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物的出現並不總是伴隨著鮮花與掌聲，有時也會著淚與血。

興教門的大火燒光了似乎已經近在眼前的大唐盛世，百姓在混戰中繼續著痛苦的輪迴。

923年，李存勖於魏州稱帝，國號“唐”，此前，同年，李存勖奇襲後梁，直逼後梁都城汴州，後梁末帝朱友貞自殺，後梁亡，稱帝之前，李存勖平定幽州，大敗契丹，3年後，李存勖又出兵滅蜀，割據已久的地方勢力也紛紛納貢稱臣。飽受亂世戰火摧殘的百姓一度以為他們聽聞中的大唐又回來了。但是，即使勇武如李存勖依舊難以實現對於地方武裝勢力的完全管束，魏博戍卒在貝州譁變，李存勖只能起用大將李嗣源，本欲平叛的李嗣源卻也遭遇了親軍叛亂，被脅迫的李嗣源只得與兩路叛軍聯合，反攻李存勖，李存勖被殺於興教門，雖然日後稱帝的李嗣源仍然稱“唐”，但天下百姓已經明白了，已經持續了百餘年的地方割據的狀態遠不會就此結束。

李存勖

募兵代替府兵

大唐初期的軍事制度仍然是北魏時產生的府兵制，所謂府兵制，既接受政府分田的農民，需在農閒時參與軍事訓練，一旦出現戰事，這些農民需自備馬匹、裝備前往作戰，除作戰外，府兵們還有守衛邊關的義務。

府兵制的產生依託於均田制，均田制產生於北魏，當時由於連年戰亂，大量土地荒蕪，雖世族大家手中掌握著大量土地，但無主之地仍有不少，於是，北魏統治者將這些土地分給百姓耕種，但同時規定了百姓需農閒時訓練，戰時為兵的，府兵制在創立之初，不但擴大了兵源，也促進了農業生產，無疑是一種不錯的軍事制度。

府兵

但府兵制必須與均田制綁定，百姓獲得政府所分之田，而後為政府出征打仗，若均田制瓦解，百姓無田，縱使政府以暴力手段逼迫無田百姓上戰場打仗，這些人也不過是群烏合之眾，戰鬥力是最弱的，而從唐高宗時期，土地兼併就在進行，至唐玄宗時，均田制已經基本瓦解，大量有土地的農民變為無土地的流民，府兵制存在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府兵制另一個與盛唐時期格格不入的因素就是府兵皆有戍邊的任務，而隨著盛唐時期的版圖擴大，百姓需要走更遠的路去戍衛更大的邊疆，這無疑極大的增大了百姓負擔，正如杜甫《兵車行》所言：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以上種種因素促成了府兵制解體，而募兵制則呼之欲出。

之所以說募兵制是符合當時時代特徵的軍事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無所安置，會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而如果把這些流民招募為軍，則會變為維護帝國統治的力量。

2.相比於府兵半農半軍，募兵則是職業軍人，因此募兵戰鬥力要強於府兵。

3.盛唐時期的領土擴張為將領以及募兵建功立業提供契機，而戰爭所得又能解決募兵制的財政開支。

基於以上種種，募兵制於唐玄宗時期極大的提高了大唐的軍事能力，大唐也在此達到極盛，但所謂上帝為人關上一扇門，必為其打開一扇窗，這句話反過來說也可以，世間萬物有利則必有弊，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

難以為續的擴張與管不住的地方勢力

募兵制雖有種種好處，但弊端也明顯——其需要強大的國家財政為支持，在盛唐時期，國力強盛，況且對外用兵也能帶來戰爭所得，這些使募兵制的這一弊端沒有暴露出來。但是，中華民族從骨子裡是一個內向型民族，本身就不善於擴張，這也註定了唐玄宗式的開疆拓土絕難長久，751年，向西擴張的唐軍於怛羅斯敗於向東擴張的阿拉伯帝國（黑衣大食），這場戰役看似並未對於大唐造成什麼大的影響，但其卻標誌著大唐向西擴張之路基本已經走到盡頭。

而大唐在與北方的突厥、回紇和奚族的交戰也逐漸陷入膠著，再想通過戰爭大規模土地和收益已經不可能了。

大唐開疆拓土固然慷慨激昂，但有多少邊疆就有多少麻煩，在與吐蕃、突厥、回紇以及後來的契丹對峙時，大唐需要調動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僅僅是這些外部麻煩，憑大唐的國力倒還可以應付，但內部的矛盾則是大唐無法解決的，這些矛盾最終摧毀了整個大唐。

大唐疆域深廣，如果單純以中央管轄必然效率低下，這就必然導致大唐必須將權力下放，由於外部強敵環伺，這下放的權力必然以軍權為主，唐玄宗天元年間，各地節度使通過徵鹽稅的方式再次獲得財政權。於是，大唐的地方勢力們可以自己籌錢，自己募兵，如是一來，遠在長安的大唐皇帝就顯得有些多餘了。

任何時候，同時擁有了財政權和兵權的地方勢力都在實際上具備了割據的能力。唐朝中期以來，這種情況變得尤為嚴重，開元盛況之下，是一個個地方節度使的狼子野心。

各方勢力的各自為戰也註定了即使這些人還算聽從中央政令，但是相互間配合的效率也很低，這就使唐玄宗明明兵力數倍於安祿山、史思明卻在前期屢屢敗於對方的原因。

底層失控

平定安史之亂後，大唐中央政權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方的絕對領導地位，但雙方還能勉強保持名義上的臣屬關係，這種關係也暫時可以維持社會的大體穩定，但社會並非只由皇帝和節度使構成，底層的百姓才是社會人口的大多數，而底層的失控也打破了大唐中央與地方間本就脆弱不堪的平衡，成為壓垮大唐的最後一根稻草。

先說底層士兵和下級軍官，這些人多大出身失去土地的流民，當兵成為唯一的謀生手段，你以為這些人拿了地方節度使的軍餉就會死心塌地的為節度使賣命嗎？並不會，這些募兵只認錢，唐德宗年間，朝廷徵召涇源節度使麾下士兵出兵平叛，這群士兵本以為此去平叛必有錢賺，沒想到長安的中央政府給他們吃的粗茶淡飯，因為沒有搞頭，這群士兵居然立刻起兵造反。

他們的節度使姚令言本來不想造反，但手下不聽反而威脅姚令言不一起幹就先弄死他。像這樣的兵變在後唐和五代時期不計其數，從皇帝到節度使，誰都不敢說能對於這些下級軍士的完全管理。這些才是晚唐和五代時期社會兵患不斷的原因。

募兵們在混亂的戰局中艱難求生，但是數量巨大的失地流民不可能全部成為募兵，大部分人也只能受僱傭成為地主大戶的隸農，忍受著官府與地主豪強的雙重壓迫，最終，一個叫黃巢的不第秀才舉兵反唐。由於大唐已經藩鎮割據多年，使得聯合圍剿黃巢變得十分困難，黃巢以遊擊的戰術打遍整個大唐，皇帝、節度使、下級軍士間脆弱的平衡終於被打破，後黃巢舊部朱溫篡唐，地方武裝勢力的直接鬥爭更為頻繁，李存勖的後唐一度被認為可能終結這種亂世，但結果仍是失敗。直到後周柴榮與後來的北宋建立者趙匡胤時期才算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並對於地方勢力有個實際的管轄權力。

後來的宋代統治者重文輕武，並以新的路制將地方權力分散化，宋代統治者之所以這麼做，實在是被近200年藩鎮割據給嚇怕了，這種做法的確是大大降低了地方勢力割據的可能性，但是也使得本就失去幽雲十六州的兩宋在軍事上更加被動。

儘管如此，募兵制這種軍事制度卻在宋代亦得到保留，甚至獲得了不錯的發展，軍人職業化不僅在中國，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都成為了發展趨勢。募兵制之所以在中晚唐時期成為了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說到底還是大唐的擴張過快導致的地方勢力膨脹的後遺症。今天，我們在討論募兵制的優勢時，不應忘記晚唐以及五代十國時期人民的血淚。

唐的擴張與宋的保守都只未能帶給人民持久的繁榮，人類目前為止已經在制度設計上探索了幾千年，未來這種探索還將一直持續，也許，這種在變化的環境中不斷探索的精神本身就是人類苦苦追尋的美麗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