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談及《紅樓夢》時，很多人都會注意到它“喜聚悲散”的特徵。相比傳統小說的大團圓結局，以悲劇收場確實是一個重大突破。但是《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主要體現在眾多人物的命運共同體“賈家”的衰敗上，而對主人公賈寶玉的悲劇性缺乏深層次的探討。當然，《紅樓夢》中通過賈寶玉發呆、魔怔和摔玉等一些列異常舉動來展現對命運的抗爭已屬難能可貴。因為和西方相比，中國的文學傳統中缺乏真正的悲劇意識，缺乏個體對靈魂的深層次拷問。下面從先秦與古希臘時期、封建時期與歐洲中世紀和現當代時期三個方面入手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一、先秦時期與古希臘時期

春秋戰國是一個學術自由的時期，湧現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等眾多學派，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其中墨家可以說是自然科學的源頭，名家是辯論哲學的源頭，陰陽家是空間地理學的源頭，但在烽火連天的春秋戰國時期，國君關心的是如何能一統天下，平民關心的是如何能免受苛政，所以它們在當世的影響都比不過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

儒道法竭力研究社會的運轉規律，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說對社會進行改良，這為後世文人樹立了憂國憂民的好榜樣。但這也使後世文人慢慢養成了一種“論事不論人”的習慣，一個個文人墨客大談事理卻漠視個體靈魂的衝突。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只是為了端正處世態度達到遠離小人的目的，是一種功利性比較強的自我反省。為什麼說它功利性比較強呢，因為它目的很明確，只是一種自我檢討，而非展現靈魂的一種內在衝突。

道家對個體的關注要比儒家多得多，尤其以莊子為代表。莊子對人生充滿了懷疑，身為物役，心為身役，萬事萬物於個體而言都是一種阻礙。但是莊子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個否定性的論證過程，而非那種靈魂深處的糾結和痛苦。當然，莊子能夠做到這一步已是意義非凡。莊周夢蝶、蝶夢莊周，莊子選擇了一種超脫的方式看到此事。而後世的道家更是發展出了一套“坐忘”、“心齊”的修煉模式，企圖到達一個神仙世界，從此與探尋個體生存的本質越來越遠。

相比之下，西方的古希臘時期不僅出現了思想界的百家爭鳴，同時還出現了三大悲劇作家。如果說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還帶有荷馬時期的影子，那麼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可以說就是完全關於人的作品了。

《俄狄浦斯王》展現了命運對俄狄浦斯的捉弄，他是一個英雄式的被捉弄者，他是一個無罪的犯罪者。他終究沒能逃脫殺父娶母的命運，於是他用兩枚金別針刺瞎雙眼，獨自走向了喀泰戎山。他雖然沒有犯罪動機，但卻有了犯罪的事實。命運捉弄了他之後，他沒有怨天尤人逃脫責任，而是叩問自己內心，最終選擇了刺瞎自己的雙眼。這個舉動意義非凡，展現了一種懺悔及救贖意識，同時又包含著一種反叛。這雙眼睛已經看不清這個世界，要它有何用？

盲人俄狄浦斯

如果說《俄狄浦斯王》還多少帶有一些人在命運前的不自主性，那麼《美狄亞》可以說是一部完全關於人的作品。當伊阿宋移情別戀後，痛苦的美狄亞回憶起了從前的幸福生活，但是現實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她此刻的處境。這部悲劇的核心是美狄亞的心理衝突，是最早使用心理分析法的文學作品。美狄亞心中殘存的美好，最終被悲慘的現實完全毀滅了，她選擇了報復。她最終殺死了兩個親生孩子，看到了丈夫臉上痛苦的神情。但她自己的痛苦，卻不會比丈夫少。

反觀中國傳統文學，缺乏的正是對人內心衝突的描寫，對靈魂的痛苦拷問。屈原曾經發出天問，但那只是對自然和宇宙及歷史事件的一種叩問，而非自己內心衝突過程的展現。屈原之死有著濃厚的悲劇色彩，這點不容忽略，但那是通過歷史來表達的，而非文學。

二、封建時期中國古典小說與同時期歐洲文學

有人可能會說，先秦時期還未發明紙張，時代對寫作者提出了微言大義的要求，所以不可能去關注人的心理過程。那麼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唐傳奇出現之後的古典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直到《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都缺乏人物內心的衝突。佳人才子，大奸大惡之徒，大忠大賢之士，窮酸可笑之人，彷彿他們一個個生來就是這樣的，作品著力在人物是什麼樣，而忽視人物為什麼會這樣，也就是缺乏人物內心的衝突、靈魂尺度上的拷問。

即使如《西遊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樣優秀的古典名著，其實對內心衝突的描寫也是極少的。《西遊記》中孫悟空、豬八戒和沙悟淨因為犯了不同的錯，前往西天取經陪大佬們演了一齣戲，於是就得到救贖了？《水滸傳》中一個個被逼上梁山，在梁山之前都有了不得不上的理由，那種衝突也只是現實的困境造成的，而非自身拷問靈魂產生的。《三國演義》關羽仁義、曹操奸詐，一個黑臉一個白臉，這是歷史關注的定論性問題，缺乏了文學關於人性的關注。

相比之下，《紅樓夢》中充滿了內心的衝突，比如賈寶玉是選擇讀經史子集還是言情小故事，是選擇木石前盟還是金石姻緣，是選擇沉默還是爆發等等。賈寶玉經常處於一種精神迷惘狀態，也就是發呆發怔，他為什麼發呆發怔呢？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去思考。賈寶玉距哈姆雷特非常近，只差問出那一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和莎士比亞相比，曹雪芹也同樣思考了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但曹雪芹重在揭示賈府這個封建大家族的毀滅，這種毀滅是必然的。而莎士比亞會將問題的核心交還給個人，通過人物內心的衝突、靈魂的痛苦拷問。從而做出選擇。比如《麥克白》中主人公殺死了國王之後，也謀殺了自己的睡眠，他一再去洗沾上了國王鮮血的手，卻無濟於事，因為他的靈魂也沾上了鮮血。再如《奧賽羅》中主人公中計殺死妻子，當真相大白時他拔劍自刎。這不是簡單的殉情，而是一種自我審判，是一種懺悔意識。

當然，我並不是說莎士比亞比曹雪芹要偉大，事實上我覺得曹雪芹更偉大。因為曹雪芹可以說是以自己的一己之力思考生存和毀滅的問題，而莎士比亞有歐洲千年的宗教背景及文藝復興作為支撐。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從宗教的方面開了懺悔的主題，再加上人文意識的覺醒，從而莎士比亞才能在靈魂維度上進行自我審判。

三、現當代時期中國文學的自我譴責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周作人最先發現了中國文學中存在“自我譴責精神”的缺失。在《文學中的俄國與中國》中周作人舉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為例，隨後說道：“在中國自己譴責的精神似乎極為缺乏：寫社會的黑暗，好像攻訐別人的隱私，說自己的過去，又似乎炫耀好漢的行徑了。”

周作人

發現這一點的除了周作人之外，還有他的哥哥魯迅（周樹人）。魯迅不僅發現了這一點，還以自身的創作進行了補充。魯迅關於國民性的批判，可以說正是站在民族的角度進行的自我譴責。同時，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魯迅和周作人還發現了中國文學的另一種缺失——對靈魂的深度解剖。

魯迅和周作人發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之處在於：即使再墮落再卑微的人，他的靈魂也不是單一的，在惡中也蘊含著對善的追尋。但是，時代並不允許魯迅進行展現個體靈魂掙扎的創作，國家興亡之際，他只能放棄在靈魂維度上的探索。或許，這也是當年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主要原因。他沒有精力去寫複雜而矛盾的展現人性的作品，那不是啟蒙時代的作家該做的事情。作為啟蒙時代的作家，社會需要的是他樹立鮮明的旗幟，徹底批判該批判的，徹底讚揚該讚揚的。於是，我們在阿Q身上看到了國民的劣根性，卻發現不了他本該具有的優良品質。

魯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可以說是悲壯，他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放棄了自己在藝術上的追求。這延續了千古年來文人報國的傳統，也再次將文學的傳統帶回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爭的是如何救世，新文化之後的數十年關注的是如何救國，它們的關注點都是對現世的影響。在魯迅之後，文學漸漸和政治產生了越來越緊密的聯繫。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出現才使得中國文學掙脫了自身的枷鎖。

莫言、餘華和格非等中國當代最優秀的作家都通過作品對靈魂進行了探索，直到這個時候中國的文學或許才算得上圓滿。比如莫言的代表作《蛙》核心其實並不是為了討論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對與錯，而是以它為背景，展現國人的生存狀況以及靈魂層次的變化。莫言本人曾說過：我設置了一個人類靈魂的實驗室，用這種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環境設置了這麼一個實驗室，把人物放進去考驗他，然後看看他的內心，看看他的靈魂發生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莫言

不僅是在純文學領域，其實在通俗文學領域許多優秀的作家也開始進行了關於人性和靈魂的探討。比如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專門用了一章描寫郭靖的迷茫，心灰意冷的郭靖開始懷疑人生，此時他武功小有所成，本應順勢一步一步走上人生巔峰，但他卻忽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並不是武功所能解決的，他甚至懷疑武俠小說核心所在“報仇雪恨”這個詞，進而想要忘掉武功。在《是非善惡》這章中，郭靖思考的是最深刻的哲學問題“我是誰，我為什麼來到這，我該去哪裡”。雖然金庸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比較簡單，但一位通俗作家做出這方面的努力已實屬難能可貴，我們也不該有太多苛求。

相比春秋戰國和新文化時期，今天的作家不必揹負救國救民的沉重包袱。相比思想壓抑的封建時期，今天的作家擁有開放自由的思想土壤。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後的中國會產生出更加偉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