範圍廣於先文本）。該繪本所講故事是由《太平廣記》中《窮神祕苑·鶴民》一篇改編而來。講述了一個海島之國“鶴民國”頻受海鶴侵擾，鶴民國的人民最終以智取勝的故事。故事題材源於古典文學，為適應兒童讀者，繪本中“圖外之文”需淺顯易懂。“大家看著小，人小本事大。鶴民國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編後文詞簡練，朗朗上口。
"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圖2：莫·威廉斯 《小豬小象繪本》
3前文本：兒童繪本文本誕生前的文化痕跡性
人類文明史為後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遺產，當今世人在吸收這些文化養分、享受前人所遺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這些文化遺產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力，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輩詩作對後輩創作的影響。前人文化遺產在符號學上可概括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7]。繪畫史、設計史、童話、神話、民間傳說等都可以視作其文本生產的前文本，可為新內容的創作提供參考。
自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大量引入西方優秀的兒童繪本，這對中西方兒童出版物的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我國低幼齡讀者在閱讀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雖然說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對人性、價值觀有著同樣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兒童繪本承載的畢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與價值認同，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繪本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開始探索中國兒童繪本與傳統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從古至今，我國勞動人民在的辛勤生產勞作過程與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創造力，通過繪畫、雕塑、剪紙、刺繡、陶藝等民間美術形式，表達了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對吉樣幸福生活的追求，迸發出人類最本真的情感光輝。這些源於生活、貼近生活，造型淳樸自然的民間美術形式，得到了本土兒童繪本創作者的關注與吸收，以兒童讀者的趣味為出發點，創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繪本，廣受歡迎。由新世紀出版社於2013出版的“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傳統剪紙的形式來講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創繪本套裝，共四冊，每冊都有一個主題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劍，用心打造了這套將傳統剪紙與繪本融合的適合親子共讀的作品。書如其人，細膩而安靜，質樸而淡雅。被稱為“中國原創繪本領跑者”的熊亮，具有從傳統文化與東方哲學中吸取養分的強烈意識，他的繪本作品《灶王爺》取材傳統節日及民間神話傳說，並採用了傳統木版年畫的美術形式，塑造出憨態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爺形象，在營造濃濃年味和溫馨家庭氛圍的同時，也起到了向廣大兒童讀者普及中華傳統節曰常識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劇貓》系列繪本形象、生動，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頗具特色。
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也是繪本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這些“前文本”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典型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兒童繪本《鶴民國》有明確的“前文本”，準確地講應該是“先文本”（後文本情節是從先文本而來，但前文本範圍廣於先文本）。該繪本所講故事是由《太平廣記》中《窮神祕苑·鶴民》一篇改編而來。講述了一個海島之國“鶴民國”頻受海鶴侵擾，鶴民國的人民最終以智取勝的故事。故事題材源於古典文學，為適應兒童讀者，繪本中“圖外之文”需淺顯易懂。“大家看著小，人小本事大。鶴民國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編後文詞簡練，朗朗上口。
圖3：“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
4元文本：“關於文本的文本”的影響力擴散
元文本，指“關於文本的文本”，“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後，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意義解釋的各種文本，包括對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聞、評論，八卦、傳聞、指貴、道德或政治標籤。”[9]對於兒童繪本而言，其元文本則是指兒童繪本出版之後、被讀者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讀者對作品內容理解與求購心理的新聞、評論、廣告等文本。在紙質圖書市場趨向飽和，兒童讀物市場魚龍混雜、兒童電子讀物搶佔市場份額的網絡時代，家長在為孩子選擇紙質讀物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干擾，選擇可能關乎孩子將來興趣、人格養成的讀物，將以何為標準？兒童繪本的元文本無疑會對家長的選擇與判斷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引導作用，因此，兒童繪本的出版商在圖書推介過程中會從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學術專著或其他形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後有跋文，與圖書的主體內容，即“正文”一同呈現給讀者。序跋一般由名人或友人代寫，可視作一種圖書評論或閱讀感悟，談些貢獻，內中不乏溢美之詞，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濃厚的推介意味。兒童繪本體量有限，不可能如專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而常常以名家評論或媒體推介代替。《小豬小象系列》的封底有《書單》雜誌的星評：“平易近人，妙趣橫生，真實感人，好朋友之間的點點滴滴，不僅讓孩子讀得津津有味，連大人看了也會會心一笑。”[10]這些評論性的文字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序跋，但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除卻兒童繪本自身攜帶的評論性“元文本”，網絡上關於文本的評論成為了常見的文本之外“元文本”。噹噹、亞馬遜、京東等圖書平臺設置了“銷售排行榜”“童書暢銷榜、新書榜”等欄目，這些榜單就屬於兒童繪本“元文本”的一類。“主編推薦”“童書頻道讚譽推薦”等語詞標識則相當於公開叫賣式的“廣告”元文本。如《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的銷售頁面“謝娜點贊、快樂大本營推薦”字樣以及“商品評論”區中“超喜歡，太有創意了，寶貝好喜歡，當聽到小企鵝沒有家可回的時候，還哭了”的讀者評論留言，也是具有廣告推介性質的元文本。
"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圖2：莫·威廉斯 《小豬小象繪本》
3前文本：兒童繪本文本誕生前的文化痕跡性
人類文明史為後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遺產，當今世人在吸收這些文化養分、享受前人所遺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這些文化遺產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力，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輩詩作對後輩創作的影響。前人文化遺產在符號學上可概括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7]。繪畫史、設計史、童話、神話、民間傳說等都可以視作其文本生產的前文本，可為新內容的創作提供參考。
自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大量引入西方優秀的兒童繪本，這對中西方兒童出版物的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我國低幼齡讀者在閱讀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雖然說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對人性、價值觀有著同樣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兒童繪本承載的畢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與價值認同，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繪本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開始探索中國兒童繪本與傳統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從古至今，我國勞動人民在的辛勤生產勞作過程與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創造力，通過繪畫、雕塑、剪紙、刺繡、陶藝等民間美術形式，表達了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對吉樣幸福生活的追求，迸發出人類最本真的情感光輝。這些源於生活、貼近生活，造型淳樸自然的民間美術形式，得到了本土兒童繪本創作者的關注與吸收，以兒童讀者的趣味為出發點，創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繪本，廣受歡迎。由新世紀出版社於2013出版的“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傳統剪紙的形式來講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創繪本套裝，共四冊，每冊都有一個主題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劍，用心打造了這套將傳統剪紙與繪本融合的適合親子共讀的作品。書如其人，細膩而安靜，質樸而淡雅。被稱為“中國原創繪本領跑者”的熊亮，具有從傳統文化與東方哲學中吸取養分的強烈意識，他的繪本作品《灶王爺》取材傳統節日及民間神話傳說，並採用了傳統木版年畫的美術形式，塑造出憨態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爺形象，在營造濃濃年味和溫馨家庭氛圍的同時，也起到了向廣大兒童讀者普及中華傳統節曰常識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劇貓》系列繪本形象、生動，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頗具特色。
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也是繪本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這些“前文本”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典型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兒童繪本《鶴民國》有明確的“前文本”，準確地講應該是“先文本”（後文本情節是從先文本而來，但前文本範圍廣於先文本）。該繪本所講故事是由《太平廣記》中《窮神祕苑·鶴民》一篇改編而來。講述了一個海島之國“鶴民國”頻受海鶴侵擾，鶴民國的人民最終以智取勝的故事。故事題材源於古典文學，為適應兒童讀者，繪本中“圖外之文”需淺顯易懂。“大家看著小，人小本事大。鶴民國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編後文詞簡練，朗朗上口。
圖3：“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
4元文本：“關於文本的文本”的影響力擴散
元文本，指“關於文本的文本”，“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後，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意義解釋的各種文本，包括對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聞、評論，八卦、傳聞、指貴、道德或政治標籤。”[9]對於兒童繪本而言，其元文本則是指兒童繪本出版之後、被讀者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讀者對作品內容理解與求購心理的新聞、評論、廣告等文本。在紙質圖書市場趨向飽和，兒童讀物市場魚龍混雜、兒童電子讀物搶佔市場份額的網絡時代，家長在為孩子選擇紙質讀物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干擾，選擇可能關乎孩子將來興趣、人格養成的讀物，將以何為標準？兒童繪本的元文本無疑會對家長的選擇與判斷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引導作用，因此，兒童繪本的出版商在圖書推介過程中會從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學術專著或其他形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後有跋文，與圖書的主體內容，即“正文”一同呈現給讀者。序跋一般由名人或友人代寫，可視作一種圖書評論或閱讀感悟，談些貢獻，內中不乏溢美之詞，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濃厚的推介意味。兒童繪本體量有限，不可能如專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而常常以名家評論或媒體推介代替。《小豬小象系列》的封底有《書單》雜誌的星評：“平易近人，妙趣橫生，真實感人，好朋友之間的點點滴滴，不僅讓孩子讀得津津有味，連大人看了也會會心一笑。”[10]這些評論性的文字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序跋，但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除卻兒童繪本自身攜帶的評論性“元文本”，網絡上關於文本的評論成為了常見的文本之外“元文本”。噹噹、亞馬遜、京東等圖書平臺設置了“銷售排行榜”“童書暢銷榜、新書榜”等欄目，這些榜單就屬於兒童繪本“元文本”的一類。“主編推薦”“童書頻道讚譽推薦”等語詞標識則相當於公開叫賣式的“廣告”元文本。如《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的銷售頁面“謝娜點贊、快樂大本營推薦”字樣以及“商品評論”區中“超喜歡，太有創意了，寶貝好喜歡，當聽到小企鵝沒有家可回的時候，還哭了”的讀者評論留言，也是具有廣告推介性質的元文本。
圖4：平臺的優選書單等欄目——“元文本”
任何文本都離不開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環境，而文本與文化發生關聯的中介正是伴隨文本。因此，對符號文本的解讀需要依靠伴隨文本與廣闊的文化背景聯繫起來。兒童繪本作為兒童認識世界的啟蒙讀物，同樣由伴隨文本控制其生產與理解。從符號學的理論視野理解兒童繪本及其伴隨文本，利於讀者把握瞭解兒童繪本與文化環境的關係，由此理解兒童繪本作為“文本”的符號表意機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編號：31920160092）］
參考文獻：
[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Ｍ].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45.
[2][日]鬆居直.幸福的種子[Ｍ].劉滌昭.譯.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22.
[3]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39.
[4]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0-141.
[5][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6]馬塞爾·達內西.蔣詩萍.品牌符號學[Ｊ].符號與傳媒,2012.(02):222-225.
[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3.
[8]李全華.鶴民國[Ｍ].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
[9]趙毅衡.論＂伴隨文本＂一擴展＂文本間性＂的一種方式[Ｊ].文藝理論研究.2010.(02):2-8.
[10][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11]噹噹童書.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DB/OL].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70038.html.
"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圖2：莫·威廉斯 《小豬小象繪本》
3前文本：兒童繪本文本誕生前的文化痕跡性
人類文明史為後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遺產，當今世人在吸收這些文化養分、享受前人所遺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這些文化遺產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力，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輩詩作對後輩創作的影響。前人文化遺產在符號學上可概括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7]。繪畫史、設計史、童話、神話、民間傳說等都可以視作其文本生產的前文本，可為新內容的創作提供參考。
自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大量引入西方優秀的兒童繪本，這對中西方兒童出版物的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我國低幼齡讀者在閱讀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雖然說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對人性、價值觀有著同樣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兒童繪本承載的畢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與價值認同，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繪本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開始探索中國兒童繪本與傳統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從古至今，我國勞動人民在的辛勤生產勞作過程與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創造力，通過繪畫、雕塑、剪紙、刺繡、陶藝等民間美術形式，表達了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對吉樣幸福生活的追求，迸發出人類最本真的情感光輝。這些源於生活、貼近生活，造型淳樸自然的民間美術形式，得到了本土兒童繪本創作者的關注與吸收，以兒童讀者的趣味為出發點，創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繪本，廣受歡迎。由新世紀出版社於2013出版的“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傳統剪紙的形式來講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創繪本套裝，共四冊，每冊都有一個主題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劍，用心打造了這套將傳統剪紙與繪本融合的適合親子共讀的作品。書如其人，細膩而安靜，質樸而淡雅。被稱為“中國原創繪本領跑者”的熊亮，具有從傳統文化與東方哲學中吸取養分的強烈意識，他的繪本作品《灶王爺》取材傳統節日及民間神話傳說，並採用了傳統木版年畫的美術形式，塑造出憨態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爺形象，在營造濃濃年味和溫馨家庭氛圍的同時，也起到了向廣大兒童讀者普及中華傳統節曰常識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劇貓》系列繪本形象、生動，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頗具特色。
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也是繪本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這些“前文本”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典型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兒童繪本《鶴民國》有明確的“前文本”，準確地講應該是“先文本”（後文本情節是從先文本而來，但前文本範圍廣於先文本）。該繪本所講故事是由《太平廣記》中《窮神祕苑·鶴民》一篇改編而來。講述了一個海島之國“鶴民國”頻受海鶴侵擾，鶴民國的人民最終以智取勝的故事。故事題材源於古典文學，為適應兒童讀者，繪本中“圖外之文”需淺顯易懂。“大家看著小，人小本事大。鶴民國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編後文詞簡練，朗朗上口。
圖3：“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
4元文本：“關於文本的文本”的影響力擴散
元文本，指“關於文本的文本”，“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後，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意義解釋的各種文本，包括對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聞、評論，八卦、傳聞、指貴、道德或政治標籤。”[9]對於兒童繪本而言，其元文本則是指兒童繪本出版之後、被讀者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讀者對作品內容理解與求購心理的新聞、評論、廣告等文本。在紙質圖書市場趨向飽和，兒童讀物市場魚龍混雜、兒童電子讀物搶佔市場份額的網絡時代，家長在為孩子選擇紙質讀物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干擾，選擇可能關乎孩子將來興趣、人格養成的讀物，將以何為標準？兒童繪本的元文本無疑會對家長的選擇與判斷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引導作用，因此，兒童繪本的出版商在圖書推介過程中會從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學術專著或其他形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後有跋文，與圖書的主體內容，即“正文”一同呈現給讀者。序跋一般由名人或友人代寫，可視作一種圖書評論或閱讀感悟，談些貢獻，內中不乏溢美之詞，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濃厚的推介意味。兒童繪本體量有限，不可能如專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而常常以名家評論或媒體推介代替。《小豬小象系列》的封底有《書單》雜誌的星評：“平易近人，妙趣橫生，真實感人，好朋友之間的點點滴滴，不僅讓孩子讀得津津有味，連大人看了也會會心一笑。”[10]這些評論性的文字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序跋，但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除卻兒童繪本自身攜帶的評論性“元文本”，網絡上關於文本的評論成為了常見的文本之外“元文本”。噹噹、亞馬遜、京東等圖書平臺設置了“銷售排行榜”“童書暢銷榜、新書榜”等欄目，這些榜單就屬於兒童繪本“元文本”的一類。“主編推薦”“童書頻道讚譽推薦”等語詞標識則相當於公開叫賣式的“廣告”元文本。如《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的銷售頁面“謝娜點贊、快樂大本營推薦”字樣以及“商品評論”區中“超喜歡，太有創意了，寶貝好喜歡，當聽到小企鵝沒有家可回的時候，還哭了”的讀者評論留言，也是具有廣告推介性質的元文本。
圖4：平臺的優選書單等欄目——“元文本”
任何文本都離不開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環境，而文本與文化發生關聯的中介正是伴隨文本。因此，對符號文本的解讀需要依靠伴隨文本與廣闊的文化背景聯繫起來。兒童繪本作為兒童認識世界的啟蒙讀物，同樣由伴隨文本控制其生產與理解。從符號學的理論視野理解兒童繪本及其伴隨文本，利於讀者把握瞭解兒童繪本與文化環境的關係，由此理解兒童繪本作為“文本”的符號表意機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編號：31920160092）］
參考文獻：
[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Ｍ].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45.
[2][日]鬆居直.幸福的種子[Ｍ].劉滌昭.譯.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22.
[3]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39.
[4]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0-141.
[5][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6]馬塞爾·達內西.蔣詩萍.品牌符號學[Ｊ].符號與傳媒,2012.(02):222-225.
[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3.
[8]李全華.鶴民國[Ｍ].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
[9]趙毅衡.論＂伴隨文本＂一擴展＂文本間性＂的一種方式[Ｊ].文藝理論研究.2010.(02):2-8.
[10][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11]噹噹童書.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DB/OL].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70038.html.
本文刊載於《編輯學刊》2019年04期
編輯︱安雯
視覺︱歐陽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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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洪增 丁麗麗
摘 要
以“圖片＋文字”為版面主要形式的兒童繪本是兒童讀者認識世界、啟迪心智的重要讀物，同時也是一個“合一的表意單元”，即一個文本。從宏觀視野分析兒童繪本的圖文創意並不能清晰地理解該類型文本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聯。符號學視野之下的伴隨文本理論可以管窺網絡時代兒童繪本的生成與解釋機制，採取文本細讀式的全方位閱讀是極端化的解釋方式，而有選擇性地通過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幾種伴隨文本類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兒童繪本解讀的廣闊文化背景。
關 鍵 詞
兒童繪本; 伴隨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雖說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1]不過對處於幼年時代的兒童而言，對世界的認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號系統，對世界的認知與掌握依靠具體形象，爾後方有抽象思維。繪本，是由日本舶來的名稱，在英語中稱為Picture Book。作為一種廣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其基本形式特徵便是圖文結合。日本的“繪本之父”鬆居直指出：“繪本是圖畫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種文學形式。”[2]同樣是採用了“圖片＋文字”的版面形式，但繪本不同於國內的連環畫，它是以圖為主輔以少量文字。從圖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極小。圖畫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僅僅起到修飾、輔助作用，而成為主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衛·威斯納的繪本作品《瘋狂的星期二》，僅有四句交代時間的短文字。
目前，學界對兒童繪本的研究多集中於設計應用實務層面，或探討其功能與作用。本文擬以符號學的伴隨文本理論為出發點，希望通過兒童繪本內容的創意來源、包裝與傳播的討論，揭示整個過程的符號學內涵，同時能夠為兒童繪本的傳播提供可鑑之策。
1符號文本：文本與伴隨文本的聯合表意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文本不僅本身具有豐富的意義，它所攜帶的或者與之關聯的處於文本邊緣之外的眾多附加元素同樣意義多元，而且會對文本本身的釋義產生重要影響。趙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伴隨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的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筆者稱作‘伴隨文本’”。[3]在此基礎上，趙毅衡對伴隨文本做了類別劃分。分為“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後文本”，共三大類，七個小類。伴隨文本界域寬廣，有些類型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任何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應視作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編織物。伴隨文本也絕不僅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符號文本的意義，就必須要重視伴隨文本的作用，以及它與文本間的聯繫與相互作用機制。這點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相近似。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總要與周圍的其他人構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周圍之人甚至能夠影響公眾對某人的評價，說某人“高朋滿座”或“周圍遍佈狐朋狗友”，顯然差異巨大。
理解任何一個文本，並不要求解釋者將所有的伴隨文本元素全部吸納，內化所有的伴隨文本。其一，由於文本的伴隨文本疆域過於遼闊，絕大多數伴隨文本都只是對文本解釋具有潛在的可能性；其二，符號化的過程本來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隨文本都被感知。因此，每次解釋都只是有選擇性地挑選？部分伴隨文本參與解釋。
兒童繪本在形式上簡明、形象，但一樣不是“孤本”，除了作為文本內容主體的“核心文本”外，同樣被大量“伴隨文本”所環繞，對其釋義與傳播途徑的探索，離不開對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協同關照。本文對兒童繪本伴隨文本的解讀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純粹文本細讀，選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參與解釋。
圖1：兒童繪本插圖
2副文本：簡練而又醒目的文本標籤
副文本在整體文本之中，但它卻不是核心文本，而是處於文本表現層的伴隨因素，往往簡練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稱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序言，電影的片尾片頭”，“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邊緣上”。[4]副文本類似於文本的標籤，不管以何種方式顯現都會對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便宜無好貨”的經驗印象，會使得街邊攤位所售的低價商品容易被界定為“偽劣商品”；名牌箱包與化妝品對女士的吸引力要大過一般品牌。近幾年，徐睜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續飄紅，投資人與觀眾皆報以相當的關注與期待。“人靠衣裳馬靠鞍”，顯在的副文本甚至決定了文本的判斷與評價。
兒童繪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樣，對家長的選購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豬小象繪本》，在書脊上標明瞭“國際繪本大師經典”，並在後封面介紹了作者莫·威廉斯——“《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作家和插畫家，憑作品《別讓鴿子開巴士》《古納什小兔》《古納什小兔又來了》三度獲得凱迪克大獎。曾擔任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編劇和動畫製作，在此期間他6次獲得美國電視最高獎一艾美獎。”[5]
作者、作品所獲獎項及榮譽的介紹是重要的副文本，在眾多的兒童繪本中往往處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權頁、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醒。法國作家克利斯提昂·約裡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繪本作品《不一樣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屢次再版，該系列繪本作品可謂是獎項“收割機”，曾先後斬獲2001年法國瑟堡青少年圖書大獎、2003年法國高柯兒童文學大獎、2003年國鄉村兒童文學大獎、2006年法國阿弗爾兒童文學評審團獎。湖南少兒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蘭兒童插圖畫家馬克斯？維爾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長故事》多次斬獲國際大獎，比如國際安徒生插圖獎、荷蘭GoldenPencil大獎、法國PrixdeTreize大獎、美國GraphicAward大獎等。
獲獎紀錄與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權威機構對作品的認可度，但兒童繪本的副文本並非僅限於此。《不一樣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紅色五星標誌，標明瞭該系列繪本的“推薦指數”；凸起的金色太陽形印章標識內“暢銷4700萬冊”的文字，展示了驚人的銷量，以此彰顯社會公眾的認可度。2017年版《小豬小象繪本》的封底上森林魚出品”的標識告知公眾該系列繪本的“出品方”，產生了品牌效應，畢竟“品牌不僅標識產品的來源而且對產品質量負責”[6]；而位於其上方的“綠色印刷品”圖標，則是向廣大讀者宣佈：本產品綠色無公害，可放心翻閱。
圖2：莫·威廉斯 《小豬小象繪本》
3前文本：兒童繪本文本誕生前的文化痕跡性
人類文明史為後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遺產，當今世人在吸收這些文化養分、享受前人所遺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這些文化遺產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力，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輩詩作對後輩創作的影響。前人文化遺產在符號學上可概括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7]。繪畫史、設計史、童話、神話、民間傳說等都可以視作其文本生產的前文本，可為新內容的創作提供參考。
自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大量引入西方優秀的兒童繪本，這對中西方兒童出版物的交流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我國低幼齡讀者在閱讀方面的多樣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雖然說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對人性、價值觀有著同樣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兒童繪本承載的畢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與價值認同，起步較晚的中國兒童繪本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開始探索中國兒童繪本與傳統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從古至今，我國勞動人民在的辛勤生產勞作過程與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創造力，通過繪畫、雕塑、剪紙、刺繡、陶藝等民間美術形式，表達了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對吉樣幸福生活的追求，迸發出人類最本真的情感光輝。這些源於生活、貼近生活，造型淳樸自然的民間美術形式，得到了本土兒童繪本創作者的關注與吸收，以兒童讀者的趣味為出發點，創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繪本，廣受歡迎。由新世紀出版社於2013出版的“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傳統剪紙的形式來講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創繪本套裝，共四冊，每冊都有一個主題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劍，用心打造了這套將傳統剪紙與繪本融合的適合親子共讀的作品。書如其人，細膩而安靜，質樸而淡雅。被稱為“中國原創繪本領跑者”的熊亮，具有從傳統文化與東方哲學中吸取養分的強烈意識，他的繪本作品《灶王爺》取材傳統節日及民間神話傳說，並採用了傳統木版年畫的美術形式，塑造出憨態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爺形象，在營造濃濃年味和溫馨家庭氛圍的同時，也起到了向廣大兒童讀者普及中華傳統節曰常識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劇貓》系列繪本形象、生動，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頗具特色。
民間故事和古典文學作品也是繪本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這些“前文本”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典型鮮明的人物形象傳達了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兒童繪本《鶴民國》有明確的“前文本”，準確地講應該是“先文本”（後文本情節是從先文本而來，但前文本範圍廣於先文本）。該繪本所講故事是由《太平廣記》中《窮神祕苑·鶴民》一篇改編而來。講述了一個海島之國“鶴民國”頻受海鶴侵擾，鶴民國的人民最終以智取勝的故事。故事題材源於古典文學，為適應兒童讀者，繪本中“圖外之文”需淺顯易懂。“大家看著小，人小本事大。鶴民國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編後文詞簡練，朗朗上口。
圖3：“剪紙繪本”《四季的故事》
4元文本：“關於文本的文本”的影響力擴散
元文本，指“關於文本的文本”，“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後，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意義解釋的各種文本，包括對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聞、評論，八卦、傳聞、指貴、道德或政治標籤。”[9]對於兒童繪本而言，其元文本則是指兒童繪本出版之後、被讀者接受之前，所出現的影響讀者對作品內容理解與求購心理的新聞、評論、廣告等文本。在紙質圖書市場趨向飽和，兒童讀物市場魚龍混雜、兒童電子讀物搶佔市場份額的網絡時代，家長在為孩子選擇紙質讀物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干擾，選擇可能關乎孩子將來興趣、人格養成的讀物，將以何為標準？兒童繪本的元文本無疑會對家長的選擇與判斷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引導作用，因此，兒童繪本的出版商在圖書推介過程中會從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學術專著或其他形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後有跋文，與圖書的主體內容，即“正文”一同呈現給讀者。序跋一般由名人或友人代寫，可視作一種圖書評論或閱讀感悟，談些貢獻，內中不乏溢美之詞，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濃厚的推介意味。兒童繪本體量有限，不可能如專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而常常以名家評論或媒體推介代替。《小豬小象系列》的封底有《書單》雜誌的星評：“平易近人，妙趣橫生，真實感人，好朋友之間的點點滴滴，不僅讓孩子讀得津津有味，連大人看了也會會心一笑。”[10]這些評論性的文字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序跋，但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除卻兒童繪本自身攜帶的評論性“元文本”，網絡上關於文本的評論成為了常見的文本之外“元文本”。噹噹、亞馬遜、京東等圖書平臺設置了“銷售排行榜”“童書暢銷榜、新書榜”等欄目，這些榜單就屬於兒童繪本“元文本”的一類。“主編推薦”“童書頻道讚譽推薦”等語詞標識則相當於公開叫賣式的“廣告”元文本。如《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的銷售頁面“謝娜點贊、快樂大本營推薦”字樣以及“商品評論”區中“超喜歡，太有創意了，寶貝好喜歡，當聽到小企鵝沒有家可回的時候，還哭了”的讀者評論留言，也是具有廣告推介性質的元文本。
圖4：平臺的優選書單等欄目——“元文本”
任何文本都離不開其賴以存在的文化環境，而文本與文化發生關聯的中介正是伴隨文本。因此，對符號文本的解讀需要依靠伴隨文本與廣闊的文化背景聯繫起來。兒童繪本作為兒童認識世界的啟蒙讀物，同樣由伴隨文本控制其生產與理解。從符號學的理論視野理解兒童繪本及其伴隨文本，利於讀者把握瞭解兒童繪本與文化環境的關係，由此理解兒童繪本作為“文本”的符號表意機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編號：31920160092）］
參考文獻：
[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Ｍ].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45.
[2][日]鬆居直.幸福的種子[Ｍ].劉滌昭.譯.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22.
[3]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39.
[4]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0-141.
[5][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6]馬塞爾·達內西.蔣詩萍.品牌符號學[Ｊ].符號與傳媒,2012.(02):222-225.
[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3.
[8]李全華.鶴民國[Ｍ].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
[9]趙毅衡.論＂伴隨文本＂一擴展＂文本間性＂的一種方式[Ｊ].文藝理論研究.2010.(02):2-8.
[10][美]莫·威廉斯.小豬小象系列(繪本)[Ｍ].漪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7.
[11]噹噹童書.企鵝冰書:哪裡才是我的家[DB/OL].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70038.html.
本文刊載於《編輯學刊》2019年04期
編輯︱安雯
視覺︱歐陽言多
如果這篇論文給你帶來了一點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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