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軍事技術大發展的一段時期，特別是北魏開始定居之後，不僅南朝，甚至過去以騎兵為核心的北朝，都建立了可以形成堅固陣形、依仗大型橢圓形或者長方形盾牌、身披重甲的重步兵隊伍。南朝的重步兵更是非常普遍，幾乎是軍隊的核心。因此雙方的“披堅執銳衝堅陣”的具裝鐵騎需求就更高了，南北雙方均建立了以具裝重騎兵為核心的騎兵隊伍。至隋朝時期，也延續了這一狀態。
具裝重騎兵之間的戰鬥
隋末唐初統一戰爭時期，雙方仍存在較多“披堅執銳衝堅陣”的場合。諸如著名的虎牢關之戰，李世民親率1000 名精銳的“玄甲軍騎兵”發動猛烈的衝鋒， 直接貫穿了整個竇建德大軍的軍陣，而勝利之後，“太宗親披黃金甲，陣鐵馬一萬騎， 甲士三萬人”也說明當時他的作戰部隊中是有大量馬鎧存在的。
但統一後的唐帝國面對的情況完全不同。唐帝國在西域、漠北、東北部都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展。同樣是對抗突厥帝國，唐朝在大部分時期處於攻勢， 在進攻這些草原地區的時候，並不適合使用人馬俱甲狀態的唐軍重騎兵，也不適合使用大量步兵結陣作戰。最佳的選擇，就是唐軍重騎兵放棄馬鎧，保證優越的機動性，與輕騎兵一同高速奔襲或者長途追擊。因此，在西域中部或北部，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唐軍以人披重鎧、馬不披甲的“精銳騎兵”為核心在執行這些作戰任務。
唐軍不披馬鎧的重騎兵與輕騎兵
不過，在適合具裝騎兵發揮的地形與場合，唐朝騎兵就立刻呈現出與隋朝遠征遼東時相似的裝備結構。
“帝（唐太宗） 親率甲騎萬餘與李勣會。圍其城。俄而南風甚勁，命縱火焚其西南樓，延燒城中，屋宇皆盡。戰士登城，賊乃大潰，燒死者萬餘人，俘其勝兵萬餘口。”（《舊唐書·卷二百一十一》）。這段記錄正展示了唐太宗這位曾經在虎牢關取勝的統軍帝王在貞觀十九年（645 年）率大軍於遼東作戰時使用大量具裝騎兵的情形。在不需要長途奔襲、追擊且地形合適的場合，唐軍的大批具裝騎兵就出現了。在圍城作戰時，考慮到要保護攻城器械、攻城步兵，具裝騎兵確實比一般重騎兵更適合。因在短距離作戰時，具裝騎兵並不比一般重騎兵更緩慢，且擁有更強的防禦，特別是對箭矢的防禦更強， 這對於對抗戰場上擁有城垛遠程火力的守方更有效，特別是在防止守方突襲或突圍的時候，這已經在很多世界軍事史的戰例中得到了體現。
唐帝國的馬鎧相比南北朝或者隋時期的樣式來說，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南北朝時期“一體式”與“組合式”馬鎧並存的狀態，在唐朝逐漸變得以“組合式”馬鎧為主，“一體式”則逐步消失，變得更加“本土化”。所謂“一體式”馬鎧， 往往就連馬面甲也非獨立的，從披掛上說，可以由一名隨從或後勤人員以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給戰馬連頭帶全身穿戴完畢，帕提亞王國或薩珊帝國常採用這種方式披掛鱗甲或札甲式的馬鎧。而“組合式”馬鎧是由5 片單獨的部分構成， 分別保護馬頭、頸部、肩部至胸部、腰部兩側以及臀部，也就是“面簾”“雞頸”“當胸”“馬身甲”與“搭後”，馬臀部的護甲上還附著長羽毛作為裝飾，稱為“寄生”。 當然，以上只是說明一種普遍意義的“組合式”馬鎧，並非固定為5 片馬甲。
一些與唐同時代的王國，諸如薩珊帝國或是東羅馬帝國，為了保證具裝騎兵的戰鬥力，騎兵不會在整個行軍與戰鬥過程中始終端坐在披掛全套馬鎧的戰馬身上，避免讓坐騎在真正需要強力衝鋒的場合精疲力竭。因此需要備用戰馬，往往是一匹戰馬披掛鎧甲，另一匹備用馬則不披，行軍時為節省具裝戰馬體力，騎兵往往騎乘在備用馬匹上。當然備用馬也可能是其他的騎乘工具，例如在沙漠中騎乘駱駝來代替備用馬。根據記載，兩大帝國的人力資源並不充足，甚至為爭奪兵源地（諸如亞美尼亞）常發生戰爭。那麼在隨從或者後勤人員過少，甚至是沒有隨從的情況下，“組合式”馬鎧相對而言是不太實用的，難以應對突發性戰鬥，戰鬥準備時間也過長。因此在同時具備馬匹資源豐富與人力資源缺乏這兩個條件時，兩大帝國的具裝騎兵大都採用了較為“一體式”的馬鎧。
比較典型的唐軍“組合面簾 式”馬鎧形式
如果擁有較多隨從或後勤人員，“組合式”馬鎧的安裝或脫卸會更快。根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的記載，標準的2 萬人作戰部隊，輜重軍6000 人、騎兵4000 人、作戰步兵1萬人。這樣來看，唐軍後勤人員的數量是較為充足的，可以很好地滿足這種安裝方式。統一後的唐帝國人力資源顯然是超越南北朝時期的，這很可能也是當時在中國地區“一體式”馬鎧逐步被“組合式”馬鎧取代的原因。而根據《舊唐書》對顯慶元年（656 年）唐軍征伐西突厥的記載，唐軍在戰鬥中為騎兵臨時披掛馬鎧（“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也反映了這種情況，即唐軍在需要使用馬鎧或條件允許時，才從輜重隊將馬鎧取出披掛在那些“有具裝能力”的戰馬身上，且使用的馬鎧多為幾件套的“組合式”。
出土於陝西乾縣唐懿德太子李重潤墓的甲騎具裝俑，可以反映當時唐帝國“組合式”具裝馬鎧的狀態。這尊彩繪貼金俑通高350 毫米、通長315 毫米；馬面簾貼金色；雞頸、當胸和馬身甲連綴在一起，刻出一排排細密的長方形甲片，整個下緣都包有硃紅色的寬邊，上面飾有彩色的花紋；搭後也刻出細密的甲片和包有硃紅的寬邊，束尾；在鞍後馬匹臀部，有原插寄生的小孔。這與南北朝時期的“組合式”馬鎧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唐代具裝甲騎俑，懿德太子墓出土
一些軍事愛好者對古代騎兵也存在某些誤解，會將其物化為現代戰爭中的“重型坦克”或“輕型坦克”，但這兩者是不可以轉化的。“重”向“輕”的單方面轉化在騎兵史上倒是常發生的。根據11 世紀初拜占庭軍事手冊記載，10—11 世紀以高度重裝聞名的拜占庭超重裝騎兵，當將具裝戰馬更換為快速戰馬的時候，甚至可以進行迅捷的“劫掠作戰”。更不用說7—8 世紀的並沒有那麼沉重的唐軍重騎兵。因此，在遼東戰場上展現“甲騎萬餘”壯觀場面的唐軍具裝騎兵，卸下馬鎧，就成了在西域“快速突擊騎兵集群”，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反過來，因為地區資源有限，“不具備重裝能力”的騎兵想轉化為“重裝”，很可能必須依靠戰功提升地位，依靠掠奪或繳獲來增加財富。輕裝騎兵不僅要獲得重型鎧甲，得到重裝衝擊訓練，還必須擁有“可負擔重甲並能保持正常戰鬥能力”的優良坐騎，這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了。因此，在 17 世紀之前，輕騎兵向重騎兵轉變實為一種財富與地位積累之後的“進化”。實際上，這種進化在整個世界史範圍都是常見形態，即成功的軍事擴張導致整體上貧窮戰士向富有戰士轉變，諸如13 世紀的蒙古軍隊，也是隨著不斷的征伐成功，才越來越重裝化。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50：大唐西域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