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著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著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著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三星餐廳的老闆並不經常來店監管視察，就由廚師服務員經營，去多了，就知道顧客付的錢，他們收了都裝進一個大餅乾聽裡，老闆大約每週來一兩次，把那餅乾聽裡的錢取走。這樣的合作模式很有人情味兒。廚師做的菜，特別是乾燒魚，水平不讓大酒樓，而且上菜很快，服務周到，生意很好。它的關張，是由於位置正在居民樓一層，煎炒烹炸，油煙很大，雖然有通往樓頂的煙道，樓上居民仍然投書有關部門，認為不該在那個位置設這樣的餐廳。記得它關張前，我最後一次去用餐，廚師已經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說老闆決意收盤，他卻可以拿出積蓄投資，當然還不夠，希望我能加盟，維持這個餐廳，只要投十萬改造好煙道，符合法律要求，樓上居民也告不倒我們。他指指那個我已很熟悉的餅乾桶說：“您放心讓我們經營，絕不會虧了您的。”我實在無心參與任何生意，婉言拒絕了。餐廳關閉不久，那個空間被改造為一個牙科診所，先盡情饕餮再醫治不堪飫甘饜肥的牙齒，這更迭是否具有反諷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經不在，我們無法就此展開饒有興味的漫談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干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乾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
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裡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他沒有回頭張望。回到家裡，我沏一杯烏龍茶，坐在燈下慢慢呷著，感到十分滿足。這一天我沒有白過，我多了一個“談伴”，無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並無特別收穫，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覺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的賜予，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我遇上必讀。坦白地說，以後的閱讀，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而且，我更沒有什麼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他隨便去寫，我隨便地讀，各隨其便，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有一回，我覺得王小波的有趣，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誰說他是木訥的？口拙的？寡言的？語塞的？為什麼在有些所謂的研討會上，他會給一些人留下了那樣的印象？我就不信換了另一種情境，他還會那樣，人們還見不到他閃光的一面。於是，我就召集一個飯局，自然還是在三星餐廳，自然還是以大尾的乾燒魚為主菜，以牛欄山二鍋頭和燕京啤酒佐餐，請來王小波，以及五六個“小朋友”，拼桌歡聚。那一陣，我常自費請客，當然請不起也沒必要請鮑翅宴，至多是烤鴨涮肉，多半就讓“小朋友”們將就我，到我住處樓下的三星餐廳吃家常菜。常賞光的，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那時候還是副教授）、小說家邱華棟（那時還在報社編副刊）等。跟王小波聚的那一回，張、邱二位外，還有三四位年輕的評論家和報刊文學編輯。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著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著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著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三星餐廳的老闆並不經常來店監管視察，就由廚師服務員經營，去多了，就知道顧客付的錢，他們收了都裝進一個大餅乾聽裡，老闆大約每週來一兩次，把那餅乾聽裡的錢取走。這樣的合作模式很有人情味兒。廚師做的菜，特別是乾燒魚，水平不讓大酒樓，而且上菜很快，服務周到，生意很好。它的關張，是由於位置正在居民樓一層，煎炒烹炸，油煙很大，雖然有通往樓頂的煙道，樓上居民仍然投書有關部門，認為不該在那個位置設這樣的餐廳。記得它關張前，我最後一次去用餐，廚師已經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說老闆決意收盤，他卻可以拿出積蓄投資，當然還不夠，希望我能加盟，維持這個餐廳，只要投十萬改造好煙道，符合法律要求，樓上居民也告不倒我們。他指指那個我已很熟悉的餅乾桶說：“您放心讓我們經營，絕不會虧了您的。”我實在無心參與任何生意，婉言拒絕了。餐廳關閉不久，那個空間被改造為一個牙科診所，先盡情饕餮再醫治不堪飫甘饜肥的牙齒，這更迭是否具有反諷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經不在，我們無法就此展開饒有興味的漫談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干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乾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
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裡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他沒有回頭張望。回到家裡，我沏一杯烏龍茶，坐在燈下慢慢呷著，感到十分滿足。這一天我沒有白過，我多了一個“談伴”，無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並無特別收穫，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覺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的賜予，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我遇上必讀。坦白地說，以後的閱讀，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而且，我更沒有什麼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他隨便去寫，我隨便地讀，各隨其便，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有一回，我覺得王小波的有趣，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誰說他是木訥的？口拙的？寡言的？語塞的？為什麼在有些所謂的研討會上，他會給一些人留下了那樣的印象？我就不信換了另一種情境，他還會那樣，人們還見不到他閃光的一面。於是，我就召集一個飯局，自然還是在三星餐廳，自然還是以大尾的乾燒魚為主菜，以牛欄山二鍋頭和燕京啤酒佐餐，請來王小波，以及五六個“小朋友”，拼桌歡聚。那一陣，我常自費請客，當然請不起也沒必要請鮑翅宴，至多是烤鴨涮肉，多半就讓“小朋友”們將就我，到我住處樓下的三星餐廳吃家常菜。常賞光的，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那時候還是副教授）、小說家邱華棟（那時還在報社編副刊）等。跟王小波聚的那一回，張、邱二位外，還有三四位年輕的評論家和報刊文學編輯。
那回聚餐，席間也是隨便亂聊。我召集的這類聚餐，在侃聊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涉官場文壇的“仕途經濟”；一是沒有葷段子，也不是事先“約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覺自願地摒棄那類“俗套”。但話題往往也會是尖銳的。記得那次就有好一陣在議論《中國可以說不》。有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炮製者”也名小波，即張小波，偏張小波也是我的一個“談伴”。我本來想把張小波也拉來，讓兩位小波“浪打浪”，後來覺得“條件尚未成熟，相會仍需擇日”，就沒約張小波來。
《中國可以說不》是本內容與編輯方式都頗雜駁的書，算政論？不大像。算雜文隨筆集？卻又頗具系統。張小波原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裡的“校園詩人”，後來成為“個體書商”，依我對他的瞭解，就他內心深處的認知而言，他並非一個民族主義鼓吹者，更無“仇美情緒”，但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那時候青年人當中開始湧動的民族主義情結，於是攢出這樣一本“擬憤青體”的《說不》，既滿足了有相關情緒的讀者的表述需求，也向社會傳達出一種值得警惕的動向，並引發出了關於中國如何面對西方、融入世界的熱烈討論。這本書一出就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連續加印，張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資本初期積累，在那基礎上，他的圖書公司現在已經成為京城中民營出版業的翹楚。
王小波對世界、對人類的認知，是與《說不》那本書宣示相拗的。記得那次他在席間說——語速舒緩，絕無批判的聲調，然而態度十分明確——“說不，這不好。一說不，就把門關了，把路堵了，把橋拆了。”引號裡的是原話，當時大家都靜下來聽他說，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後——我現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顧了人類在幾個關鍵歷史時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這樣的思路：到頭來，還得坐下來談，即使是戰勝國接受戰敗國投降，再苛刻的條件裡，也還是要包含著“不”以外的容忍與接納，因此，人類應該聰明起來，提前在對抗裡揉進對話與交涉，在衝突裡預設讓步與雙存。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所謂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陳述出來，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兩瓣子”的歧見怪論，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記得我們兩個對酌時，談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我說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很尊重，但無論哪一種，也都還沒有皈依的衝動。不過，相對而言，《聖經》是吸引人的，也許，基督教的感召力畢竟要大些？他就問我：“既然讀過《聖經》，那麼，你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又分明覆活的記載，能從心底裡相信嗎？”我說：“願意相信，但到目前為止，還是不怎麼相信。”他就說：“這是許多中國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關鍵。一般中國人更相信輪迴，就是人死了，他會託生為別的，也許是某種動物，也許還是人，但即使託生為人，也還需要從嬰兒重新發育一遍——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嘛！”我說：“基督是主的兒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態。他死而復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來一遍。這樣的記載確實與中國傳統文化裡所記載的生命現象差別很大。”我們就這樣饒有興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奧祕，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學專家，當時去英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銀河一起從事過對中國當下同性戀現象的調查研究，而且還出版了專著。王小波編劇的《東宮·西宮》被導演張元拍成電影以後，在阿根廷的一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張元執導的處女作《北京雜種》，我從編劇唐大年那裡得到錄像帶，看了以後很興奮，寫了一篇《你只能面對》的評論，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讀書》由沈昌文主編，他把那篇文章作為頭題刊出，產生了一定影響。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著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著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著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三星餐廳的老闆並不經常來店監管視察，就由廚師服務員經營，去多了，就知道顧客付的錢，他們收了都裝進一個大餅乾聽裡，老闆大約每週來一兩次，把那餅乾聽裡的錢取走。這樣的合作模式很有人情味兒。廚師做的菜，特別是乾燒魚，水平不讓大酒樓，而且上菜很快，服務周到，生意很好。它的關張，是由於位置正在居民樓一層，煎炒烹炸，油煙很大，雖然有通往樓頂的煙道，樓上居民仍然投書有關部門，認為不該在那個位置設這樣的餐廳。記得它關張前，我最後一次去用餐，廚師已經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說老闆決意收盤，他卻可以拿出積蓄投資，當然還不夠，希望我能加盟，維持這個餐廳，只要投十萬改造好煙道，符合法律要求，樓上居民也告不倒我們。他指指那個我已很熟悉的餅乾桶說：“您放心讓我們經營，絕不會虧了您的。”我實在無心參與任何生意，婉言拒絕了。餐廳關閉不久，那個空間被改造為一個牙科診所，先盡情饕餮再醫治不堪飫甘饜肥的牙齒，這更迭是否具有反諷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經不在，我們無法就此展開饒有興味的漫談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干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乾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
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裡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他沒有回頭張望。回到家裡，我沏一杯烏龍茶，坐在燈下慢慢呷著，感到十分滿足。這一天我沒有白過，我多了一個“談伴”，無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並無特別收穫，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覺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的賜予，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我遇上必讀。坦白地說，以後的閱讀，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而且，我更沒有什麼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他隨便去寫，我隨便地讀，各隨其便，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有一回，我覺得王小波的有趣，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誰說他是木訥的？口拙的？寡言的？語塞的？為什麼在有些所謂的研討會上，他會給一些人留下了那樣的印象？我就不信換了另一種情境，他還會那樣，人們還見不到他閃光的一面。於是，我就召集一個飯局，自然還是在三星餐廳，自然還是以大尾的乾燒魚為主菜，以牛欄山二鍋頭和燕京啤酒佐餐，請來王小波，以及五六個“小朋友”，拼桌歡聚。那一陣，我常自費請客，當然請不起也沒必要請鮑翅宴，至多是烤鴨涮肉，多半就讓“小朋友”們將就我，到我住處樓下的三星餐廳吃家常菜。常賞光的，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那時候還是副教授）、小說家邱華棟（那時還在報社編副刊）等。跟王小波聚的那一回，張、邱二位外，還有三四位年輕的評論家和報刊文學編輯。
那回聚餐，席間也是隨便亂聊。我召集的這類聚餐，在侃聊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涉官場文壇的“仕途經濟”；一是沒有葷段子，也不是事先“約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覺自願地摒棄那類“俗套”。但話題往往也會是尖銳的。記得那次就有好一陣在議論《中國可以說不》。有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炮製者”也名小波，即張小波，偏張小波也是我的一個“談伴”。我本來想把張小波也拉來，讓兩位小波“浪打浪”，後來覺得“條件尚未成熟，相會仍需擇日”，就沒約張小波來。
《中國可以說不》是本內容與編輯方式都頗雜駁的書，算政論？不大像。算雜文隨筆集？卻又頗具系統。張小波原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裡的“校園詩人”，後來成為“個體書商”，依我對他的瞭解，就他內心深處的認知而言，他並非一個民族主義鼓吹者，更無“仇美情緒”，但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那時候青年人當中開始湧動的民族主義情結，於是攢出這樣一本“擬憤青體”的《說不》，既滿足了有相關情緒的讀者的表述需求，也向社會傳達出一種值得警惕的動向，並引發出了關於中國如何面對西方、融入世界的熱烈討論。這本書一出就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連續加印，張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資本初期積累，在那基礎上，他的圖書公司現在已經成為京城中民營出版業的翹楚。
王小波對世界、對人類的認知，是與《說不》那本書宣示相拗的。記得那次他在席間說——語速舒緩，絕無批判的聲調，然而態度十分明確——“說不，這不好。一說不，就把門關了，把路堵了，把橋拆了。”引號裡的是原話，當時大家都靜下來聽他說，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後——我現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顧了人類在幾個關鍵歷史時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這樣的思路：到頭來，還得坐下來談，即使是戰勝國接受戰敗國投降，再苛刻的條件裡，也還是要包含著“不”以外的容忍與接納，因此，人類應該聰明起來，提前在對抗裡揉進對話與交涉，在衝突裡預設讓步與雙存。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所謂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陳述出來，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兩瓣子”的歧見怪論，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記得我們兩個對酌時，談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我說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很尊重，但無論哪一種，也都還沒有皈依的衝動。不過，相對而言，《聖經》是吸引人的，也許，基督教的感召力畢竟要大些？他就問我：“既然讀過《聖經》，那麼，你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又分明覆活的記載，能從心底裡相信嗎？”我說：“願意相信，但到目前為止，還是不怎麼相信。”他就說：“這是許多中國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關鍵。一般中國人更相信輪迴，就是人死了，他會託生為別的，也許是某種動物，也許還是人，但即使託生為人，也還需要從嬰兒重新發育一遍——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嘛！”我說：“基督是主的兒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態。他死而復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來一遍。這樣的記載確實與中國傳統文化裡所記載的生命現象差別很大。”我們就這樣饒有興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奧祕，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學專家，當時去英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銀河一起從事過對中國當下同性戀現象的調查研究，而且還出版了專著。王小波編劇的《東宮·西宮》被導演張元拍成電影以後，在阿根廷的一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張元執導的處女作《北京雜種》，我從編劇唐大年那裡得到錄像帶，看了以後很興奮，寫了一篇《你只能面對》的評論，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讀書》由沈昌文主編，他把那篇文章作為頭題刊出，產生了一定影響。
張元對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東宮·西宮》以後，有一天就請我到他家去，給我放由膠片翻轉的錄像帶看。那時候我已經聯繫上了王小波，見到王小波，自然要毫無保留地對《東宮·西宮》褒貶一番。我問王小波自己是否有過同性戀經驗？他說沒有。我就說，作家寫作，當然可以寫自己並無實踐經驗的生活，藝術想象與概念出發的區別，我以為在於“無痕”與“有痕”，可惜的是，《東宮·西宮》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為甜”的心理，用了一個“笨”辦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電影語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與京劇《女起解》裡蘇三帶枷趲行的鏡頭交叉重疊，這就“痕跡過明”了！其實這樣的拍法可能張元的意志體現得更多，王小波卻微笑著聽取我的批評，不辯一詞。出演《東宮·西宮》男一號的演員是真的同性戀者，拍完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駐華使館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實的生命體驗，難怪表演得那麼自然“無痕”。
說起這事，我和王小波都祝福他們安享互愛的安寧。王小波留學美國時，在匹茲堡大學從學於許倬雲教授，攻碩士學位，他說他對許導師十分佩服，許教授有殘疾，雙手畸形，王小波比劃給我看，說許導師精神上的健美給予了他寶貴的滋養。王小波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但是到頭來他毅然辭去教職，選擇了自由寫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稱為“業餘作者”，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所有不在作家協會編制裡的寫作者就都該稱為“業餘作者”嗎？其實我見到王小波時，他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作家。他別的事基本上全不幹，就是熱衷於寫作。他跟我說起正想進行跟《黃金時代》迥異的文本實驗，講了關於《紅拂夜奔》和《萬壽寺》的寫作心得，聽來似乎十分地“脫離現實”，但我理解，那其實是他心靈對現實的特殊解讀。他強調文學應該是有趣的，理性應該寓於漫不經心的“童言”裡。
那時候王小波發表作品已經不甚困難，但靠寫作生存，顯然仍會拮据。我說反正你有李銀河為後盾，他說他也還有別的謀生手段，他有開載重車的駕照，必要的時候他可以上路掙錢。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著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著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著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三星餐廳的老闆並不經常來店監管視察，就由廚師服務員經營，去多了，就知道顧客付的錢，他們收了都裝進一個大餅乾聽裡，老闆大約每週來一兩次，把那餅乾聽裡的錢取走。這樣的合作模式很有人情味兒。廚師做的菜，特別是乾燒魚，水平不讓大酒樓，而且上菜很快，服務周到，生意很好。它的關張，是由於位置正在居民樓一層，煎炒烹炸，油煙很大，雖然有通往樓頂的煙道，樓上居民仍然投書有關部門，認為不該在那個位置設這樣的餐廳。記得它關張前，我最後一次去用餐，廚師已經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說老闆決意收盤，他卻可以拿出積蓄投資，當然還不夠，希望我能加盟，維持這個餐廳，只要投十萬改造好煙道，符合法律要求，樓上居民也告不倒我們。他指指那個我已很熟悉的餅乾桶說：“您放心讓我們經營，絕不會虧了您的。”我實在無心參與任何生意，婉言拒絕了。餐廳關閉不久，那個空間被改造為一個牙科診所，先盡情饕餮再醫治不堪飫甘饜肥的牙齒，這更迭是否具有反諷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經不在，我們無法就此展開饒有興味的漫談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干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乾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
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裡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他沒有回頭張望。回到家裡，我沏一杯烏龍茶，坐在燈下慢慢呷著，感到十分滿足。這一天我沒有白過，我多了一個“談伴”，無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並無特別收穫，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覺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的賜予，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我遇上必讀。坦白地說，以後的閱讀，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而且，我更沒有什麼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他隨便去寫，我隨便地讀，各隨其便，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有一回，我覺得王小波的有趣，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誰說他是木訥的？口拙的？寡言的？語塞的？為什麼在有些所謂的研討會上，他會給一些人留下了那樣的印象？我就不信換了另一種情境，他還會那樣，人們還見不到他閃光的一面。於是，我就召集一個飯局，自然還是在三星餐廳，自然還是以大尾的乾燒魚為主菜，以牛欄山二鍋頭和燕京啤酒佐餐，請來王小波，以及五六個“小朋友”，拼桌歡聚。那一陣，我常自費請客，當然請不起也沒必要請鮑翅宴，至多是烤鴨涮肉，多半就讓“小朋友”們將就我，到我住處樓下的三星餐廳吃家常菜。常賞光的，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那時候還是副教授）、小說家邱華棟（那時還在報社編副刊）等。跟王小波聚的那一回，張、邱二位外，還有三四位年輕的評論家和報刊文學編輯。
那回聚餐，席間也是隨便亂聊。我召集的這類聚餐，在侃聊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涉官場文壇的“仕途經濟”；一是沒有葷段子，也不是事先“約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覺自願地摒棄那類“俗套”。但話題往往也會是尖銳的。記得那次就有好一陣在議論《中國可以說不》。有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炮製者”也名小波，即張小波，偏張小波也是我的一個“談伴”。我本來想把張小波也拉來，讓兩位小波“浪打浪”，後來覺得“條件尚未成熟，相會仍需擇日”，就沒約張小波來。
《中國可以說不》是本內容與編輯方式都頗雜駁的書，算政論？不大像。算雜文隨筆集？卻又頗具系統。張小波原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裡的“校園詩人”，後來成為“個體書商”，依我對他的瞭解，就他內心深處的認知而言，他並非一個民族主義鼓吹者，更無“仇美情緒”，但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那時候青年人當中開始湧動的民族主義情結，於是攢出這樣一本“擬憤青體”的《說不》，既滿足了有相關情緒的讀者的表述需求，也向社會傳達出一種值得警惕的動向，並引發出了關於中國如何面對西方、融入世界的熱烈討論。這本書一出就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連續加印，張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資本初期積累，在那基礎上，他的圖書公司現在已經成為京城中民營出版業的翹楚。
王小波對世界、對人類的認知，是與《說不》那本書宣示相拗的。記得那次他在席間說——語速舒緩，絕無批判的聲調，然而態度十分明確——“說不，這不好。一說不，就把門關了，把路堵了，把橋拆了。”引號裡的是原話，當時大家都靜下來聽他說，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後——我現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顧了人類在幾個關鍵歷史時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這樣的思路：到頭來，還得坐下來談，即使是戰勝國接受戰敗國投降，再苛刻的條件裡，也還是要包含著“不”以外的容忍與接納，因此，人類應該聰明起來，提前在對抗裡揉進對話與交涉，在衝突裡預設讓步與雙存。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所謂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陳述出來，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兩瓣子”的歧見怪論，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記得我們兩個對酌時，談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我說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很尊重，但無論哪一種，也都還沒有皈依的衝動。不過，相對而言，《聖經》是吸引人的，也許，基督教的感召力畢竟要大些？他就問我：“既然讀過《聖經》，那麼，你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又分明覆活的記載，能從心底裡相信嗎？”我說：“願意相信，但到目前為止，還是不怎麼相信。”他就說：“這是許多中國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關鍵。一般中國人更相信輪迴，就是人死了，他會託生為別的，也許是某種動物，也許還是人，但即使託生為人，也還需要從嬰兒重新發育一遍——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嘛！”我說：“基督是主的兒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態。他死而復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來一遍。這樣的記載確實與中國傳統文化裡所記載的生命現象差別很大。”我們就這樣饒有興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奧祕，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學專家，當時去英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銀河一起從事過對中國當下同性戀現象的調查研究，而且還出版了專著。王小波編劇的《東宮·西宮》被導演張元拍成電影以後，在阿根廷的一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張元執導的處女作《北京雜種》，我從編劇唐大年那裡得到錄像帶，看了以後很興奮，寫了一篇《你只能面對》的評論，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讀書》由沈昌文主編，他把那篇文章作為頭題刊出，產生了一定影響。
張元對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東宮·西宮》以後，有一天就請我到他家去，給我放由膠片翻轉的錄像帶看。那時候我已經聯繫上了王小波，見到王小波，自然要毫無保留地對《東宮·西宮》褒貶一番。我問王小波自己是否有過同性戀經驗？他說沒有。我就說，作家寫作，當然可以寫自己並無實踐經驗的生活，藝術想象與概念出發的區別，我以為在於“無痕”與“有痕”，可惜的是，《東宮·西宮》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為甜”的心理，用了一個“笨”辦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電影語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與京劇《女起解》裡蘇三帶枷趲行的鏡頭交叉重疊，這就“痕跡過明”了！其實這樣的拍法可能張元的意志體現得更多，王小波卻微笑著聽取我的批評，不辯一詞。出演《東宮·西宮》男一號的演員是真的同性戀者，拍完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駐華使館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實的生命體驗，難怪表演得那麼自然“無痕”。
說起這事，我和王小波都祝福他們安享互愛的安寧。王小波留學美國時，在匹茲堡大學從學於許倬雲教授，攻碩士學位，他說他對許導師十分佩服，許教授有殘疾，雙手畸形，王小波比劃給我看，說許導師精神上的健美給予了他寶貴的滋養。王小波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但是到頭來他毅然辭去教職，選擇了自由寫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稱為“業餘作者”，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所有不在作家協會編制裡的寫作者就都該稱為“業餘作者”嗎？其實我見到王小波時，他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作家。他別的事基本上全不幹，就是熱衷於寫作。他跟我說起正想進行跟《黃金時代》迥異的文本實驗，講了關於《紅拂夜奔》和《萬壽寺》的寫作心得，聽來似乎十分地“脫離現實”，但我理解，那其實是他心靈對現實的特殊解讀。他強調文學應該是有趣的，理性應該寓於漫不經心的“童言”裡。
那時候王小波發表作品已經不甚困難，但靠寫作生存，顯然仍會拮据。我說反正你有李銀河為後盾，他說他也還有別的謀生手段，他有開載重車的駕照，必要的時候他可以上路掙錢。
1997年初春，大約下午兩點，我照例打電話約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他回答說：“不行了，中午老同學聚會，喝高了，現在頭還在疼，晚上沒法跟你喝了。”我沒大在意，囑咐了一句：“你還是注意別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約一週以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很生，稱是“王小波的哥兒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應是：“玩笑可不能這樣開呀！”
但那竟是事實。李銀河去英國後，王小波一個人獨居。他去世那夜，有鄰居聽見他在屋裡大喊了一聲。總之，當人們打開他的房門以後，發現他已經僵硬。
醫學鑑定他是猝死於心肌梗塞。王小波也是“大院裡的孩子”，他是在教育部的宿舍大院裡長大的，大院裡的同齡人即使後來各奔西東，也始終保持著聯繫。為他操辦後事的大院“哥兒們”發現，在王小波電話機旁遺留下的號碼本里，記錄著我的名字和號碼，所以他們打來電話：“沒想到小波跟您走得這麼近。”
驟然失去王小波這樣一個“談伴”，我的悲痛難以用語言表達。生前，王小波只相當於五塔寺，冷寂無聲。死後，他卻彷彿成了碧雲寺，熱鬧非凡。甚至還出現了關於他為什麼生前被冷落的問責浪潮。幾年後，一位熟人特意給我發來“伊妹兒”，讓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裡提到我，摘錄如下：
王小波將會和魯迅一樣地影響幾代人，並且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王小波在相對說來落寞的情況下死去。死去之後被媒體和讀者所認可。他本來在生前早就應該達到這樣的高度，但由於評論家的缺席，讓他那幾年幾乎被湮沒。看來我們真不應該隨便否定這冷漠的商業社會，更不應該隨便蔑視媒體記者們，金錢有時比評論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學的值……為什麼要這樣？我們沒有權利去批評王蒙劉心武（兩人都在王小波死後為他寫過文章）……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發表評論，而是創作……
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標題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錄的段落之後點名舉例責備了官方與學院的評論家。這當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資參考的材料之一。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與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們想象中的我只會在王小波死後寫文章（似有“湊熱鬧”之嫌），雖放棄了對王蒙和我的批評，而把扳子打往職業評論家屁股，卻引得我不能不說幾句感想。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觸（應該說具有一定深度，這大概遠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點也不卑微。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一座在蜚聲中外的風景名勝地香山碧雲寺裡。碧雲寺的金剛寶座塔非常搶眼，特別是孫中山的衣冠冢設在了那裡，不僅一般遊客重視，更是政要們常去拜謁的聖地。另一座金剛寶座塔在五塔寺裡，雖然離城區很近，就在西直門外動物園後面長河北岸，卻因為不靠著通衢而鮮為人知，一般旅遊者很少到那裡去。五塔寺，是以裡面的金剛寶座塔來命名的俗稱，它在明朝的正式名稱是真覺寺，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因為雍正名“胤”字以及與其同音的字別人都不許用了，需“避諱”，這座寺院又更名為大正覺寺。所謂金剛寶座塔，就是在高大寬闊的石座上，中心一座大的，四角各一座較小的，五個石砌寶塔構成一種巍峨肅穆的陣式，攀登它，需從石座下卷洞拾級而上，入口則在一座琉璃瓦頂的石亭中。北京的第三座金剛寶座塔在西黃寺裡，那座廟幾十年來一直被包含在部隊駐地，不對外開放。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而西黃寺則類似根本無發表的人士。
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前面，東邊西邊各有一株銀杏樹，非常古老，至少有五百年樹齡了。如今北京城市綠化多采用這一樹種，因為不僅樹型挺拔、葉片形態有趣，而且夏日青蔥秋天金黃，可以把市容點染得富於詩意。不過，銀杏樹是雌雄異體的樹，如果將雌樹雄樹就近栽種，則秋天會結出累累銀杏，俗稱白果，此果雖可入藥、配菜甚至烘焙後當作零食，但含小毒，為避免果實墜落增加清掃壓力以及預防市民特別是兒童不慎揀食中毒，現在當作綠化樹的銀杏樹都有意只種單性，不使雌雄相雜。但古人在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兩側栽種銀杏時，卻是有意成就一對夫妻，歲歲相伴，年年生育，到今天已是夏如綠陵、秋如金丘，銀杏成熟時風過果落，鋪滿一地。
至今還記得十九年前深秋到五塔寺水彩寫生的情景。此寺已作為北京石刻博物館對外開放，在金剛寶座塔周遭，蒐集來不少歷經滄桑的殘缺石碑、石雕，有相當的觀賞與研究價值。但那天下午的遊人只有十來位，空曠的寺廟裡，多虧有許多飛禽穿梭鳴唱，才使我擺脫了靈魂深處寂寞咬齧的痛楚，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
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為什麼有的人自殺？多半是，他或她，覺得已經完全失卻了與他人、群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愛情是一種靈肉融合的溝通，親情是必要的精神鏈接，但即使有了愛情與親情，人還是難以滿足，總還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的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會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一位曾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和我說起，那時候，生活的艱苦於他真算不了什麼，最大的苦悶是周圍的人裡，沒一個能成為“談伴”的，於是，每到難得的休息日，他就會徒步翻過五座山嶺，去找一位曾是他鄰居，當時插隊在山那邊農村的“談伴”，到了那裡，“談伴”見到他，會把多日積攢下的柴雞蛋，一股腦煎給他以為招待，而那濃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並非食慾而是“談欲”，沒等對方把雞蛋煎妥，他就忍不住“開談”，而對方也就邊做事邊跟他“對陣”，他們的話題，在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顯得非常怪誕，比如：“佛祖和耶穌的故事，會不會是一個來源兩個版本？”當然也會有犯忌的討論：“如果魯迅看到《多餘的話》，還會視瞿秋白為人生知己嗎？”他們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談到天色昏暗，所議及的大小話題往往並不能形成共識，分手時，不禁“執手相看淚眼”，但那跟我回憶的“知青”肯定地說，儘管他返回自己那個村子時雙腿累得發麻，但他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那甚至可以說是支撐他繼續存活下去的主要動力！人生苦短，得一“談伴”甚難。但人生的苦尋中，覓得“談伴”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談伴”的出現，又往往是偶然的。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一傢俬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瞥來瞥去，淨是些純粹消遣消閒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不過終於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又是教人如何‘日進斗金’的‘發財經’吧？怎麼擱在了這裡？”順手抽出，隨便一翻，才知確是小說，作者署名王小波。書裡是幾個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著，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要買下那書，卻懊喪地發現自己出來時並未揣上錢包。從書店往家走，還回味著讀過的文字。多年來沒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
我無法評論。只覺得心靈受到衝擊。那文字的語感，或者說敘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經心，其實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這是我一直寄望於文學，也是自己寫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櫫的，沒想到這位王小波在似乎並未刻意用力的情況下，“毫無心肝”給書寫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似乎說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沒聽說過王小波。我從那以前的好幾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參加文學界的種種活動，但也還經常聯繫著幾位年輕的作家、評論家，他們有時會跟我說起他們參加種種活動的見聞，其中就提到過“還有王小波，他總是悶坐一邊，很少發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個“寫小說的業餘作者”。
真沒想到這位“業餘作者”的小說《黃金時代》如此“專業”，震了！蓋了帽了！必須刮目相看。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致，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聯繫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那時候還沒有“粉絲”的稱謂，現在想起來，我的作為，實在堪稱“王小波的超級粉絲”。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我報上姓名。那邊依然懶懶的：“唔。”
我應該怎麼介紹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鐘鼓樓》的作者？《人民文學》雜誌前主編？他難道會沒聽說過我這麼個人嗎？我想他不至於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三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基本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把我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覺得醜，而且醜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提及因為沒帶錢所以沒買下那本書，書裡其他幾篇都還沒來得及讀哩。說著我注意到他手裡一直拎著一個最簡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裡面正是一本《黃金時代》。我問：“是帶給我的嗎？”他就掏出來遞給我，我一翻：“怎麼，都不給我簽上名？”我找來筆遞過去，他也就在扉頁上給我簽了名。我拍著那書告訴他：“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
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一個“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樓下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樓下不遠那個三星餐廳，我現在寫下它的字號，絕無代為廣告之嫌，因為它早已關張，但是這家小小的餐廳，卻會永遠嵌在我的人生記憶之中，也不光是因為和王小波在那裡喝過酒暢談過，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來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們在那裡小酌。
三星餐廳的老闆並不經常來店監管視察，就由廚師服務員經營，去多了，就知道顧客付的錢，他們收了都裝進一個大餅乾聽裡，老闆大約每週來一兩次，把那餅乾聽裡的錢取走。這樣的合作模式很有人情味兒。廚師做的菜，特別是乾燒魚，水平不讓大酒樓，而且上菜很快，服務周到，生意很好。它的關張，是由於位置正在居民樓一層，煎炒烹炸，油煙很大，雖然有通往樓頂的煙道，樓上居民仍然投書有關部門，認為不該在那個位置設這樣的餐廳。記得它關張前，我最後一次去用餐，廚師已經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說老闆決意收盤，他卻可以拿出積蓄投資，當然還不夠，希望我能加盟，維持這個餐廳，只要投十萬改造好煙道，符合法律要求，樓上居民也告不倒我們。他指指那個我已很熟悉的餅乾桶說：“您放心讓我們經營，絕不會虧了您的。”我實在無心參與任何生意，婉言拒絕了。餐廳關閉不久，那個空間被改造為一個牙科診所，先盡情饕餮再醫治不堪飫甘饜肥的牙齒，這更迭是否具有反諷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經不在，我們無法就此展開饒有興味的漫談
記得我和王小波頭一次到三星餐廳喝酒吃餐，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我們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眾化的牛欄山二鍋頭，還有若干涼菜和熱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廚師最拿手的乾燒魚，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並不共同的想法。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卻非常堅韌。
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會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望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十一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裡一些桌椅已然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搬來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住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太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我望著他背影有半分鐘，他沒有回頭張望。回到家裡，我沏一杯烏龍茶，坐在燈下慢慢呷著，感到十分滿足。這一天我沒有白過，我多了一個“談伴”，無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並無特別收穫，但一個生命在與另一個生命的隨意的、絕無功利的交談中，覺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的賜予，不就應該合掌感激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不但把《黃金時代》整本書細讀了，也自己到書店買了能買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時候他陸續在某些報紙副刊上發表隨筆，我遇上必讀。坦白地說，以後的閱讀，再沒有產生出頭次立讀《黃金時代》時那樣的驚詫與欽佩。但我沒有資格說“他最好的作品到頭來還是《黃金時代》”，而且，我更沒有什麼資格要求他“越寫越好”，他隨便去寫，我隨便地讀，各隨其便，這是人與人之間能成為“談伴”即朋友的最關鍵的條件。
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有一回，我覺得王小波的有趣，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誰說他是木訥的？口拙的？寡言的？語塞的？為什麼在有些所謂的研討會上，他會給一些人留下了那樣的印象？我就不信換了另一種情境，他還會那樣，人們還見不到他閃光的一面。於是，我就召集一個飯局，自然還是在三星餐廳，自然還是以大尾的乾燒魚為主菜，以牛欄山二鍋頭和燕京啤酒佐餐，請來王小波，以及五六個“小朋友”，拼桌歡聚。那一陣，我常自費請客，當然請不起也沒必要請鮑翅宴，至多是烤鴨涮肉，多半就讓“小朋友”們將就我，到我住處樓下的三星餐廳吃家常菜。常賞光的，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那時候還是副教授）、小說家邱華棟（那時還在報社編副刊）等。跟王小波聚的那一回，張、邱二位外，還有三四位年輕的評論家和報刊文學編輯。
那回聚餐，席間也是隨便亂聊。我召集的這類聚餐，在侃聊上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涉官場文壇的“仕途經濟”；一是沒有葷段子，也不是事先“約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覺自願地摒棄那類“俗套”。但話題往往也會是尖銳的。記得那次就有好一陣在議論《中國可以說不》。有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炮製者”也名小波，即張小波，偏張小波也是我的一個“談伴”。我本來想把張小波也拉來，讓兩位小波“浪打浪”，後來覺得“條件尚未成熟，相會仍需擇日”，就沒約張小波來。
《中國可以說不》是本內容與編輯方式都頗雜駁的書，算政論？不大像。算雜文隨筆集？卻又頗具系統。張小波原是20世紀80年代大學裡的“校園詩人”，後來成為“個體書商”，依我對他的瞭解，就他內心深處的認知而言，他並非一個民族主義鼓吹者，更無“仇美情緒”，但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那時候青年人當中開始湧動的民族主義情結，於是攢出這樣一本“擬憤青體”的《說不》，既滿足了有相關情緒的讀者的表述需求，也向社會傳達出一種值得警惕的動向，並引發出了關於中國如何面對西方、融入世界的熱烈討論。這本書一出就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連續加印，張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資本初期積累，在那基礎上，他的圖書公司現在已經成為京城中民營出版業的翹楚。
王小波對世界、對人類的認知，是與《說不》那本書宣示相拗的。記得那次他在席間說——語速舒緩，絕無批判的聲調，然而態度十分明確——“說不，這不好。一說不，就把門關了，把路堵了，把橋拆了。”引號裡的是原話，當時大家都靜下來聽他說，我記得特別清楚。然後——我現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顧了人類在幾個關鍵歷史時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這樣的思路：到頭來，還得坐下來談，即使是戰勝國接受戰敗國投降，再苛刻的條件裡，也還是要包含著“不”以外的容忍與接納，因此，人類應該聰明起來，提前在對抗裡揉進對話與交涉，在衝突裡預設讓步與雙存。
王小波喜歡有深度的交談。所謂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長時間思考而始終不能釋然的心結，陳述出來，聽取談伴那往往是“牛蹄子，兩瓣子”的歧見怪論，縱使到頭來未必得到啟發，也還是會因為心靈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記得我們兩個對酌時，談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我說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很尊重，但無論哪一種，也都還沒有皈依的衝動。不過，相對而言，《聖經》是吸引人的，也許，基督教的感召力畢竟要大些？他就問我：“既然讀過《聖經》，那麼，你對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又分明覆活的記載，能從心底裡相信嗎？”我說：“願意相信，但到目前為止，還是不怎麼相信。”他就說：“這是許多中國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關鍵。一般中國人更相信輪迴，就是人死了，他會託生為別的，也許是某種動物，也許還是人，但即使託生為人，也還需要從嬰兒重新發育一遍——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嘛！”我說：“基督是主的兒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態。他死而復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來一遍。這樣的記載確實與中國傳統文化裡所記載的生命現象差別很大。”我們就這樣饒有興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奧祕，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學專家，當時去英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銀河一起從事過對中國當下同性戀現象的調查研究，而且還出版了專著。王小波編劇的《東宮·西宮》被導演張元拍成電影以後，在阿根廷的一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編劇獎。張元執導的處女作《北京雜種》，我從編劇唐大年那裡得到錄像帶，看了以後很興奮，寫了一篇《你只能面對》的評論，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讀書》由沈昌文主編，他把那篇文章作為頭題刊出，產生了一定影響。
張元對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東宮·西宮》以後，有一天就請我到他家去，給我放由膠片翻轉的錄像帶看。那時候我已經聯繫上了王小波，見到王小波，自然要毫無保留地對《東宮·西宮》褒貶一番。我問王小波自己是否有過同性戀經驗？他說沒有。我就說，作家寫作，當然可以寫自己並無實踐經驗的生活，藝術想象與概念出發的區別，我以為在於“無痕”與“有痕”，可惜的是，《東宮·西宮》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為甜”的心理，用了一個“笨”辦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電影語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與京劇《女起解》裡蘇三帶枷趲行的鏡頭交叉重疊，這就“痕跡過明”了！其實這樣的拍法可能張元的意志體現得更多，王小波卻微笑著聽取我的批評，不辯一詞。出演《東宮·西宮》男一號的演員是真的同性戀者，拍完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駐華使館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實的生命體驗，難怪表演得那麼自然“無痕”。
說起這事，我和王小波都祝福他們安享互愛的安寧。王小波留學美國時，在匹茲堡大學從學於許倬雲教授，攻碩士學位，他說他對許導師十分佩服，許教授有殘疾，雙手畸形，王小波比劃給我看，說許導師精神上的健美給予了他寶貴的滋養。王小波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但是到頭來他毅然辭去教職，選擇了自由寫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稱為“業餘作者”，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所有不在作家協會編制裡的寫作者就都該稱為“業餘作者”嗎？其實我見到王小波時，他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作家。他別的事基本上全不幹，就是熱衷於寫作。他跟我說起正想進行跟《黃金時代》迥異的文本實驗，講了關於《紅拂夜奔》和《萬壽寺》的寫作心得，聽來似乎十分地“脫離現實”，但我理解，那其實是他心靈對現實的特殊解讀。他強調文學應該是有趣的，理性應該寓於漫不經心的“童言”裡。
那時候王小波發表作品已經不甚困難，但靠寫作生存，顯然仍會拮据。我說反正你有李銀河為後盾，他說他也還有別的謀生手段，他有開載重車的駕照，必要的時候他可以上路掙錢。
1997年初春，大約下午兩點，我照例打電話約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他回答說：“不行了，中午老同學聚會，喝高了，現在頭還在疼，晚上沒法跟你喝了。”我沒大在意，囑咐了一句：“你還是注意別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約一週以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很生，稱是“王小波的哥兒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應是：“玩笑可不能這樣開呀！”
但那竟是事實。李銀河去英國後，王小波一個人獨居。他去世那夜，有鄰居聽見他在屋裡大喊了一聲。總之，當人們打開他的房門以後，發現他已經僵硬。
醫學鑑定他是猝死於心肌梗塞。王小波也是“大院裡的孩子”，他是在教育部的宿舍大院裡長大的，大院裡的同齡人即使後來各奔西東，也始終保持著聯繫。為他操辦後事的大院“哥兒們”發現，在王小波電話機旁遺留下的號碼本里，記錄著我的名字和號碼，所以他們打來電話：“沒想到小波跟您走得這麼近。”
驟然失去王小波這樣一個“談伴”，我的悲痛難以用語言表達。生前，王小波只相當於五塔寺，冷寂無聲。死後，他卻彷彿成了碧雲寺，熱鬧非凡。甚至還出現了關於他為什麼生前被冷落的問責浪潮。幾年後，一位熟人特意給我發來“伊妹兒”，讓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裡提到我，摘錄如下：
王小波將會和魯迅一樣地影響幾代人，並且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王小波在相對說來落寞的情況下死去。死去之後被媒體和讀者所認可。他本來在生前早就應該達到這樣的高度，但由於評論家的缺席，讓他那幾年幾乎被湮沒。看來我們真不應該隨便否定這冷漠的商業社會，更不應該隨便蔑視媒體記者們，金錢有時比評論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學的值……為什麼要這樣？我們沒有權利去批評王蒙劉心武（兩人都在王小波死後為他寫過文章）……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發表評論，而是創作……
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標題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錄的段落之後點名舉例責備了官方與學院的評論家。這當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資參考的材料之一。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與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們想象中的我只會在王小波死後寫文章（似有“湊熱鬧”之嫌），雖放棄了對王蒙和我的批評，而把扳子打往職業評論家屁股，卻引得我不能不說幾句感想。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觸（應該說具有一定深度，這大概遠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點也不卑微。
他不謙卑，也不謙虛，當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個內向的，平和的，對自己平等，對他人也平等的，靈魂豐富多彩的，特立獨行的寫作者。他之所以應邀參加一些文學雜誌編輯部召集的討論會，微笑著默默坐在一隅，並不是謙卑地期待著官方評論家或學院專家的“首肯”，那隻不過是他參與社會、體味人生百態的方式之一。他對商業社會的看法從不用憤激、反諷的聲調錶述，在我們交談中涉及這個話題時，他以幽默的角度表達出對歷史進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頂的快感。
王小波偉大（九丹、阿伯的文章裡這樣說）？是又一個魯迅？其作品是“中國文化的經典”？的確，我不是評論家，對此無法置喙。慶幸的是，當我想認識王小波時，我沒有意識到他“偉大”而且是“魯迅”，倘若那時候有“不缺席的評論家”那樣宣諭了，我是一定不會轉著圈打聽他的電話號碼的。
面對著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寫生，那銀杏樹裡彷彿浮現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輕輕召喚：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
2008年12月1日完稿於綠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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