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老舍如果多活幾年，現代文學史也不會這麼寒磣'

知道老舍這名字之前，我已經讀過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傳閱一些翻得稀爛沒頭沒尾的舊小說。

有一天，我們院一孩子借給我一本沒有封皮前後都缺了幾十頁的紙張發黃的小說，看它被翻得那個舊勁兒，我想當然以為這是本好看的書，上課的時候在底下看。

剛讀頭幾行感覺就很奇怪，那和我們通常看到的小說很不一樣，沒有革命作家筆下一定會出現戰爭、屠殺和坐監獄的場面，只是很老實地寫一箇舊社會三輪車工人的日常生活。

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頁，始終等不到激動人心的場面出現，就往後翻，翻到最後的殘頁，也沒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節。

按理來說革命戰爭題材的小說中都有一些性愛描寫，描寫性愛的章節才是書中翻得最舊的地方。

這小說真沒勁。

還書的時候我還對借我書的那個院裡孩子抱怨，似乎捱了涮，當時好像也沒打聽作者是誰，書皮撕了，也沒有作者名字。

對書中風格強烈的老北京話也沒什麼觸動，因為畢竟和我們日常說的話已經有了很大差別。

大概是七八年，粉碎“四人幫”之後，社會上開始給受迫害的人平反，小說成了平民表達自己看法最時髦最有力的武器，大家都成了文學愛好者。

老舍的名字逐漸傳到我的耳朵裡，知道這是一在“文革”中自殺的著名老作家，北京人，而且寫作風格就是北京話，是全國惟一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是《駱駝祥子》，這本書也是中國作家惟一在美國曾經暢銷過的小說。

這時，我想起幾年前看過覺得沒勁的那本舊書，猜到就是它，也不敢說沒勁了。

後來看過凌子風導的電影和“人藝”演的話劇，都覺得好，再加上受輿論大力灌輸，都說好，自己也有了下意識的接受，一提老舍搶先便說：知道，《駱駝祥子》，寫得好。

真正使我對老舍這個人作為作家感到佩服的是話劇《茶館》。

北京話的魅力在這部戲充分得到了展示，直到現在，我們遇到和《茶館》裡某句臺詞相似的情景還會乾脆就用這句臺詞說話，好像沒有比這麼說更貼的。

很多話都不是光說事兒而是帶狀態的，因而很易於借指，譬如“我餓著，也不能讓這鳥餓著。”

就是一種精神嘛，在世紀末大家都很在乎自個的今天，說出來也是擲地有聲，聽上去也不像句大話。

我喜歡老舍的都是他那些“說話”的作品，話劇和改編的電影、電視劇，魯迅說過老舍“油滑”，叫我這半吊子北京人看，這是南方人對北京話的偏見，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這麼說話。

老舍的作品有時給人感覺軟，繞半天圈子不切題，正是有些失之厚道，捨不得，對北京小市民太熱愛。

他也沒法兒不這樣，那些人沒一個外人，都是親戚裡道街里街坊的。

老舍不是那種一輩子只寫了一本小說的作家，也不是一出手便才華立現的天才少年，像每一個職業作家一樣，他的小說也是瑕瑜互見，良莠不齊。我覺得寫得不好的首推《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大約是老舍最長的小說，當年播這部電視劇時盛況空前，那些光彩奪目充滿人性的角色一掃“三突出”年代文藝英雄們臉上殘留的紅油彩。

對我個人直接的影響便是從先進、落後、中間人物這種對人群粗暴劃分的舊文藝觀中徹底解放，人，就是人，什麼觀念性的認識都是一種狂妄。

我是看過電視劇倒回來找的這本小說看，初讀抱著很大的期待，讀的時候一點點降溫，最後，在不到一半的地方合上書，感到很失望。

還是這些人物，說的也都是和電視劇中人一模一樣的話，怎麼看的時候卻興奮不起來？

這個反差非常明顯的就是在語言上，電視劇中令人叫絕的精彩臺詞擱在小說中什麼味兒也沒有，白不呲咧的，讀起來只覺得囉嗦。

長，肯定是一個原因，骨頭與骨頭之間總要設置一些過渡段轉承啟合，長了，這些技術填充部分就顯得突出，格外無意義。

口語，也是個問題，特別是北京話，本來就有信口開河東拉西扯言不及義的特點，北京話自己形容這種說話方式是：車軲轆話，話趕話，你說前門樓子他說熱炕頭子。

這樣一種天生摻水強調口腔快感的語言風格，不擠水分，或說大刀闊斧取捨，直接端到紙上，來不來一百多萬，那得是什麼樣熱愛文字有讀書癖的讀者才能勝任愉快？

見面就聊，聊起來沒完，中間一個點兒不打，北京話叫：話窟。

在《四世同堂》這部小說中我看到了北京話作為一種方言的侷限性。

儘管它和普通話十分接近，很多口語可以直接進入文字，不必修飾，但作為一種通用的書面敘述語言還是不夠豐富和麵面俱到。

中國文字經過幾千年的發育，表述方式極為複雜或說四通八達，單純的北京方言與之相比，手法還是顯得單一，寫《四世同堂》那樣長的小說，一個腔調不變，到後來就顯出平淡和缺乏變化，話再密，事件再集中，還是露出貧氣和沒話找話。

我經常聽人講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要有一些寫作之外的先決條件，思想性啊，責任感啊，對巨大事物的關懷啊，說來說去似乎都在強調作家的人格，許多作者本人也紛紛咬著後槽牙說：創作拼到最後就是拼人格。

依這個說法，凡是經過“文革”活下來的作家都無法偉大。

老舍，憤而一死，在勢必沉淪的深淵前全身而退，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就人之所能，他已經做到了極致，說老舍是他那一代中國作家中最有人格的恐怕不為過。

就盼著中國作家都當聖人、只恨他們不夠膽兒去自盡的缺德批評家要樹“當代屈原”除了傅雷另一個人選恐怕也就是老舍合適了。

可是，老舍的人格偉大，能說他的作品也就當然比其他苟活下來一身汙點的老作家更偉大嗎？無論我對他懷有怎樣的敬意也得不出這樣一個肯定的結論。

他是拿死拼出了一個人格，但這可以同時提升他的作品的意義嗎？

作家的命運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著的時候寫的，要產生偉大的作品首先的條件是讓作家活著，別老拿生死考驗他。死亡，無論多麼悲壯，也是對寫作的打斷。

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間，難免不付出入格做代價，但也就有了機會和可能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他已經開了頭，寫了8萬多字，叫《正紅旗下》。

如果假以時日，讓老舍把這個東西寫出來，那不得了，“現代文學史也不會這麼寒磣了”。

朋友說：中國作家胡編的身外之事太多了，好像一寫自己就小氣，越會寫跟自己八杆子打不著的事兒越叫有本事，賽著奔赴四面八方，活活給中國人創造出一種生動的紙上生活，使我們有時竟誤會每天的生活不是真實的生活，不是我們該過的生活，還有一個更真實的生活在遠處等著我們。

很多糊塗人因此自我蔑視，把脫離現實當作一件牛逼的事兒，想象不存在的生活這個傳統那麼悠久，這些人因而天生都有另一重人格。

朋友說：中國作家吃虧就在於人人不老實，一方面可做繞指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氣，軟，軟至人盡可夫，硬，硬起來便一頭撞死，都不把寫作當回事。

其實這不是中國作家的傳統精神，漢朝有個叫司馬遷的，被皇上騸了，沒急著死，寫了一本《史記》。

朋友的話引起我的深思：我們是不是太在乎一個作家的人格完整了？說慣了大話，把自個將在這兒了，逼得很多人東西沒寫完只好去做烈士。

這個人格對作家真那麼重要嗎？

簡直無可選擇，要麼留取丹心照汗青，要麼活著也是行屍走肉？——當然很多老作家的經歷確實印證了這一點，丟了人格之後文章的格也不復再有。

餘華的《活著》講到了對生命的尊重，無論如何也要活下去。《芙蓉鎮》裡也有類似的話：不能像人一樣活，就像畜生一樣活。

張宇的《活鬼》把這個話更進了一步，不但要像畜生一樣活，還要活出滋味來，活得比人還帶勁。

其實老舍自也有這樣的話，《四世同堂》中有一句臺詞：日本人厲害吧？架不住咱能忍！

死，只能成全一個偉大的作家。

忍，沒準能忍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我願意將來有一天，我們談論很多偉大的作品，談到這些個作家，都說“真不是個東西”，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