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類文明史中，曾經出現兩種獨立和自由，以及有關這些獨立和自由的觀念。一種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獨立和自由，一種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獨立和自由。相對的、有條件的自由是假自由，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進化論者會想當然地認為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觀一定出現在相對的、有條件的自由觀之後，因為前者比後者高級啊。事實恰恰相反，絕對的自由觀遠遠早於相對自由觀。
先進的絕對自由觀出現在哪裡？答案可能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是中國。落後的相對自由觀出現在哪裡？答案同樣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是西歐。
絕對自由觀出現在什麼時候？答案是和中國文明同時產生，中國文明一開始就是絕對自由的。中國文明產生在什麼時候？答案是《易經》產生的時候。《易經》產生在什麼時候？產生在伏羲時代。伏羲時代在什麼時候？伏羲時代在神農時代之前。神農時代是什麼時代？是一個農業產生的時代。農業產生在什麼時候？10000年之前。所以，絕對自由觀的出現時間至少在10000年之前。
相對自由觀出現在什麼時候？答案是歐洲近代化開始的時候。歐洲的近代在什麼時候開始？答案是歐洲近代哲學出現時開始，最遠不會超過文藝復興的出現。西歐現代哲學出現的時間是17世紀初，文藝復興的開始時間是13世紀。所以，相對自由觀的出現時間不會早於13世紀。
也就是說，絕對自由在中國出現至少8700年後，另外一種自由才在這個世界上出現，而且是一種相對的假自由。
為什麼說自《易經》以來中國的自由是絕對自由？因為這是心性的自由。何謂心性自由？就是人意識自己心性的獨立存在，認為自己是一個心性存在，自己只服從自己內心所發出的指令，只會按自己內心的喜好去生活，而不會去服從心性之外的任何東西。
為何說心性自由從《易經》始？因為《易經》認為外界環境的變化和干擾是不重要的、無所謂的，一個人堅持自己內心的“貞正”才是最重要的。決定一個前途最終吉凶的不是外在環境，而是一個人人心是否“貞正”。而“貞正”是每個人內心本有的東西，都能感覺體悟得到，人性本貞。
這就是《易經》卦辭中反覆出現的“貞凶”、“貞吉”。無論占筮的結果是凶是吉，當事人都應該努力做到內心的“貞正”，按照內心的“貞正”去做事。只要你“貞”了，如果是凶，就會逢凶化吉，如果是吉就能讓吉更長久。
這意味著在《易經》時代，中國人不僅已經意識到人的心性的獨立性，而且還認為，人應該順應和服從自己的心性、內心去生活，而且人唯一要服從的只是自己的內心。
然而，自公元前3500年以後，中國的《易經》時代結束了，心性自由的時代結束了，絕對自由的時代結束了。為什麼？因為從此以後，中國屢屢遭遇外來文化的侵擾，這些文化都否認心性的獨立性，否認心性自由，而倡導或強迫人去服從自己心性之外的某種東西。這些所要服從的心性之外的東西統稱“外物”、“物”，那些外來文化也可統稱外物文化。
這些外來文化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服從神和祭祀儀式的九黎文化；第二種是服從皇帝權威的法家文化；第三種是服從涅槃和修煉的佛教文化；第四種是服從財產和科學真理的西方現代文化。
二
先說第一種，服從神和對神的祭祀儀式的九黎文化。這種文化傳入中國的時間最早，大約開始於公元前3500年。但真正傳入中國文化的核心區域，即以豫東和魯西為中心的黃淮平原，並與中國心性自由的文化發生嚴重衝突，則是1000年以後的事。
九黎文化的核心特徵是崇拜神、服從神，並要對神舉行繁雜的祭祀儀式。這與當時古兩河、古埃及的多神教文化高度相似，應該是多神教文化東傳的結果。蚩尤是九黎族的一個首領，黃帝-蚩尤大戰實質是兩種文化、文明的衝突。九黎文化破壞心性自由，要求人們服從神，服從祭祀。而中國所固有的《易經》文化、心性文化則堅決反擊。要捍衛心性自由，必須抗擊九黎文化，反對神，反對祭祀。
文獻記載中的“五帝時代”實質上就是一個抗擊、改造九黎文化的時代，與考古學中的龍山文化對應，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100年。
這種抗擊和改造，是在一武一文兩條戰線上展開。武的戰線就是戰爭驅逐，把九黎族趕出中國文化的核心區。這個過程開端就是“黃帝-蚩尤”大戰。事實上，對九黎族的武力驅逐，零零星星幾乎貫穿在整個五帝時代。直至舜時，還發生了“遷三苗於三危”的事。
一個流行很久的觀點，把黃帝看成中國文明的始祖，把黃帝時代當成中國歷史的起點，這是不正確的。黃帝不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而只是捍衛者。到黃帝時代，中國文明的歷史已經很古老了，但是卻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
文的戰線就是對九黎族的多神教文化進行改造和排除。改造的工具和武器就是《易經》思想，心性自由的思想。所以，這種改造也就是把多神教《易經》化、心性化。這個過程中的突出事件就是發生在顓頊時代的“絕地天通”。
“絕地天通”實質上是“絕人神通”、對神“立憲”，把神趕到天上，“敬鬼神而遠之”。改造後的神就成了“天道”，或者叫“天帝”、“上帝”、“天”、“老天爺”。它不被允許在人間存在，不被允許有自己的神像和神廟，也不被允許干預人間的事情，而只能遠遠地躲在天上窺視人間。
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只能以老百姓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此即《春秋》中多次出現的“民者，神之主也”，以及尚書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樣以來，真正的權威依然是民自己，上帝、神反而成了民的服從者。
除了對神的改造，還有對祭祀儀式的改造，“禮”就是這種改造的產物。“禮”字的字形含“礻”，說明含有祭祀的元素。《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而致福也”。
但“履”音同“律”。“律”的原意是“音律”，在《易經》時代是用“數”和“律”來表達“道”的，數、律就是道。用“道”字替代“數”、“律”來表達道的概念，是春秋以後的事。所以，“禮”字的另一個來源就是《易經》的道，而且這是禮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禮記》說，“禮者，理也”，禮就是道理。
經過“五帝時代”這兩條戰線上的抗擊和改造，中國基本上趕走和廢除了九黎文化，捍衛和維護了《易經》文化和心性自由。儘管神和祭祀的遺留還在，但是他們已經不是人們生活的主導和主宰，主導和主宰人們生活的，依然是人民自己，人民自己的心性、內心。
三
第二種破壞心性自由外物文化是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認為最高的權威就是法律，而這個法律似乎又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所謂的“道”，即司馬遷說的“法家本於黃老”。第二個來源是則是君王的意志。但是，在實際應用中，君王的權威又是凌駕在道之上的。君王的權威又來源於什麼？來源於武力。所以，法家的最終、最高權威不是別的，而是武力。
具體來說，法家文化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君王是最高的權威，整個國家都是君王家的私產，君王對國家的管理是高度集權的，當然也是專制的；第二、君王有無限擴大地盤的衝動，所以富國強兵、侵土滅國是法家君王的基本國策；第三、老百姓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君王，服從君王的法律，心性自由被徹底否定。
在全球文明史中，法家文化最先在波斯帝國成熟，此前的亞述帝國則出現了雛形。而且，法家文化在波斯帝國出現後，迅速向其他地區傳播。希臘、印度都出現了法家文化。中國的法家文化應該也是來自波斯帝國。
法家文化在全球傳播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製造了世界範圍的“禮崩樂壞”。“禮崩樂壞”不僅在中國發生，而且也在古兩河、古埃及發生，在希臘發生，在印度發生。最慘的是古兩河和古埃及，此後這大文明徹底消失。二是，以波斯帝國為模板的集權專制的大帝國紛紛在各地出現：取波斯而代之的亞歷山大帝國（前330年）、印度的孔雀帝國（前324年）、中國的秦帝國（前221年）。
法家文化傳入中國後，為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中國人也在一文一武兩條戰線上進行抗擊和改造。文的戰線就是儒家的崛起，武的戰線就是農民起義。
儒家之所以在春秋時期出現，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捍衛固有的心性自由傳統，抗擊法家。需要強調的是，法家文化在中國出現時，是一種政治形態，是實踐的，而非學術的、思想的。主要的法家人物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受法家文化吸引和影響的國君們。所以，儒家抗擊法家的主要鬥爭形式就是遊說君王，勸說他們放棄法家新思想，迴歸固有的傳統。孔孟都是此方面的佼佼者，“明知不可而為之”。
孔孟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和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一般認為，“仁”和“禮”是孔子最重視的。“仁”不是別的？而是人的心性所固有的功能和特徵，很接近於《易經》中的“貞”，或者是用當時的語言去解讀“貞”。
禮是什麼？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禮不是外在的規定，而是本於心的，是源於內心的感受和判斷。服從禮不是服從任何的外在權威，而是服從自己的內心，讓自己做到“心安”。
孟子之所以堅定地說“性善”，也是意在捍衛心性的絕對獨立和絕對自由，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如果承認人性有絲毫的不善，那麼如果讓人只去服從自己的內心、心性，那麼就一定會出現惡的結果。這就給外在權威的存在提供理由，而允許任何心性之外的外在權威存在，心性自由必然會遭到破壞，迷信和暴政必然產生。
農民起義和儒家學說在秦以後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反法家專制。強大的秦國為何在同一中國後短短14年就崩潰了。原因很簡單，中國老百姓的固有傳統和習慣是心性自由、絕對自由，這和秦賴以強大的法家專制高度不相容。
說到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心性自由在10000年前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出現。即便是到了秦朝，也已經有8000年以上的歷史。心性自由早已滲透到每一箇中國人的骨髓裡了，並且一代一代地傳承著。所以，儒家思想的精髓並不僅僅侷限在那些號稱儒家的人身上，不僅僅侷限在儒家的經典文獻中，而是堅實地存在於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心裡。每個傳統的中國人都是儒家。
所以，農民起義也是儒家們的反抗，反抗法家專制，捍衛心性自由。每一個起義者都是天然儒家，每一位農民領袖也都是天然大儒。從陳勝到毛澤東，概莫能外。不管他們意識沒意識到，承不承認。
秦以後，農民起義和“儒法之爭”也成了中國歷史的永恆主題。同時，在這兩者的夾擊下，中國的法家專制也被改造了，心性化了。儘管遭到某種程度的曲解和篡改，以孔孟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最終成為支撐君王和政府存在的理論基礎。最高權威依然是心性，而非心性之外的任何東西。心性自由基本得到維持和延續。
四
第三種破壞心性自由的外物文化是佛教。
佛教的問題是，設定一個心性所本無的涅槃的狀態，佛的狀態，然後又想象和虛構了很多修煉的方法，說通過這種修煉就可實現涅槃和成佛。
中國固有的心性自由傳統認為，心性的本善功能是天然就有，自然生長的，無需刻意的修煉。孟子的“性善”論、“四端之心”說、“義內”說都是在表達這一主旨。性善論上面談到了，這裡對“四端之心”說、“義內”略作解釋。
“仁義禮智”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個人的，是一個人有道德的外在表現。另一層含義是宏觀的、社會的，是一個社會有和平有序的表現。一個人看起來“仁義禮智”，他就是一位有德的君子。一個社會看起來“仁義禮智”，就是一個太平盛世。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的根本在人心之中，是從人心中發端的。也就是說，“仁義禮智”都是人心所本有，人性所本有。所以，無論一個人想成為有德之君子，還是整個社會要成太平盛世，其要訣就是順應每個人本心、本性。這是“四端之心”說，要義還是維護心性自由。
“義內”說認為，一切知識、道理的來源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內。不存在任何外在於人心的“真理”。“義內”說徹底否定了心性之外的任何知識權威，其核心依然是維護心性自由。
後來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也是大談心性、佛性，給人的感覺，宋明的心性學彷彿來自佛教。實則不然，佛教所談的心性、佛性都是心性所本無。它要把這些人心所無的東西強壓到心性之中。之所以如此，他們認為人的自然的心性是有缺陷的，不可信賴。
所以，佛教實際上和法家一樣，都是認為心性本來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惡的。不同的是，法家主張，糾正人性的惡，需要外在的專制強權。而佛教認為，糾正人性的惡，不能靠外在的強權，而只能靠每個人自己的修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佛教也是反法家的。
中國人之所以對佛教感興趣，也是看中它反法家的一面。漢武帝之後，儘管儒家成了官方理論，但是這時的儒家已經法家化了。所以，現在有人批評儒家是皇帝統治集團的幫凶。但是，一定要清楚，這時的儒家是法家化的儒家。
也就是說，儒家在與法家的對抗中，已經力不從心了。所以，就拉佛教做一個幫手，來共同抗擊法家。儒釋道的共同之處就是都反法家。佛教幫助中國人重新找回對心性獨立的認識和自信。
禪宗之所以在中國能夠成為佛家的主流，原因就在於，它把原來佛教認為心性所本無的東西看成是心性所本有。佛性是人生而有之，就看你悟不悟。悟了你就立馬是佛。所以，禪宗也徹底否定了修煉。
事實上，禪宗是徹底反佛教的，信奉禪宗的和尚都是穿著僧袍的儒家，而且是孔孟派的原始儒家。佛為人心本有，事實上是孟子“性善”說、“四端之心”說、“義內”說的翻版。禪宗更多地是用佛教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孟子學說。
然而，禪宗和孔孟儒學之間還是有一個本質差別。在孔孟眼裡，心性是自然的東西，每個人都可體悟到自己的心性，也可通過行為去觀察別人的心性，但是心性並非一個實體，而是無形的。孔子壓根就不怎麼專門談“心性”，孟子提出性善說，也是以真實經驗的角度出發，沒有任何的玄想和預設成分。
但禪宗卻為心性預設了一個狀態，就是佛性。佛性是一個先驗實體。儘管承認佛性是人心所本有，但是，佛性這個實體事實上並不存在。所以，禪宗對人的心性的認知就不是自然，是假的。把一個假的東西硬生生地安在人心上，當然會破壞心性自由。
所以，到了宋以後，宋明理學應運而生。宋朝儒學的主要目標就是打碎禪宗的“假心性”，迴歸人的真心性，從而解除禪宗對心性自由的約束。
毫不奇怪的是，作為宋明理學的“創始人”，“北宋五子”都是易學家，他們反擊佛教的武器依然是《易經》。他們用源自《易經》的“義理”替代“佛性”，重新解讀和支撐心性。所以，宋明的學問叫“理”學，又叫“心性學”。“理”和“心性”是一體兩面：心性就是能夠產生“義理”的心性，“義理”就是來自心性的“義理”。
宋代理學可用三個字概括，“性即理”；明代理學也可能用三個字概括，“心即理”。宋明儒家之所以用“理”來詮釋心性，根本意圖依然在堅守中國《易經》以來的固有傳統，就是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既然人的心性是“理”，那麼人要過合理的生活，不是服從任何別的東西，只需服從自己的心性。
五
第四種破壞心性自由的文化是西方現代文化，自鴉片戰爭，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傳入中國。
對現代文化，目前中國，當然也是世界，存在的最大誤解是，認為現代文化是自由的。甚至說，在人類文明中，只有現代文化才是自由的。然而，如果站在中國傳統的心性自由的角度看，現代文化講的自由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是假的。
現代文化講自由，不是針對人的心性，而是針對權利的。重要權利有兩個，一個是財產權，一個是政治參與權，主要是選舉權。參與政治主要還是確保自己財產，所以，最終最重要的權利只有一個，就是財產權。
他們認為，有了以財產權為主的各類權利，人就是自由的。人要自由，也就是爭取權利。總之，權利和自由是等價的。
在中國心性自由的傳統看來，西方現代文化犯了很幼稚的錯誤。因為只有心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將自由掛在任何外物之上，允許有凌駕在心性之上的任何權威，心性必然會遭到這個外物的奴役，而失去自由。
現代西方人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認識水平尚未達到能夠認清心性的程度，沒有意識到人的心性的獨立性，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心性存在，沒有體驗過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中國的心性傳統早就明白，如果你將自由託付給自己心性之外的任何外物，允許你自己的心性服從任何的外物，允許任何外物凌駕在心性之上，這些外物都一定會破壞心性的自由，奴役心性。
現代的中國跟隨西方，將自己的自由託付財產權，託付給財產，問題已經集聚的很嚴重了。每個人的財產權都大幅增加了，然而人們的總體自由感不僅沒有相應增加，反而下降了。人們變得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無奈，越來越盲從，越來越忙碌，越來越恐懼，越來越冷漠。我們經常聽到的抱怨是“人不如狗”，而現在的年輕人也的確喜歡用狗形容自己，譬如上班狗、留學狗、單身狗。
問題就在於，我們因西化、現代化而相信、迷信財產即自由，而偏離了傳統的心性即自由，這導致財產壓迫心性的局面的出現。
財產壓迫心性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我們追求某項財產，並非出於本有的心性需求，而是受到誘惑、誘導，出於攀比和炫耀的目的。這樣我們的忙碌實際上都是不是真正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做給人看。生活成了作秀和擺拍，人也成了財產的奴隸。
第二，當我們獲取某些財產權時，會犧牲掉另外一些財產權，而且犧牲掉的財產權可能更重要。最典型就是生態破壞，在消費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好時，我們的空氣和水卻越來越髒。
第三，獲取財產會犧牲掉我們的閒暇，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屬於我們自己了，而是被我們已經購買的和將要購買的財產綁定了、預定了。這和賣身為奴有何本質區別。
第四，人人都以財產為重，不把自己的心性當回事，也當然不會把別人的心性當回事。人人都財產化了，工具化了。冷漠是自然的，欺騙也是順理成章的。
除信奉權利外，西方現代文化的另一個信奉是科學真理。象佛教預設一個佛性存在一樣，現代科學也預設一個科學真理在。不同的是，佛性存在心性之內，而科學真理則存在於“客觀世界”。也象佛性一樣，科學真理並不存在。對科學真理的迷信，和對財產的信奉一起，也造成了對心性獨立性的否認，和對心性自由的極大破壞。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象抗擊和改造信奉神和祭祀的九黎文化一樣，象抗擊和改造崇尚武力和君王的法家文化一樣，象抗擊和改造信奉佛性和修煉的佛教一樣，來抗擊和改在當前的這種信奉權利和真理的西方現代文化。
這種抗擊和改造同樣也會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展開。在武的戰線上，中國已經勝利了，這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新中國建立之後的一系列的反侵略戰爭。
然而文的戰線目前已經沒有正式啟動，相信很快就要啟動了。迴歸傳統、迴歸儒家的勢頭不是正在興起嗎？武器嘛，依然是以《易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當然，我們需要用現代的語言重新解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