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振興，帶來創作的繁榮，人類文明演進的罡風一掃古老東方汙穢燻人的“奧吉亞斯牛圈”，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苑囿中吹開了漫天爭榮的朵朵鮮花－－新時期十年文學在經歷過非常時代的摧殘蹂踴之後，於無邊蕭疏的一片稠敝之中復甦了，呈現出一派令人欣喜的繁榮與豐碩！
新時期文學之區別於以往任何時期（時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首先在於她始終與社會文化文明的進展保持同步（並且，文學的本體性執著又使她每每表現出跨越時代的勢頭）。文學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地“貼近時代”（這裡也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前進的每一個步履都無不在文學的“紅葉”上印上自己的屐痕。時代孕育文學，文學感應時代，表現時代，並在某種意義上積極地作用乃至推動時代發展的進程。
新時期的文學創作，從一位大學生（盧新華）的《傷痕》起，以及劉心武的《班主任》，到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張賢亮的《靈與肉》、茹誌鵑《剪輯錯了的故事》、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潔的《從森林中走出來的孩子》、諶容的《人到中年》、劉真的《黑旗》、何士光的《鄉場上》……以及宗福先的《於無聲處》、崔得志的《報春花》等劇作，劉沙河、艾青、白樺等的“歸來的歌”（散文、詩），甚至（也應該）追溯到四人幫覆滅前夕的以天安門四五運動為起點，血淚淋漓的“傷痕文學”的蓬勃興起，無不表明時代前進的艱難跋涉在人們心靈中的投影是何等沉重、何等深刻，
又是多麼悲苦、多麼鮮明！非常時代的“鐵屋子”再也禁錮不了人類必然進步的歷史矢量-五四以來人們苦苦追求的對於民主與科學的急切盼念。封建愚昧和文化專制於廿世紀是多麼地格格不入，八十年代中國再也不應有華老栓、阿Q繁衍再生的土壤。—文學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矜持！
“傷痕文學”的勃興，是當代中國整個社會的歷史的產物，，一如馬克思所說，人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產物”一樣，非常時代的非常政治，“使人之感覺變成人的感覺”，於是有了文學 —“傷痕文學”。這也許無須什麼高深的理論即可以證明了的。時代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識著歷史發展的新契機，沸騰的現實生活社會要求我們必須向“眼淚”告別，讓“傷痕”在繼續長征的新進軍中自愈吧。作為時代赤子的作家，最先感應出時代的脈的律動，從直面社會改革和回首歷史積澱的雙軌方向和著時代列車的節奏一起向前。於是，以陳沖、蔣子龍為代表的“改革文學”霍然風起，《廠長今年廿六》、《喬廠長上任記》、《鍋碗瓢盆交響曲》、《當代人》等一批以改革為題材的作品湧現出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作家似乎深感面前的形而下之器的小打小敲和急功近利並不能解決當代中國的時代振興、民族覺醒的根本問題，而著意於宏觀方面更深層次意義上的審美追尋。理解了這一點，那末出現於八十年代前期(80--85年上半年）的“反思文學”潮流，也就不足奇怪了。王蒙的《布禮》、張潔的《方舟》、諶容的《楊月月與薩特之研究》、
王安憶的《金燦燦的落葉》、扎西達娃的《江那邊》、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蔣子龍的《燕趙悲歌》、張賢亮的《綠化樹》、張承志的《北方的可》（後兩者筆者認為是西部文學的領銜之作，至於西部文學，下文將論及）•••••一大批撼人心魄、引人情牽的文學佳構紛至雜沓而來。整個時代的大覺悟，導致文學的大覺悟（公正地說，是文學的先覺悟到此時方才名正言順地聲稱自己的也覺悟來），反應時代於本能中的逐浪而起的“反思文學”大潮未艾於方興！
“反思文學”的興起，是以全民族的文化反思為特徵的，在文學實踐中，當然也就避免不了具有“尋根”意味的歷史審美燭照。於是，一些缺乏一定文學素養而又中氣不足的創
作者們紛紛效顰，使“反思文學”泥沙俱下，一些以再現落後、矇昧、樸野、荒蠻，從而展示以畸形粗礪為新奇、以變態崢嶸為崇高的文學趣味有所表現，直至導致1985年末“尋根熱”所謂文學批評的“三年不鳴”，似有將“反思一尋根”文學追求扼壓下去的頑向，此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目。
無庸諱言，“反思—尋根”的文學遠征自有其本身的歷史侷限（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歷史侷限同），在直麵人生的審美層次上畢竟差強人意，而曲高和寡的致命尷尬又常常被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反映論者指為稽談。此真真讓這一文學潮流的領導作家們難為了。然而，歷史運行、時代意識的趨前性又未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表現出自己的執著一一終於(85年初），讀者驚喜地發見，一支虎虎生風的文學勁旅從斜刺裡殺將出來－－“西部文學”！這一文學思潮的湧現，與當時代的“西部開發”相表裡，就文學本身而言，確切些說．首先由電影理論家鍾惦斐提出“西部電影”之後，電影《牧馬人》、《人生》打響之後．由《當代文藝思潮》組織發起的“西部文學筆談”為倡導，真正自覺的西部文學工程基礎建設方才進入當代丈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給人以相見恨晚之憾。於是，我們看到，鄭義的《老井》、《遠村》，張宇的《活鬼》、張銳的《盜馬賊的故事》、邵振國的《麥客》、王家達的《清凌凌的黃河水》、李本深的《古爾特的精靈》、魏志遠的《麥爾冬草原》、李鏡的《明夭，還有一個太陽》、張承志的《金積堡》（86年）……一大批以西部為題材而首先以西部精神為題材的作品先後爆炸開來，林林總總，紛紜拿鬥，大有反客為主開一代文氣之先的慷慨。可惜“好景未長”，“西部文學”的“風水”旋即為偌大中華東西南北中的有識之士所青睞，“西部文學”東漸頓呈一瀉千里之勢：大西南的扎西達娃、馬原、曉劍、何士光，東南沿海的孔捷生、陸文夫、艾煊、王兆軍，東北的鄭萬隆、張抗抗、鄧剛、張曼菱，以及劉心武、阿城、馮驥才的“京畿”，王安憶、陳村、程乃珊的“滬派”，“魯藝”、“軍藝”兩大學院派，李杭育的“葛川江”，賈平凹的“商州”
加之各外省眾山頭的散兵遊勇，於是展開了一場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一地上的審美逐鹿。85年末一86年初以來，一個以當代生活為基點以歷史作參照系的“尋根文學”大潮忽喇喇漫卷開來，未可阻遏．蔚為大觀！……
一時代文學的繁榮，首先是文學思想的繁榮。這種繁榮的思想醞釀、審美文明及其運行軌跡莫不是以特定時期的作家作品為標誌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的奔湧匯聚著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審美努力。而作品文學形象特別是意境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創作家的心靈歷程展示無不給讀者以認識生活變革現實的深沉思索。從“王曉華”（《傷痕》）的無為呻吟，到“喬光樸”（《喬廠長》）的風雲叱吒，從“許靈鈞”（《靈與肉）））的“偽愛國主義”到“高加林”（《人生）））的“連聯合國都想去”乃至人們對高娃的理解，從“藍色文學”的瘋狂、《你別無選擇》到近鏡頭全景式觀照《北京人》、《減去十歲》、以及《三寸金蓮》、《金積堡》、《苦吻》、《冥》……總是讓人感到時代文明擅變的胎動。史詩性的時代昭示著文學史詩的必將誕生；時代呼喚巨人，中國當代文學的巨擘正在臨盆！
然而，‘十足的樂觀本身就包含著必然的悲劇性因素。截至目前，我們不無焦急地看到，自85年末至86年初以降．以“尋根熱”文學批評為主唱的批評理論變戲法兒般地使“尋根文學”這一文學追求漸趨強弩之末。然而代之以起的將是《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西藏，系在皮繩釦上的魂》、爸爸爸》等荒誕派或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好運又日益成為不可 — 就現階段的中國國情來說。而85年中期而今的關於“強化民族意識”與強調“當代意識”（主要包括橫的滲透或移植）的文學論爭之授人以柄必將為當代文學構成影響，這，又將為批評提出新的課題（誠然，這也是新時期文學繁榮的一個標誌）。中國當代文學風騷誰領，沉浮誰主，讀者將拭目以待。
時代選擇文學（當然，文學也在選擇時代，而後者常常表現為實現的不可能）。“物競天擇”除卻它的唯心主義成分，依稀可見其灼目的辯證唯物的合理性光芒。面對日益繁榮的文學，不肖說，時代自有自己的選擇，無須筆者祀人之慮。然而，倘言“危機說”除了似有“聳人視聽”之嫌外，尚真有其揭病掘根的哲學家器識在，那末“尋根熱”所謂批評，則見不得對創作有什麼實際意義的觸動，倒真真下流為隔靴之搔了。文學的自身規律和今日文壇正在予以證明。--- 是不足。
文學是一個歷史的範疇。鑑於人類運動的廣延性，每一位作家乃至一時代社會文學思潮發展的歷史無不頑強地表現出自己的必然 — 侷限性。應該看到，中國當代文壇，在文學理論為主體的文學思想的建設上，仍處於一種發矇階段。一些較權威的批評理論尚且在機械反映論的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表現在實踐中，以“尋根熱”文學批評為代表的諸多批評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批評的“隨機性”。理論批評與文學創作間的“二律背及”的齟齬時時出現。就文學創作看，“傷痕—（改革）反思—（西部）尋根— …”的文學呈現出文學剴切時代和文學自審性追求的可喜趨勢，但又始終躍不出必然王國的藩籬。作家主體意識的覺醒尚未有達到自覺向文學的本體性迴歸的終極領域，在一些非文學因素干擾面前，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審美把握乃至審美主體自身的遊移和傾斜等等。批評未能為創乍勘出道路，文學也處於自身的困惑中。
“文學即人學”，新時期文學的繁榮，歸根結底．是“人學”的繁榮，人的“繁榮”。沒有困惑的時代是自欺欺人的時代；沒有困惑的文學，是欺人自欺的文學。物質決定意識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水遠是人類認識的基礎，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的不平衡僅僅是相對而言的。理解了這些，那末我們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也許就會有一個較為客觀的漸趨科學性的評價了，也不至於在創作與批評、作家與讀者之間視藝術個性的必然差異而為難以逾越的鴻溝，從而對作家創作進行諸多責難。— 文學與美的建設既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業、行為，同時又是某一社會集團乃至整個人類為之共同奮鬥的理想、目的。這也未始不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