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安史之亂結束後，死裡逃生的大唐王朝，國事卻是各種慘不忍睹：中原各處藩鎮畫地為牢，一言不合就鬧叛亂。強敵吐蕃瞅準機會就殺進來。連長安都丟了好幾次，幾乎各種糟爛事扎堆，眼看就是要滅亡的模樣。
可就是這個慘不忍睹的大唐，在接下來中晚唐的歷史上，又是十足的命硬。安史之亂後一片爛攤的一百四十多年裡，唐朝不止“硬挺”到了九世紀，甚至國力民生還曾直線復甦，開創輝煌的中興時代。其頑強的生命力，令後世多少史家，都是佩服連連，恨不得掰碎了找經驗。
而撐起大唐王朝，這一百四十多年“命硬”國運的，更有下面這三座，看似十分低調，意義卻無比重大的城市。
一：靈州
靈州，即今天寧夏靈武市。這個今天常住人口近三十萬的縣級市，唐代時號稱“塞上江南”，一直是朔方節度使的駐地，公認掌控河套草原的鑰匙。在那場半壁山河近乎糜爛，唐玄宗拍屁股躲進蜀地的安史之亂裡，手裡只有數千殘兵的唐肅宗李亨，正是在靈武舉行了登基典禮，吹響了唐王朝反擊的號角。這座邊陲堅城，堪稱對大唐有再造之功。
而在安史之亂結束，唐王朝慘淡經營的年月裡，同樣受盡戰亂的靈州，卻又緊接著扛起另一個艱難任務：死磕吐蕃。
拜唐朝元氣大傷所賜，盛唐年間常被壓著打的“老鄰居”吐蕃，安史之亂後也徹底撒了歡。唐朝安西與河西的國土，盡數被吐蕃席捲，然後膽肥的吐蕃，763年更一口氣朝著長安方向殺來。理論上有重兵把守的長安稀里嘩啦，唐代宗也倉皇逃跑。幸運的是，吐蕃大軍只在長安折騰了十五天，就急匆匆捲包袱撤退。為什麼如此“幸運”？很重要一條：依然在堅守的靈州，叫哪怕已佔據長安的吐蕃軍，也是坐臥不寧。
只要看看地圖位置就知道，對於狂攻長安的吐蕃大軍來說，靈州就是一把隨時落下的砍刀。只要靈州在手，就算長安丟掉，唐軍也完全可以如當年反擊安史叛軍一樣，以河套草原為跳板發起反擊。而且靈武境內發達的灌溉屯田，更是至關重要的戰爭資源。如果吐蕃想要徹底控制關中平原，甚至染指中原大地，靈州？必須拿下。
於是，從唐代宗大曆二年（767）九月起，吐蕃對靈州的瘋狂進攻就開始了，數萬吐蕃大軍先佔領了河套草原的原州，然後將靈州重重圍困。而三萬唐軍主力，卻只能先陳兵在涇陽待命。靈州只能靠當地軍民孤軍奮戰，慘烈的拉鋸戰打了足足一個月，朔方節度使路嗣恭慨然出擊，在靈州城下大破吐蕃，斬殺兩千餘級，殺出安史之亂後，大唐對吐蕃的解氣一勝。
在吃了這場血虧後，不甘心的吐蕃人原以為，戰敗只因投入兵力不夠。結果接下來兩次，他們都是投入了十萬以上的兵力，卻連靈州城還沒摸著，沿途就被唐軍不停襲擾，連補給線都被斷掉，只能含恨撤退。那繞開靈州行不？786年時，吐蕃又大膽試了一次，繞開靈州朝陝北猛撲，雖說兵不血刃拿下了鹽州和銀州，但靈州穩固的唐軍，還是輕鬆切斷了吐蕃的補給線，叫殺氣騰騰的吐蕃軍餓的前心貼後心，只能匆匆忙忙撤退。
只要稍腦補一下幾百年後，以靈州為中心的西夏政權，把北宋王朝折騰得“四面邊聲邊聲連角起”的悲催景象，就知這幾場知名度不高的血戰，對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唐王朝，有著怎樣救命的意義。頑強的靈州，就這樣把強敵吐蕃擋在國門外，令傷痕累累的大唐，贏得寶貴的喘息恢復時間。
二：汴州
比起吐蕃犯邊的慘狀來，唐朝當時另一個扎心困難，就是缺錢糧。
安史之亂後，中原生產破壞嚴重，且大片要地變了藩鎮，內外戰爭更是年年不停，中央經濟幾乎斷血。幸好江淮地區未遭戰爭破壞，中唐年間起，由於水利建設和曲轅犁等新農具應用，東南經濟高速發展，糧食產量年年暴漲，唐朝的國民經濟也是“賦之所出，江南居多”。也就是全靠江淮地區補血。但是，如果沒有汴州，恐怕餓的眼花的大唐朝廷，也只能望著繁華江淮乾瞪眼。
汴州，即未來的北宋國都汴京，卻是隋唐漕運的樞紐地帶。唐朝的漕運，是從揚州出發，連續經過漕渠淮水黃河渭水幾條水路。這條連續輾轉的路途上，淮泗線、淮汴線、淮潁線以及泰西運河四條水道，都是從汴州經過，堪稱是整個唐朝漕運路線上，咽喉意義的一環。
其實，自從唐朝建國後，哪怕盛唐時代，唐朝漕運也是毛病多多，平均一斛糧食運到長安，剩下八斗就算不錯。安史之亂一頓荼毒後，大唐的漕運更一度成了坑，河南一帶的運河幾乎都在戰亂裡報廢，餓極了的唐王朝，在唐代宗年間派名臣劉晏整頓漕運，不但重新開通了河道，而且採取“分段運輸法”，也就是像接力賽一樣，漕運路段的關鍵城市，輪流派船運載漕糧，維護疏通轄區裡的運河。汴州，也是這其中關鍵一處。
也由於這次強力改革，汴州的漕運能力，也終於煥然上了臺階。而且由於劉晏毅然廢除了漕運裡的無償勞役制度，改為出錢僱傭。漕運業從此成為汴州的重要產業，漕運維護從此有條不紊。以往“運一斛丟兩鬥”的運輸效率，這下變成“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每年輸入關中平原一百一十萬石，一粒糧食都不丟！
這強大運輸效率意味著什麼？唐德宗年間時，長安因為藩鎮叛亂，幾乎“餓殍相望”，幸好糧船經汴州及時抵達，淚奔的唐德宗當場對太子大呼“吾父子得生矣”。唐憲宗年間，汴州的漕運量繼續猛增，年年大量米糧錢財輸入，支撐起了唐憲宗艱難的平叛戰爭，打出了“元和中興”的輝煌。汴州這個“漕運咽喉”穩定，大唐，就扼住了命運的咽喉。
三：廣州
安史之亂給唐朝的另一大後遺症，就是“陸上絲綢之路”的衰敗：安西河西盡數淪入吐蕃之手，傳統的河西走廊貿易路線幾乎斷絕。雖然唐王朝又以河套草原為幹道，開通草原絲綢之路。但貿易量也難比盛唐。但與其同時，嶺南的廣州卻扶搖直上，漂亮接過了“絲綢之路”的大旗。
廣州的海外貿易，自唐朝開國起，就是相當熱鬧。但開元年間以前，嶺南與外界的交通非常不便，廣州的外貿，自然也難上規模。直到開元年間，盛唐名相張九齡開闢了大庾嶺新道，這條道路好比一條長橋，把贛江與湞水一口氣連接起來。廣東與內地的交通從此暢通，江南乃至中原的商旅貨物，源源不斷向著廣州湧來。各國的商船也紛至沓來。盛唐年間時，即將出海的鑑真大師，就目睹過廣州外貿的盛況：“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
待到安史之亂後，西北絲綢之路阻斷，來華的外國人，更是一股腦奔了廣州。唐王朝也及時調整外貿政策，一面在廣州設立市舶使，與嶺南節度使一道掌管外貿事宜，設立嚴格的稅收制度。一面煞費苦心招商，來華的各國商人，不但可以住進專門的“蕃坊”，且可以獲得各種經商便利。
阿拉伯典籍《蘇萊曼東遊記》裡，就以外國商人視角，記載了廣州先進的貿易管理：外國商人只要繳納相當於貨物價值三成的進口稅，就可以得到官府的保護。廣州的社會秩序良好，唐朝的官員辦事效率極高，且極重契約精神。如此管理先進位置良好的外貿城市，外貿自然井噴，到中唐年間時，廣州每年的外國船隻，就有四十艘以上，盛唐年間的盛況，比起中唐已是小兒科。中國船隻也頻頻從廣州出海，一路可開到阿拉伯地區。絲綢瓷器等“大唐製造”，以廣州為窗口，源源不斷熱賣。
如果說漕運是輸血，那麼當時“蠻舶之利，珍貨輻湊”的廣州，更是大唐王朝的造血機。火熱的外貿出口，不止給唐王朝帶來滾滾財源，更帶動了東南經濟。以《新唐書》的形容說“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扶搖直上的廣州，就這樣以其通商世界的繁華，在唐朝中興的時代裡，撐起大唐東南半壁的穩定。
慨然打開國門，在開放裡求發展的意義，安史之亂後的廣州，就是生動詮釋。
參考資料：《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