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是如何從傳統中走出來的？| 賽先生'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進京趕考到如今大夏天的高考，雖然本質相同，都是望子成龍，但考試的科目和內容早已大相徑庭。而中國的大學，從熟讀四書五經到“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歷經了8年改革，期間還氣跑了北大首任校長。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進京趕考到如今大夏天的高考，雖然本質相同，都是望子成龍，但考試的科目和內容早已大相徑庭。而中國的大學，從熟讀四書五經到“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歷經了8年改革，期間還氣跑了北大首任校長。
撰文 | 老多
如今大學教育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每年考進大學的小丫頭小夥子有數百萬之多，估計早就在全世界排第一了。所以考大學也是所有家長最關心不過的事情，孩子如果考上大學，家長的心裡馬上樂開了花，如果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華，那家長的假牙肯定就會笑掉地上。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全家人湊足了盤纏，烙上幾斤糖餅讓犬子進京趕考，到如今滿頭大汗送“小公主”“小皇帝”每年大夏天參加的兩天高考，本質上都是一回事，目的是望子成龍，希望城門口貼的皇榜上寫著犬子的大名，或者樓門口的郵箱裡發現某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延續了千百年。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古代進京趕考和現在大夏天的兩天高考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古代科舉考試主要的科目應該是：帖經、策問、詩賦等等，帖經怎麼考法呢？這個有點像現在的填空題，考官把某聖賢的一首詩或者像《大學》、《禮記》、《論語》等聖賢書裡一小節寫在卷子上，學生要把這首詩或者這一節前後的文字寫出來。策問是考官出題，學生做答，有點現在論述題的意思。詩賦就是做一首詩或賦。而現在的高考，考試科目是：數、理、化、史、地、語，雖然卷子在形式上和古代都差不多，但內容就差老鼻子了，讀的書也完全是兩碼事，要是現在的學生考帖經、策問，那肯定全考糊，徹底砸鍋。如今盛行的高考補習班如果交了錢，補習班裡讓你猛背《大學》、《中庸》和《唐詩三百首》，那不但交的錢要退，補習班的老師也肯定會遭到憤怒家長們的群毆。
其實現在無論是小學（elementary school）、中學（high school）或者大學（university），從形式到內容基本都來自西方，古代中國那套學習方式和內容已經在100多年前退出了歷史舞臺，讀書人寫文章的基本套路也徹底改變，現在如果有誰還用文言文寫文章織圍脖，不但能看懂的人不多，作者估計不是瞬間被板磚拍死，就是被叫做老腐朽。
新學興起
1905年慈禧老奶奶一聲令下，在中國實行了1500年的科舉制給廢了，各類新學興起。所謂新學就是學習西方辦學方式的學校，因為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所以稱為新學。不過在科舉制被廢除以前好幾十年，也就是19世紀中期，新學就已經出現，像嚴復讀書的福建船政學堂，還有北京同文館等。只不過新學的興起並不那麼順利，從古代傳統走進今天這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路是極其艱難的，想從那條在歷史長河中游蕩了上千年的大船裡爬出來，讓學校的風格做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可不像辛亥革命剪了大辮子，或者把長袍馬褂換成西裝那麼容易。
洋務運動中出現的新型學校，是因為那時候洋人拿著來複槍欺負咱們這些還在玩大刀長矛的中國人，那時中國人手裡最多有幾桿火銃。火銃宋朝就發明了，一千多年來沒人想起在槍管裡刻上幾條線，開一槍槍子兒不知打哪兒去了不說，開完一槍以後還要忙乎好幾分鐘才能放第二槍，根本別想和英國人拿的來複槍比。於是出於“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想盡快學會造英國人的來複槍等西方的技術，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於是這些學校開大價錢請來洋教授，開始向學生教授各種來自西方的學問，並且培養出中國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學常識的學生，其中就有嚴復（詳見嚴復：順境而長的福建少年，嚴復：達爾文第一個中國弟兄）。
而這個時代西方許多大學已經建立了好幾個世紀，比如歐洲被稱為大學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於11世紀；12-13世紀建立的大學有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的邦索大學、還有伽利略當過教授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學等；14世紀有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捷克的布拉格大學、波蘭的克拉科夫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比中國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學堂大200多歲。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達爾文等等也都是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
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卻還完全沒有自己開辦綜合性大學的任何經驗，也沒有老師，自然科學課程的老師幾乎都來自外國，起碼也是日本人。而且那時的大學還是沿襲傳統的教育方式，和太學、嶽麓書院或者私塾裡的教育方法沒有啥區別，不許男女同校不說，大學生們每天依然要晃著腦袋大聲朗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玩的基本還是四書五經裡那點玩意兒。
費正清在評價當時的北大時說：“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學生質量參差不齊。這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製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臺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文明。”[1]這樣的大學顯然培養不出嚴復，更別想培養出牛頓和達爾文了，這樣的大學必須改革。
辭職的北大校長
辛亥革命以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嚴復，嚴幾道這個沒走過科舉正途，一肚子洋墨水，被人說成鴉片煙鬼的人，做夢也沒想到能當上北大校長這麼體面的官，於是滿心歡喜地走馬上任。可沒想到的是，這個滿腦袋洋學問的大校長，卻因為課程設置問題與保守派發生衝突，於是以事“齮齕”[2]（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書）動 1咬；啃。2 忌恨；傾軋。）憤然辭職，嚴幾道老先生在北大一共沒待幾天的時間。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進京趕考到如今大夏天的高考，雖然本質相同，都是望子成龍，但考試的科目和內容早已大相徑庭。而中國的大學，從熟讀四書五經到“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歷經了8年改革，期間還氣跑了北大首任校長。
撰文 | 老多
如今大學教育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每年考進大學的小丫頭小夥子有數百萬之多，估計早就在全世界排第一了。所以考大學也是所有家長最關心不過的事情，孩子如果考上大學，家長的心裡馬上樂開了花，如果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華，那家長的假牙肯定就會笑掉地上。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全家人湊足了盤纏，烙上幾斤糖餅讓犬子進京趕考，到如今滿頭大汗送“小公主”“小皇帝”每年大夏天參加的兩天高考，本質上都是一回事，目的是望子成龍，希望城門口貼的皇榜上寫著犬子的大名，或者樓門口的郵箱裡發現某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延續了千百年。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古代進京趕考和現在大夏天的兩天高考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古代科舉考試主要的科目應該是：帖經、策問、詩賦等等，帖經怎麼考法呢？這個有點像現在的填空題，考官把某聖賢的一首詩或者像《大學》、《禮記》、《論語》等聖賢書裡一小節寫在卷子上，學生要把這首詩或者這一節前後的文字寫出來。策問是考官出題，學生做答，有點現在論述題的意思。詩賦就是做一首詩或賦。而現在的高考，考試科目是：數、理、化、史、地、語，雖然卷子在形式上和古代都差不多，但內容就差老鼻子了，讀的書也完全是兩碼事，要是現在的學生考帖經、策問，那肯定全考糊，徹底砸鍋。如今盛行的高考補習班如果交了錢，補習班裡讓你猛背《大學》、《中庸》和《唐詩三百首》，那不但交的錢要退，補習班的老師也肯定會遭到憤怒家長們的群毆。
其實現在無論是小學（elementary school）、中學（high school）或者大學（university），從形式到內容基本都來自西方，古代中國那套學習方式和內容已經在100多年前退出了歷史舞臺，讀書人寫文章的基本套路也徹底改變，現在如果有誰還用文言文寫文章織圍脖，不但能看懂的人不多，作者估計不是瞬間被板磚拍死，就是被叫做老腐朽。
新學興起
1905年慈禧老奶奶一聲令下，在中國實行了1500年的科舉制給廢了，各類新學興起。所謂新學就是學習西方辦學方式的學校，因為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所以稱為新學。不過在科舉制被廢除以前好幾十年，也就是19世紀中期，新學就已經出現，像嚴復讀書的福建船政學堂，還有北京同文館等。只不過新學的興起並不那麼順利，從古代傳統走進今天這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路是極其艱難的，想從那條在歷史長河中游蕩了上千年的大船裡爬出來，讓學校的風格做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可不像辛亥革命剪了大辮子，或者把長袍馬褂換成西裝那麼容易。
洋務運動中出現的新型學校，是因為那時候洋人拿著來複槍欺負咱們這些還在玩大刀長矛的中國人，那時中國人手裡最多有幾桿火銃。火銃宋朝就發明了，一千多年來沒人想起在槍管裡刻上幾條線，開一槍槍子兒不知打哪兒去了不說，開完一槍以後還要忙乎好幾分鐘才能放第二槍，根本別想和英國人拿的來複槍比。於是出於“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想盡快學會造英國人的來複槍等西方的技術，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於是這些學校開大價錢請來洋教授，開始向學生教授各種來自西方的學問，並且培養出中國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學常識的學生，其中就有嚴復（詳見嚴復：順境而長的福建少年，嚴復：達爾文第一個中國弟兄）。
而這個時代西方許多大學已經建立了好幾個世紀，比如歐洲被稱為大學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於11世紀；12-13世紀建立的大學有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的邦索大學、還有伽利略當過教授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學等；14世紀有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捷克的布拉格大學、波蘭的克拉科夫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比中國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學堂大200多歲。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達爾文等等也都是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
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卻還完全沒有自己開辦綜合性大學的任何經驗，也沒有老師，自然科學課程的老師幾乎都來自外國，起碼也是日本人。而且那時的大學還是沿襲傳統的教育方式，和太學、嶽麓書院或者私塾裡的教育方法沒有啥區別，不許男女同校不說，大學生們每天依然要晃著腦袋大聲朗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玩的基本還是四書五經裡那點玩意兒。
費正清在評價當時的北大時說：“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學生質量參差不齊。這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製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臺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文明。”[1]這樣的大學顯然培養不出嚴復，更別想培養出牛頓和達爾文了，這樣的大學必須改革。
辭職的北大校長
辛亥革命以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嚴復，嚴幾道這個沒走過科舉正途，一肚子洋墨水，被人說成鴉片煙鬼的人，做夢也沒想到能當上北大校長這麼體面的官，於是滿心歡喜地走馬上任。可沒想到的是，這個滿腦袋洋學問的大校長，卻因為課程設置問題與保守派發生衝突，於是以事“齮齕”[2]（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書）動 1咬；啃。2 忌恨；傾軋。）憤然辭職，嚴幾道老先生在北大一共沒待幾天的時間。
北京大學圖書館前廳嚴復雕像（圖源：oldkids.cn）
嚴復怎麼這麼沉不住氣，因為課程設置有不同意見，就憤然把一個堂堂北京大學校長的職位辭掉不幹了呢？眼瞧著幾百塊白花花的袁大頭不拿，嚴復跟錢有仇？這還真不是錢的問題，其中還有比錢更要命，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的。
中國的傳統教育，無論是不是“學而優則仕”，是不是想從一個鄉下窮小子，變成個體面的小官吏，學習的內容都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學習的態度講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學習的目的是飽讀詩書，然後成為一個謙謙君子。
這也沒有什麼錯，走入仕途以前的中國讀書人基本個個都是謙謙君子，可是一旦做了官，剩下的謙謙君子就沒幾個了，倒有可能混個腦滿腸肥。這是為什麼呢？那就是幾千年來，私塾或者嶽麓書院裡的教書先生們忘了教孩子一些事情，啥事情呢？那就是抬起眼睛去看窗外。像傅斯年先生在批評他的好友俞平伯時說的那樣：“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3]
窗外有啥好看的？啥是真的世界呢？窗外的真實世界那可是豐富多彩的，窗外可能是天上的星星、滿地長著的小草或者在草地上那棵蘋果樹。而西方的教育，尤其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教育，無論是不是帶有基督教的影響，卻培養出了哥白尼、伽利略、林奈還有牛頓這些對天上的星星、吊燈的擺動、花園裡的小草兒還有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感興趣，對這些完全屬於窗外，屬於眼前的世界，屬於大自然的事情充滿無限好奇的學者。這種知識的積累加上好奇心可以讓學生了解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於是科學也就從這些人中間誕生，這些貪玩的大玩家也都成為開創科學之先河，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了。
而那時中國的讀書人對關心大自然的科學還是一竅不通，飽讀詩書而來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雖然一點錯都沒有，但是讀書人一個個兩耳不聞窗外事，除了會搖頭擺尾地念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對大自然卻沒有一點點好奇。
雖然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但“天人合一”裡的“天”並非我們可以看到的屬於廣袤之宇宙，屬於大自然的天，而是指向人的內心，至於白天天為什麼是湛藍的，夜裡天上為什麼群星燦爛，大地之上莊稼是怎麼長出來的，韭菜和麥子怎麼區別，這些還是和幾千年前一樣基本沒人關心，甚至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榮。
讀書人的思維與大自然毫無交流，書呆子們成天與之交流仍然是那些根本說不清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神德天道，這樣教育出來的學者哪裡會產生啥科學思維呢？可是，那時歐洲的洋人卻瞭解到科學思維是解決現實問題唯一的鑰匙，不懂得科學思維的中國讀書人，做官以後仍然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於是官越做越完蛋，就剩下一副好下水，一個個吃得腦滿腸肥。
西方的洋人在文藝復興以後的幾百年裡發現了科學的奧祕，並且用在瞭解決實際問題之上。1840年，一幫扛著來複槍，開著巡洋艦的英國大兵闖進了中國，中國的神德天道被西方列強用科學造出來的洋槍洋炮給欺負了。這下子極端鄙視洋人，把洋人叫做西夷，洋玩意兒叫做奇技淫巧的大清朝皇帝也毛了手腳，趕快讓曾國藩、李鴻章他們開辦新式學校，想把洋人的奇技淫巧趕快學到手。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是光緒皇帝下詔於1898年開辦的，開辦以後一方面缺乏經驗，一方面缺乏人才，雖然請了洋人做老師，但結果還是和過去的太學、嶽麓書院一樣，沒有多大的改變，胡適都說過，北大是太學的延續，胡適這話肯定不都是誇北大。辛亥革命成功以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名字是改了，可學校裡那幫人還在，他們沒改。這些人不管是教授、講師還是助教，和嚴復這個灌了一肚子洋墨水兒的校長想法肯定不一樣。
嚴復就任北京大學堂堂大校長以後，滿懷希望的想把自己在外國學到的統統交給學生們。可沒想到他錯了，那時候雖然到處都開辦了各種新式學校，但抱著解救華夏於列強於水火之中，只有靠堯舜之道、儒家之學這種極端保守觀念的人還大有人在，堯舜和儒道還是新式學校裡最主要的思想基礎。你嚴復一個從外國跑回來，連個進士都沒考上的狗屁校長、鴉片煙鬼，誰會聽你的課程設置呢？嚴復爭不過他們，於是覺得不如回家去翻譯他的書更好玩，不辭職還等啥？
海歸蔡元培
不過彆著急，好在那會兒大清朝派到外國喝洋墨水兒的人不止嚴復一個，雖然走了個嚴復，同樣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理想，也同樣具有科學思想的留學生還有。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進京趕考到如今大夏天的高考，雖然本質相同，都是望子成龍，但考試的科目和內容早已大相徑庭。而中國的大學，從熟讀四書五經到“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歷經了8年改革，期間還氣跑了北大首任校長。
撰文 | 老多
如今大學教育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每年考進大學的小丫頭小夥子有數百萬之多，估計早就在全世界排第一了。所以考大學也是所有家長最關心不過的事情，孩子如果考上大學，家長的心裡馬上樂開了花，如果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華，那家長的假牙肯定就會笑掉地上。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風氣的國家，從古代全家人湊足了盤纏，烙上幾斤糖餅讓犬子進京趕考，到如今滿頭大汗送“小公主”“小皇帝”每年大夏天參加的兩天高考，本質上都是一回事，目的是望子成龍，希望城門口貼的皇榜上寫著犬子的大名，或者樓門口的郵箱裡發現某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延續了千百年。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古代進京趕考和現在大夏天的兩天高考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古代科舉考試主要的科目應該是：帖經、策問、詩賦等等，帖經怎麼考法呢？這個有點像現在的填空題，考官把某聖賢的一首詩或者像《大學》、《禮記》、《論語》等聖賢書裡一小節寫在卷子上，學生要把這首詩或者這一節前後的文字寫出來。策問是考官出題，學生做答，有點現在論述題的意思。詩賦就是做一首詩或賦。而現在的高考，考試科目是：數、理、化、史、地、語，雖然卷子在形式上和古代都差不多，但內容就差老鼻子了，讀的書也完全是兩碼事，要是現在的學生考帖經、策問，那肯定全考糊，徹底砸鍋。如今盛行的高考補習班如果交了錢，補習班裡讓你猛背《大學》、《中庸》和《唐詩三百首》，那不但交的錢要退，補習班的老師也肯定會遭到憤怒家長們的群毆。
其實現在無論是小學（elementary school）、中學（high school）或者大學（university），從形式到內容基本都來自西方，古代中國那套學習方式和內容已經在100多年前退出了歷史舞臺，讀書人寫文章的基本套路也徹底改變，現在如果有誰還用文言文寫文章織圍脖，不但能看懂的人不多，作者估計不是瞬間被板磚拍死，就是被叫做老腐朽。
新學興起
1905年慈禧老奶奶一聲令下，在中國實行了1500年的科舉制給廢了，各類新學興起。所謂新學就是學習西方辦學方式的學校，因為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所以稱為新學。不過在科舉制被廢除以前好幾十年，也就是19世紀中期，新學就已經出現，像嚴復讀書的福建船政學堂，還有北京同文館等。只不過新學的興起並不那麼順利，從古代傳統走進今天這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路是極其艱難的，想從那條在歷史長河中游蕩了上千年的大船裡爬出來，讓學校的風格做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可不像辛亥革命剪了大辮子，或者把長袍馬褂換成西裝那麼容易。
洋務運動中出現的新型學校，是因為那時候洋人拿著來複槍欺負咱們這些還在玩大刀長矛的中國人，那時中國人手裡最多有幾桿火銃。火銃宋朝就發明了，一千多年來沒人想起在槍管裡刻上幾條線，開一槍槍子兒不知打哪兒去了不說，開完一槍以後還要忙乎好幾分鐘才能放第二槍，根本別想和英國人拿的來複槍比。於是出於“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想盡快學會造英國人的來複槍等西方的技術，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於是這些學校開大價錢請來洋教授，開始向學生教授各種來自西方的學問，並且培養出中國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學常識的學生，其中就有嚴復（詳見嚴復：順境而長的福建少年，嚴復：達爾文第一個中國弟兄）。
而這個時代西方許多大學已經建立了好幾個世紀，比如歐洲被稱為大學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於11世紀；12-13世紀建立的大學有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的邦索大學、還有伽利略當過教授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學等；14世紀有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捷克的布拉格大學、波蘭的克拉科夫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比中國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學堂大200多歲。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達爾文等等也都是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
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卻還完全沒有自己開辦綜合性大學的任何經驗，也沒有老師，自然科學課程的老師幾乎都來自外國，起碼也是日本人。而且那時的大學還是沿襲傳統的教育方式，和太學、嶽麓書院或者私塾裡的教育方法沒有啥區別，不許男女同校不說，大學生們每天依然要晃著腦袋大聲朗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玩的基本還是四書五經裡那點玩意兒。
費正清在評價當時的北大時說：“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學生質量參差不齊。這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製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臺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文明。”[1]這樣的大學顯然培養不出嚴復，更別想培養出牛頓和達爾文了，這樣的大學必須改革。
辭職的北大校長
辛亥革命以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嚴復，嚴幾道這個沒走過科舉正途，一肚子洋墨水，被人說成鴉片煙鬼的人，做夢也沒想到能當上北大校長這麼體面的官，於是滿心歡喜地走馬上任。可沒想到的是，這個滿腦袋洋學問的大校長，卻因為課程設置問題與保守派發生衝突，於是以事“齮齕”[2]（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書）動 1咬；啃。2 忌恨；傾軋。）憤然辭職，嚴幾道老先生在北大一共沒待幾天的時間。
北京大學圖書館前廳嚴復雕像（圖源：oldkids.cn）
嚴復怎麼這麼沉不住氣，因為課程設置有不同意見，就憤然把一個堂堂北京大學校長的職位辭掉不幹了呢？眼瞧著幾百塊白花花的袁大頭不拿，嚴復跟錢有仇？這還真不是錢的問題，其中還有比錢更要命，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的。
中國的傳統教育，無論是不是“學而優則仕”，是不是想從一個鄉下窮小子，變成個體面的小官吏，學習的內容都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學習的態度講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學習的目的是飽讀詩書，然後成為一個謙謙君子。
這也沒有什麼錯，走入仕途以前的中國讀書人基本個個都是謙謙君子，可是一旦做了官，剩下的謙謙君子就沒幾個了，倒有可能混個腦滿腸肥。這是為什麼呢？那就是幾千年來，私塾或者嶽麓書院裡的教書先生們忘了教孩子一些事情，啥事情呢？那就是抬起眼睛去看窗外。像傅斯年先生在批評他的好友俞平伯時說的那樣：“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3]
窗外有啥好看的？啥是真的世界呢？窗外的真實世界那可是豐富多彩的，窗外可能是天上的星星、滿地長著的小草或者在草地上那棵蘋果樹。而西方的教育，尤其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教育，無論是不是帶有基督教的影響，卻培養出了哥白尼、伽利略、林奈還有牛頓這些對天上的星星、吊燈的擺動、花園裡的小草兒還有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感興趣，對這些完全屬於窗外，屬於眼前的世界，屬於大自然的事情充滿無限好奇的學者。這種知識的積累加上好奇心可以讓學生了解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於是科學也就從這些人中間誕生，這些貪玩的大玩家也都成為開創科學之先河，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了。
而那時中國的讀書人對關心大自然的科學還是一竅不通，飽讀詩書而來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雖然一點錯都沒有，但是讀書人一個個兩耳不聞窗外事，除了會搖頭擺尾地念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對大自然卻沒有一點點好奇。
雖然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但“天人合一”裡的“天”並非我們可以看到的屬於廣袤之宇宙，屬於大自然的天，而是指向人的內心，至於白天天為什麼是湛藍的，夜裡天上為什麼群星燦爛，大地之上莊稼是怎麼長出來的，韭菜和麥子怎麼區別，這些還是和幾千年前一樣基本沒人關心，甚至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榮。
讀書人的思維與大自然毫無交流，書呆子們成天與之交流仍然是那些根本說不清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神德天道，這樣教育出來的學者哪裡會產生啥科學思維呢？可是，那時歐洲的洋人卻瞭解到科學思維是解決現實問題唯一的鑰匙，不懂得科學思維的中國讀書人，做官以後仍然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於是官越做越完蛋，就剩下一副好下水，一個個吃得腦滿腸肥。
西方的洋人在文藝復興以後的幾百年裡發現了科學的奧祕，並且用在瞭解決實際問題之上。1840年，一幫扛著來複槍，開著巡洋艦的英國大兵闖進了中國，中國的神德天道被西方列強用科學造出來的洋槍洋炮給欺負了。這下子極端鄙視洋人，把洋人叫做西夷，洋玩意兒叫做奇技淫巧的大清朝皇帝也毛了手腳，趕快讓曾國藩、李鴻章他們開辦新式學校，想把洋人的奇技淫巧趕快學到手。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是光緒皇帝下詔於1898年開辦的，開辦以後一方面缺乏經驗，一方面缺乏人才，雖然請了洋人做老師，但結果還是和過去的太學、嶽麓書院一樣，沒有多大的改變，胡適都說過，北大是太學的延續，胡適這話肯定不都是誇北大。辛亥革命成功以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名字是改了，可學校裡那幫人還在，他們沒改。這些人不管是教授、講師還是助教，和嚴復這個灌了一肚子洋墨水兒的校長想法肯定不一樣。
嚴復就任北京大學堂堂大校長以後，滿懷希望的想把自己在外國學到的統統交給學生們。可沒想到他錯了，那時候雖然到處都開辦了各種新式學校，但抱著解救華夏於列強於水火之中，只有靠堯舜之道、儒家之學這種極端保守觀念的人還大有人在，堯舜和儒道還是新式學校裡最主要的思想基礎。你嚴復一個從外國跑回來，連個進士都沒考上的狗屁校長、鴉片煙鬼，誰會聽你的課程設置呢？嚴復爭不過他們，於是覺得不如回家去翻譯他的書更好玩，不辭職還等啥？
海歸蔡元培
不過彆著急，好在那會兒大清朝派到外國喝洋墨水兒的人不止嚴復一個，雖然走了個嚴復，同樣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理想，也同樣具有科學思想的留學生還有。
北京大學校園裡的蔡元培先生雕像
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以後，中國自古以來第一代新型的政府機構逐漸建立，蔡元培（1868-1940）受邀擔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蔡元培上任以後馬上提出一系列全新的教育改革措施：採用西方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4]。
按照蔡元培的教育方針，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3年頒佈了一部 “壬子癸丑學制”和《大學令》。“壬子癸丑學制”就是現在大家都習以為常的小孩子6歲上小學，然後是初中、高中，直到23或24歲大學畢業的國家教育制度；而《大學令》中的第一款：“大學以教授高深學問，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大學令》規定，大學裡的高等教育由文學院和理學院實施，另設商、法、醫、農、工等職業學科。[1]蔡元培上任後實行的這些，徹底讓老朽們閉嘴了。
科舉廢了還沒幾年，北大的老朽們剛“齮齕”走一個嚴復，全中國的書呆子們還沒從堯舜、儒家之道中反應過來，怎麼就會冒出一個提出“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如此大逆不道的教育方案和辦學宗旨的蔡元培呢？難道他是個從天上掉下來的火星人兒？蔡元培何許人也？
蔡元培還真不是什麼天上掉下來的火星人兒，不但不是，他還是大清朝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牛得不行一翰林。蔡元培和大禹、勾踐、范蠡、王充、范仲淹、王羲之、陸游、魯迅，還有西施、祝英臺、曹娥是老鄉，都是浙江紹興人士。1868年蔡元培出身在紹興山陰縣一個錢莊大掌櫃家庭，他15歲考取秀才，22歲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所謂編修就是和紀曉嵐一樣，在翰林院裡幫著皇帝整理整理舊書。翰林院編修雖然不是啥大官（應該只有七品），可這些人上班的地方就在皇帝和當朝大臣們身邊，清朝的翰林院就在今天天安門對面國家博物館的位置，泡妞泡的可能都是宮女。所以翰林院編修官雖小，一旦得到皇帝或者哪位大臣的讚許推薦，就有升官發財的機會，除了被電視劇捧的紅得發紫的紀曉嵐，像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沈葆楨這些在洋務運動裡叱吒風雲的真英雄，都是出自翰林院。
蔡元培這個翰林和一般的翰林不太一樣，他沒有紀曉嵐那樣的鐵嘴鋼牙，沒事就愛給皇帝提一點刁鑽的難題，可蔡元培也屬於不太安分，願意接受新鮮事兒，其實就是有點淘氣的翰林。那時的翰林院和紀曉嵐時代已經不一樣，裡面除了有紀曉嵐用來編纂《四庫全書》的宋元明古籍善本，來自西方的新學書籍比以前更多更豐富了。
另外蔡元培時的翰林院已經是甲午海戰以後，維新運動興起的時代，他接觸到很多維新派的言論，這個又不安分又淘氣的翰林，頓時被那些新書和維新變法思想給吸引住了。就像如今已經混上在國務院大院上班的公務員，這麼難得又是鐵飯碗的工作，蔡元培完全可以就此安身立命，說不定哪天還可以平步青雲，可沒想到1898年戊戌變法被慈禧剿滅，他最尊敬的維新派人物譚嗣同在菜市口被砍了頭，這讓蔡元培大為失望，從此這個淘氣的翰林對大清朝完全失去了信心，於是絕然離開翰林院，政府公務員不要，回到老家再也不跟清朝玩了。
從這以後，蔡元培玩過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組織過光復會，參加過同盟會。不過這些經歷無論玩得多牛，都不如他從1907到1920年三赴歐洲，主要是德國的經歷，因為這三次歐洲之行給了他最大的精神動力。
德國有啥靈丹妙藥，能成蔡元培精神動力的源泉呢？
如果坐上時光穿梭機，回到從19到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的德國，就會發現，那時的德國正可謂如日中天之時，如今聽見都是如雷貫耳，讓人仰慕得五體投地的大批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大音樂家全都出自那裡，比如康德以後的哲學家：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叔本華、尼采；科學家：愛因斯坦、普朗克、高斯；文學家：席勒、格林兄弟；還有音樂家：瓦格納、勃拉姆斯等等，那100多年的時間德國簡直成了全世界最牛叉的地方。
蔡元培第一次遊學德國是1907年，1911年回國；第二次是1912年夏天，由於和袁世凱政府不和，辭去教育總長以後出遊德國，1年後回國；第三次是受北京大學的派遣，於1920年赴歐洲考察。
那個時代正是德國精神從如日中天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歐洲的經歷和學習讓蔡元培認識到教育，不但可以產生大學者，也是一個國家富強的基礎，那個時代的德國精神深深影響了這個曾經的東方翰林，他感到中國的舊式教育已經不能再玩下去了，“民國教育和君主時代之教育，其不同之點何在？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5]於是也就有了“壬子癸丑學制”和《大學令》，哈，原來蔡元培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德國回來的海歸！
從1905年廢除科舉到1913年發佈《大學令》這8年的時間，中國的大學終於艱難地從傳統中走出來，而這時已經是如今80後的爺爺們開始闖世界的年代，距離我們已經很近很近。
20世紀初，現代意義的大學出現在了華夏大地上，一批批具有科學思想、學貫中西的謙謙君子走進了中國歷史，從此“靈芝生了，新生命來了”。詳見今日二條《靈芝長成了森林》。
參考資料
[1] [美] 費正清 費維愷 編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2] [美] 本傑明·史華慈 著 葉鳳美 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
[3] 王汎森 潘光哲吳政上主編 《傅斯年遺札》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1
[4] 蔡元培著 《新人生觀蔡元培隨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5] 蔡元培著 文明國編《蔡元培自述》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