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知名學者，在華語文學研究界影響力頗大。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曾任教於臺灣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現任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代表作有《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當代小說二十家》等。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作者：王德威
版本：哈佛大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最近，由騰訊文化、京東圖書、中國人民大學聯合主辦的“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人物盛典”在京舉辦，首位致敬對象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典禮活動上，王德威發表的演講題為“‘華夷風’——華語文學的視界”。
雖然王德威自2006年起就開始論述“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但對於大多數讀者和聽眾而言，它依然顯得陌生和遼遠。他以“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替代舊有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漢語文學”等稱謂，來呈現複雜、多生、不同文化互動的華語文學面貌。這也許是惟有身在海外的研究者才可能具備的開闊視野。
從《被壓抑的現代性》中談到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到《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中對中國文學“有情”歷史的召喚和重新叩問，再到現在的“華語語系文學”，王德威的研究從來不缺少批評和爭議，但又總能以新的理論構架、新的詮釋方式帶來明確的啟發。新京報記者對王德威教授進行了專訪，他以一貫的謙和、有禮和自信，講述了他眼中的文學、文學研究和文學史。
“華語語系文學”
我們需要更豐富、更復雜的文學世界觀
新京報：你是怎麼開始對“華語語系文學”這個命題有了研究的興趣？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的前身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海外文學，或者是廣義的世界文學、華文文學、漢語文學等，這些命名基本是在中國的學制語境中給海外文學做出的定位。在國外教了很多年的書以後，總覺得這些定義不能夠窮盡我們在海外對於自身所生活的，或者所面臨的各種文學現象的一個比較豐富或者複雜的陳述。所以大概是在2006年、2007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任教的史書美教授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華語語系文學）的觀點，我對這個新的論述方向很有同感，並願意就她所提出來的論述再加以發揮。我在中文語境裡可能有更多的發聲機會，就用“華語語系”這四個字，與過去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漢語文學這些五花八門的命名來做一個區隔。畢竟我們做文學的需要一個新的品牌、新的命名，來作為進入這樣一種新的文學世界觀的方法。
新京報：和華語語系文學相對的可能是我們傳統的這個“中國文學”的概念，它的出現本身就內在於中國近現代化這樣一個過程，有一種民族意識的東西在裡面。所以當使用“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是不是也包含了對民族意識這方面的反思？
王德威：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機制和它所論述的方式，的確是跟民族國家的想象與論述息息相關。我們所習慣的這種國家文學史，它的歷史也不過就是一百多年。我無意去質疑或推翻這樣一個命題，它已經是歷史存在的現象，既然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文學史的寫作方式，我覺得言之成理，這不是問題的所在。問題是怎麼去面對國家文學史所不能夠照顧到的各個層面的、仍然使用華語創作的、或者是發生的這些現象、這些文化的場域。
在過去用“海外”這樣的詞難免有一個預設，有海外就有海內。另外像“世界中文文學”，這個“世界”也是很曖昧的一個詞，講“世界中文文學”的時候其實是不包括中國的，但世界明明已經是世界了，為什麼中國又可以在世界之外來為這個世界命名？所以這裡面就有高下主從的一個分別。我們倒不是在談論文學市場或者文學世界裡面階級鬥爭的關係，而是“華語語系文學”是不是能夠提供一個不同的批判界面，作為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一個另外的對話的對象，或者是一個思考的維度。
海外中國學的影響
年輕學者不會再人云亦云
新京報：在文學領域，所謂的海外中國文學往往是處在一種被邊緣化的處境中，但在學術研究界，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卻是對中國本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和差別？
王德威：這個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海外文學研究在方法跟理論模式上對中國本地的學者產生了很多影響，但我們這群所謂的海外學者也沒有那麼了不起，因為我們的很多方法也不過是將西學的用到中國的這樣一個轉手的運用而已，在那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能就像是一個掮客，是做二手傳播的。
我想這可能還牽涉了廣義的中西學術論述的一個不平等模式。我有最常用的一個論述：你現在穿的一身衣服其實是西式的，但你每天沒有掏心撕肺都在想我穿著西式的衣服，想我對不起祖國吧？我們沒有為服裝的問題或是手機、電視的問題而這麼緊張，那為什麼在文學這一塊就往往成為大家爭論的焦點？這反證了文學、學術這一塊在中國的文明想象力中佔據的位置，大家覺得這是我們的核心，不能夠被拿走，不能被掏空。我認為歷史就是這樣發生，那就承認它，我們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藉口或解釋，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我們如何來改變。
新京報：那如何來改變呢？有可能改變嗎？
王德威：也許下一步是我們怎麼樣來發展以中文語境為基準的一個論述模式。希望有一天，也許在10年或20年以後，我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系，我會告訴我在英美或是法國或德國文學有成就的理論學者，說你如果不知道朱光潛的理論，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李澤厚的理論，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胡風的左翼理論，你可能也太落伍了。我覺得這是一個交流的過程，當然我會覺得我有很自覺的一個承擔、一個責任。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面，大家逐漸已經比較平靜。交通如此快速，年輕的一代學者閱讀能量這麼好，可能不需要什麼歐美學者來教導我們怎麼樣。相比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留學的那一代，我想年輕一代應該會有更多的自覺，不會再人云亦云。
重寫現代文學史
發生論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種神話
新京報：今年是2017年，是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發端的1917年“文學革命”的百年紀念。你曾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今年又新出版《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這本新作中你怎樣處理中國現代文學發端這個問題？
王德威：這本新作是由161篇短文章合在一起的文學史。其中第一篇文章，我刻意用了三個時間來說明現代中國文學是怎麼發生的。第一個時間是1635年，當時一個晚明的文人叫楊廷筠，因為受到了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給文學做了一個審美的、西方模式化的定義，所以這是一個遙遠的所謂文學現代發生的開端。這篇文章又給了另外兩個日期，一個是1932年，一個是1934年。1932年是周作人對於“新文學源流”的一個探討，1934年來自於河南的左翼史學家嵇文甫，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把晚明當做是現代中國性的開端，尤其是文學方面。所以我刻意用三個時間點來說明，這個發生論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種神話，我們不斷去發明這個神話。
新京報：你對這幾年中國文學或者說華語文學的創作有一個怎麼樣的觀點？或者說有哪些作品給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王德威：我覺得現在的作家，也許他們生存的時代不是一個最能夠造星的時代，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像上世紀80年代所謂新時期作家一出來的那種一個時代的整合的爆發力。
但我特別要講，我認為華語這一塊是在中國語境之內被忽略的。我覺得過去的20年到30年，華語世界文學的成績是絕對值得注意的。我們現在大約只有白先勇在中國國內是華語世界公認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但是我覺得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後的這二三十年裡面，不論是香港的董啟章，或臺灣的駱以軍，還有之後的吳明益、甘耀明這些作家，以及馬來西亞華人中的一批作家……他們彙集出來了這樣的一個廣義的華語世界，我覺得作為中國內地的讀者，或是批評者和創作者，似乎應該把眼界擴大。當然我們的能力跟智慧都有限，但至少在世界觀上，應該是把這些作家他們的創作都納入考慮範圍，或閱讀的可能書單之內。這是我最大的期望。
採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