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簡而言之，換紙，需要拿錢去買新紙。
可是朝廷稅收上不來，就沒有多餘的經費去購買，自然就只能通過壓縮基層各地的用紙，來緩解用紙的壓力。
然而即使壓縮了用紙量，與此同時青藤紙的價格也在日漸飛漲，本來就沒錢，何談能有多餘的錢去買更貴的紙呢？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舉個例子或許就能明白。
打比方一個老闆，早年間創業，任勞任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花錢買紙從不含糊，因為公司賬面上有錢。
後來公司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利潤減少，公司的收益少了，就在各方面提倡節儉。
可是下邊的員工卻說，老闆，咱們沒紙了，沒紙就沒法做報表，沒法統計公司收益，人事也沒法記錄有多少員工。
原本老闆應該大手一揮，說大傢伙等著，我這就去買紙！
可是這時候因為公司沒錢，老闆就只能給大傢伙說：
那你們省著點兒用吧……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問題根本了麼？
之所以朝廷沒紙可用，就是因為沒錢買紙。
徐賓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部分，核心問題涵蓋的方面之多，簡直就是一部唐朝的經濟發展史。
其一，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使唐帝國財政收入的根基受到了嚴重影響。
“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沒了田地的農戶們，繳不上稅，被逼的都脫田逃籍了，導致沒人耕田，可是唐朝稅收來自於田，無人耕田，自然無稅可收，所以朝廷沒錢。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簡而言之，換紙，需要拿錢去買新紙。
可是朝廷稅收上不來，就沒有多餘的經費去購買，自然就只能通過壓縮基層各地的用紙，來緩解用紙的壓力。
然而即使壓縮了用紙量，與此同時青藤紙的價格也在日漸飛漲，本來就沒錢，何談能有多餘的錢去買更貴的紙呢？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舉個例子或許就能明白。
打比方一個老闆，早年間創業，任勞任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花錢買紙從不含糊，因為公司賬面上有錢。
後來公司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利潤減少，公司的收益少了，就在各方面提倡節儉。
可是下邊的員工卻說，老闆，咱們沒紙了，沒紙就沒法做報表，沒法統計公司收益，人事也沒法記錄有多少員工。
原本老闆應該大手一揮，說大傢伙等著，我這就去買紙！
可是這時候因為公司沒錢，老闆就只能給大傢伙說：
那你們省著點兒用吧……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問題根本了麼？
之所以朝廷沒紙可用，就是因為沒錢買紙。
徐賓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部分，核心問題涵蓋的方面之多，簡直就是一部唐朝的經濟發展史。
其一，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使唐帝國財政收入的根基受到了嚴重影響。
“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沒了田地的農戶們，繳不上稅，被逼的都脫田逃籍了，導致沒人耕田，可是唐朝稅收來自於田，無人耕田，自然無稅可收，所以朝廷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脫田逃籍去當兵的崔器
其二，官場風氣導致的官員敗壞，基層官吏不再為朝廷盡責辦事。
玄宗前期，任何事務都親力親為，大力整治官場不良風氣，使官員人人盡責盡力，廣大的基層官員也著實挨家挨戶去認真統計課戶數量，於是稅收得以保障。
可是玄宗後期懈怠朝政，使權臣專擅，朝堂風氣因而混亂，使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看到廟堂黑暗，內心萌發倦意，不再盡心為朝廷辦事，乃至原本就需要挨家挨戶統計的課戶，出現重大漏洞，進一步導致稅收不足。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簡而言之，換紙，需要拿錢去買新紙。
可是朝廷稅收上不來，就沒有多餘的經費去購買，自然就只能通過壓縮基層各地的用紙，來緩解用紙的壓力。
然而即使壓縮了用紙量，與此同時青藤紙的價格也在日漸飛漲，本來就沒錢，何談能有多餘的錢去買更貴的紙呢？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舉個例子或許就能明白。
打比方一個老闆，早年間創業，任勞任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花錢買紙從不含糊，因為公司賬面上有錢。
後來公司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利潤減少，公司的收益少了，就在各方面提倡節儉。
可是下邊的員工卻說，老闆，咱們沒紙了，沒紙就沒法做報表，沒法統計公司收益，人事也沒法記錄有多少員工。
原本老闆應該大手一揮，說大傢伙等著，我這就去買紙！
可是這時候因為公司沒錢，老闆就只能給大傢伙說：
那你們省著點兒用吧……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問題根本了麼？
之所以朝廷沒紙可用，就是因為沒錢買紙。
徐賓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部分，核心問題涵蓋的方面之多，簡直就是一部唐朝的經濟發展史。
其一，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使唐帝國財政收入的根基受到了嚴重影響。
“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沒了田地的農戶們，繳不上稅，被逼的都脫田逃籍了，導致沒人耕田，可是唐朝稅收來自於田，無人耕田，自然無稅可收，所以朝廷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脫田逃籍去當兵的崔器
其二，官場風氣導致的官員敗壞，基層官吏不再為朝廷盡責辦事。
玄宗前期，任何事務都親力親為，大力整治官場不良風氣，使官員人人盡責盡力，廣大的基層官員也著實挨家挨戶去認真統計課戶數量，於是稅收得以保障。
可是玄宗後期懈怠朝政，使權臣專擅，朝堂風氣因而混亂，使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看到廟堂黑暗，內心萌發倦意，不再盡心為朝廷辦事，乃至原本就需要挨家挨戶統計的課戶，出現重大漏洞，進一步導致稅收不足。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其三，以上兩點，進一步加劇了“國有土地制度”的崩潰。
歸根結底，所謂均田制的基礎，無非就是把土地儘可能分給更多的百姓，分的越多，種地的就越多，種的越多，繳稅自然就越多。
可是國有土地逐漸被大地主階級與不作為的官僚吞併，能分給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最終導致朝廷財政萎靡的窘境。
一朝之政，若無錢，便猶如汽車沒油，人體無血，何來運轉順暢之說？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簡而言之，換紙，需要拿錢去買新紙。
可是朝廷稅收上不來，就沒有多餘的經費去購買，自然就只能通過壓縮基層各地的用紙，來緩解用紙的壓力。
然而即使壓縮了用紙量，與此同時青藤紙的價格也在日漸飛漲，本來就沒錢，何談能有多餘的錢去買更貴的紙呢？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舉個例子或許就能明白。
打比方一個老闆，早年間創業，任勞任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花錢買紙從不含糊，因為公司賬面上有錢。
後來公司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利潤減少，公司的收益少了，就在各方面提倡節儉。
可是下邊的員工卻說，老闆，咱們沒紙了，沒紙就沒法做報表，沒法統計公司收益，人事也沒法記錄有多少員工。
原本老闆應該大手一揮，說大傢伙等著，我這就去買紙！
可是這時候因為公司沒錢，老闆就只能給大傢伙說：
那你們省著點兒用吧……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問題根本了麼？
之所以朝廷沒紙可用，就是因為沒錢買紙。
徐賓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部分，核心問題涵蓋的方面之多，簡直就是一部唐朝的經濟發展史。
其一，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使唐帝國財政收入的根基受到了嚴重影響。
“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沒了田地的農戶們，繳不上稅，被逼的都脫田逃籍了，導致沒人耕田，可是唐朝稅收來自於田，無人耕田，自然無稅可收，所以朝廷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脫田逃籍去當兵的崔器
其二，官場風氣導致的官員敗壞，基層官吏不再為朝廷盡責辦事。
玄宗前期，任何事務都親力親為，大力整治官場不良風氣，使官員人人盡責盡力，廣大的基層官員也著實挨家挨戶去認真統計課戶數量，於是稅收得以保障。
可是玄宗後期懈怠朝政，使權臣專擅，朝堂風氣因而混亂，使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看到廟堂黑暗，內心萌發倦意，不再盡心為朝廷辦事，乃至原本就需要挨家挨戶統計的課戶，出現重大漏洞，進一步導致稅收不足。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其三，以上兩點，進一步加劇了“國有土地制度”的崩潰。
歸根結底，所謂均田制的基礎，無非就是把土地儘可能分給更多的百姓，分的越多，種地的就越多，種的越多，繳稅自然就越多。
可是國有土地逐漸被大地主階級與不作為的官僚吞併，能分給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最終導致朝廷財政萎靡的窘境。
一朝之政，若無錢，便猶如汽車沒油，人體無血，何來運轉順暢之說？
含淚大吼的徐賓。
因此，劇中所謂的“無紙可用”，其實只是整個大唐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冰山一角，其背後體現出的嚴重症結，更加值得深思。
如若不是財政體系整體出現崩壞，朝中有錢，自然用紙這種本不該短缺的事情，也就不會出現了。
所以徐賓說：
造紙亦是大唐的將來！
這不假，我認同。
但往深了說：
大唐的將來，可不是單憑造紙這一項，就能徹底解決的。
依我看來，造新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如果不能解決最核心的財政問題，大廈將傾，不過早晚。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安祿山帶著十五萬兵馬，從范陽一路南下，蕩碎了錦繡繁華的長安夢幻。
原本強盛至極的大唐，就此被一分為二。
即使再給唐玄宗多來十年執政，怕也是無力迴天，徒留千古遺憾。
——————
關注作者：錢品聚，瞭解更多歷史與文化趣聞，帶您發現更大的世界~！
這段時間看《長安十二時辰》，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靖安司檔案房主管徐賓，想必大家都很熟知，然而就在李泌跑去徐賓家中，親眼所見徐賓將家屋改成造紙工坊後，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李泌斥責徐賓不幹大事，只專心於造紙這種蠅頭小事，而徐賓卻憤而大吼道：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可見，造紙一事雖在李泌看來微不足道，徐賓卻通過表面看本質，直指問題核心。
大唐基層官吏尋訪各家各戶，婚喪嫁娶，添丁入籍，均要用紙張記錄成冊，而因為剡縣（shàn）造紙用的青藤幾近割盡，造紙出現短缺，乃至紙價飛漲數倍，以至於基層官吏無紙可用。
在唐朝，沒有紙，自然就無法記錄，直接導致朝廷的數據庫，無法及時得以更新。
通俗來說，我們都知道稅收來源於民，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稅收。
但人口的數量，是需要通過基層官吏走訪調查進行統計的，在信息技術不如現在發達的唐朝，所有的記錄，只能通過人工的方式登門統計，從而再記錄到紙張上。
不像現在，醫院有新生兒，都要去辦理出生證明等手續，還要入戶口，派出所戶籍科的民警同志們，只用在電腦上登記，就能通過聯網直接彙總到國家的數據庫。
人口數據參考圖
而在唐朝，需要純手寫到紙張上，記錄成冊以後，再送到朝廷，如此才能及時更新人口數據，便能使朝廷清楚，大唐每年又添多少新丁，喪亡多少老人，於此便能計算出稅收的總數，以及通過各項準確的人口數據修改曆法，對國策進行及時調控等。
於此可以看出，準確的人口普查與統計，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之重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賓所言非虛，紙張的確是所有數據統計的根本，無紙可用，也就意味著基層官吏想要更新人口數據的時候，沒法進行有效的記錄。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唐朝的政府用紙，竟然會出現短缺的窘境呢？
原因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利益。
人類永恆的主題。
在《悲剡溪古藤文》一文中，唐時學者舒元輿（yú），曾如此悲嘆：
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可見，當時的剡縣造紙工人，受利益驅使，日夜割取剡縣青藤，再將其私自倒賣，於此就能獲取與朝廷收購青藤相比更高的暴利。
打比方，大唐朝廷每年投資三百萬銀兩造紙，其中一百萬銀兩負責購買造紙所用的青藤，每根青藤的價格是固定的，既然是朝廷大量收購，肯定價格很便宜。
而造出的青藤紙，又只供朝廷大內，必然導致青藤紙在民間的價格高昂，那麼這些造紙工人看準了其中商機，就會私自割取青藤，再倒賣給民間的造紙小販，如此便能獲取很高的利潤。
這和販私鹽，其實是一個道理。
現代藤紙參考圖
於是越來越多的造紙工人逐利而為，瘋狂割取本就需要時間生長的青藤，最後割的一乾二淨，乃至無青藤可用，沒有了最基礎的原料，自然就造不出紙張。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而沒有紙張，就直接影響了朝廷用紙，最後那些需要紙張用來記錄人口的基層官吏們，就陷入了無紙可用的困境，乃至青藤紙價格飛漲，甚至出現了“一紙難求”的荒誕景象。
如果造紙廠內人人恪守其責，不去為了暴利私自盜割青藤，那麼正常情況下，青藤就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也就難談用紙短缺了。
可是反過來說，畢竟人嘛，都是天生逐利的。
借職務之便能牟利，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鋌而走險。
第二，管理。
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工人私自盜割青藤的情況，其實和大唐朝廷的管理疏忽，有著莫大幹系。
這直接體現出，唐朝中後期對於造紙的管控，存在巨大漏洞。
進一步影射出唐朝政治體系的日漸崩壞。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
如電視劇中的徐賓，生活在玄宗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內，正是大唐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因廣電總局下達“限古令”，歷史劇不得出現真實朝代與名字，故改“天寶”為“天保”
朝堂上有太子李亨與右相李林浦爭權多勢，年老的唐玄宗逐漸怠政，過度的放權導致行政體系的鬆塌，間接促成了日後李林甫把持朝政，長達19年之久。
而在李林浦大權獨攬的時期，逐賢臣，進小人，用蕃將，養兵自重。
雖然客觀的說，不能把整個大唐的政治敗壞與國力衰退，都歸結到李林浦一人頭上，然而的確也與朝廷內部的黨爭有著莫大關聯。
這是一方面，即，朝廷內部的政治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待整治問題，如貪汙腐敗，玩忽職守，甚至為一己權欲攻擊政敵，而視國家利益與不顧。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然而此類種種問題，又因為黨爭不斷，遲遲得不到解決，致使大唐朝廷高層的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基層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
基層官員不再盡心盡力，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出現管理上的疏忽，盜割青藤與民間私自收購青藤，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但凡負責造紙生產的官員嚴加管控，或朝堂之上加以重視，採取嚴苛的法律對待，都能從源頭杜絕私自倒賣青藤的現象發生，乃至也就不會出現“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的不法行為。
第三，經濟。
看似繁盛的大唐表面，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隱憂。
（前方高能預警，想直接看結尾的朋友可以忽略。）
常言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也時時刻刻影響著基層穩固。
先來看經濟基礎，唐朝之初採取的財政稅收方式，正是電視劇中提及的“租庸調製”。
那麼“租庸調製”這一稅收系統，所採取的具體稅收方法是如何呢？
租庸調稅收制度示意圖
首先，納入稅收系統的人口，名為課口，一家之中有一名課口，或同時存在數名課口，則為課戶。
而這些課戶，俱是通過基層官吏挨家挨戶的進行統計，所以這部分人口，都可看作是登記在冊的應繳稅人員，朝廷每年就以均田制為基礎，向這些課戶徵稅。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但到天寶年間，大唐朝廷登記在冊的人口中，有40%的課戶是免稅的，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史料裡，那些“年老廢疾”等特殊人員不必交稅。
這組數字如何得來的呢？
首先列出一份詳細數據：
天寶十四載（年），全大唐總課戶數為8919390戶。
“不課戶”，也就是不必繳稅的戶數，為3565510戶。
其餘“應課戶”，也就是繳稅的課戶，為5349280戶。
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免稅的課口總數，佔到全大唐人口的40%。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參考上述數據，如果天寶十四載的總戶數為8919390戶，那麼往前倒推“十一年”，即《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天寶三載”，我想十一年的時間內，人口增長的幅度應該不會特別巨大，所以這一課戶比例，即天寶十四載的“不課戶”佔到40%，仍然可以作為“天寶三載”的參考數據，短短十一年的時間裡，人口差距應當不是很大。
唐朝課戶相關示意圖
所以整個大唐的稅收壓力，全都落到了其餘60%的人身上，通過向他們徵收“租庸調”，朝廷用來完成各項開支，如基礎建設，官吏俸祿，賑災安民等。
再加上李隆基為了實現太宗的千秋霸業，同時發動北西南三方戰爭，軍費開支一度十分巨大。
但好在天寶初期，尚有開元餘勢的良性推動作用，國家經濟仍舊比較穩定。
畢竟開元盛世期間，玄宗不僅勤勉治國，也大力整治貪汙腐敗，致使朝政之風尤為廉正，基層官吏也是盡心盡責，把這60%應繳稅人員記錄完備，該繳稅的繳稅，該服役的服役，國庫十分充盈，國力也十分強盛，這種勢頭一直持續到天寶初期。
但壞就壞在，天寶初期以後，以“均田制”為基礎推行的“租庸調”稅收制度，因為“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嚴重破壞，導致整個稅收系統也日漸崩潰。
所以我上文才說，徐賓所在的天寶年間，是唐朝即將步入重大轉折點的關鍵時期。
“均田制”示意圖
而所謂“土地兼併”，就是原本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被大地主或官僚掌握在手中，成為私人財產，勢必導致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不足。
試想農民手裡地越來越少，自然稅收也會越來越少。
然而土地兼併的現象，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唐朝允許私人買賣土地，這就會產生一些地主不斷通過收購土地的方式，吞併農民手中的土地，繼而成為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
所以隨著土地兼併導致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的制度也在逐漸瓦解，而大唐可是依賴於租庸調來收稅的，制度一完蛋，自然稅收就收到阻礙，乃至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上文所說，上層建築又是黨爭不斷，初期盡心盡力的官員也因為官風敗壞，而逐漸懈怠，無人再心甘情願為了國家未來去腳踏實地的統計人口，就增加了百姓逃稅的風險。
老百姓就會想，既然沒人來統計我家裡有沒有年過十八的男丁，那我就乾脆隱瞞不報了，如此就可逃避稅收。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因此在多方原因的作用之下，導致唐朝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脫田逃籍的農戶越來越多，而礙於朝廷官員的不作為，以及信息流通不暢，致使徵收稅賦也越來越難。
朝廷收不上來稅，就沒錢進行投資建設，巨大的軍需也無法滿足。
逼的最後沒法子，唐玄宗乾脆搞出來節度使，讓藩鎮大將們，自己在管轄的區域內自治，集“軍、民、財”三權於一身，大意就是，給你們權力，讓你們自己搞生產建設，一切都要由節度使們自給自足，於是就進一步導致這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況發生。
分開來講：
很多節度使，如安祿山，就相當於一鎮之中的“土皇帝”，自己有田，有兵，這就是“擁兵自重”。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甚至有時都不必看皇帝的臉色，皇帝調動不得，這就是“尾大不掉”。
這種模式，正是由於均田制崩潰，導致經濟出現問題，從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所以到了玄宗後期，隨處可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朝廷上下就倆字兒：
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我想看到這，很多朋友肯定會抓狂的問我，你說這麼多，跟“無紙可用”到底有啥關係呢？
一句話：
因為朝廷沒錢啊！
正應了劇中徐賓所說：
“可朝中沒人想過去換紙，只是一味壓縮各地紙張的用量。”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簡而言之，換紙，需要拿錢去買新紙。
可是朝廷稅收上不來，就沒有多餘的經費去購買，自然就只能通過壓縮基層各地的用紙，來緩解用紙的壓力。
然而即使壓縮了用紙量，與此同時青藤紙的價格也在日漸飛漲，本來就沒錢，何談能有多餘的錢去買更貴的紙呢？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很好理解，我舉個例子或許就能明白。
打比方一個老闆，早年間創業，任勞任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花錢買紙從不含糊，因為公司賬面上有錢。
後來公司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利潤減少，公司的收益少了，就在各方面提倡節儉。
可是下邊的員工卻說，老闆，咱們沒紙了，沒紙就沒法做報表，沒法統計公司收益，人事也沒法記錄有多少員工。
原本老闆應該大手一揮，說大傢伙等著，我這就去買紙！
可是這時候因為公司沒錢，老闆就只能給大傢伙說：
那你們省著點兒用吧……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問題根本了麼？
之所以朝廷沒紙可用，就是因為沒錢買紙。
徐賓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部分，核心問題涵蓋的方面之多，簡直就是一部唐朝的經濟發展史。
其一，租庸調製度的崩潰，使唐帝國財政收入的根基受到了嚴重影響。
“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沒了田地的農戶們，繳不上稅，被逼的都脫田逃籍了，導致沒人耕田，可是唐朝稅收來自於田，無人耕田，自然無稅可收，所以朝廷沒錢。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脫田逃籍去當兵的崔器
其二，官場風氣導致的官員敗壞，基層官吏不再為朝廷盡責辦事。
玄宗前期，任何事務都親力親為，大力整治官場不良風氣，使官員人人盡責盡力，廣大的基層官員也著實挨家挨戶去認真統計課戶數量，於是稅收得以保障。
可是玄宗後期懈怠朝政，使權臣專擅，朝堂風氣因而混亂，使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看到廟堂黑暗，內心萌發倦意，不再盡心為朝廷辦事，乃至原本就需要挨家挨戶統計的課戶，出現重大漏洞，進一步導致稅收不足。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其三，以上兩點，進一步加劇了“國有土地制度”的崩潰。
歸根結底，所謂均田制的基礎，無非就是把土地儘可能分給更多的百姓，分的越多，種地的就越多，種的越多，繳稅自然就越多。
可是國有土地逐漸被大地主階級與不作為的官僚吞併，能分給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最終導致朝廷財政萎靡的窘境。
一朝之政，若無錢，便猶如汽車沒油，人體無血，何來運轉順暢之說？
含淚大吼的徐賓。
因此，劇中所謂的“無紙可用”，其實只是整個大唐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冰山一角，其背後體現出的嚴重症結，更加值得深思。
如若不是財政體系整體出現崩壞，朝中有錢，自然用紙這種本不該短缺的事情，也就不會出現了。
所以徐賓說：
造紙亦是大唐的將來！
這不假，我認同。
但往深了說：
大唐的將來，可不是單憑造紙這一項，就能徹底解決的。
依我看來，造新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如果不能解決最核心的財政問題，大廈將傾，不過早晚。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安祿山帶著十五萬兵馬，從范陽一路南下，蕩碎了錦繡繁華的長安夢幻。
原本強盛至極的大唐，就此被一分為二。
即使再給唐玄宗多來十年執政，怕也是無力迴天，徒留千古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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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悲剡溪古藤文》：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yù）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
《悲剡溪古藤文》：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
《新唐書·食貨志》：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通典第七·食貨七》：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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