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所持的徽城說，源於唐代永徽四年（653）唐太宗李世民之孫李徽封新安郡王出資所建的“徽城”。
關於“徽城”一詞，據清嘉慶《績溪縣誌》卷七《鄉祀》可知，為明崇禎年間（1628—1644）徽州知府陸錫明所撰的《新安氏族考》中所提出，其後，道光《徽州府志》卷三之二《營建志·壇廟》與卷十六之二《雜記·拾遺》皆有引用。其內容為：“唐封新安郡王李徽，恭濮王泰之子，太宗皇帝孫，襲五世。厥後，二王子曰通真、通靈死武崇烈之亂，國人哀之，為立祀太子堂，建五王閣於東門外，奉祀五王。若王府之基及王養馬所曰馬甲塢，王陵曰富八郎墳，王貲築城曰徽城，城門曰徽門，溪曰徽溪，皆藩封之流風善政，猶存千古者也。”
對這則資料的考證與解說，筆者之前曾在所寫的《徽州之“徽”源於“徽城”》和《再談徽州之徽的由來》兩篇文章中有過論述，現就對一些疑惑之處進行說明。
“徽城”是以李徽的名義出資修築的城牆
筆者在《再談徽州之徽的由來》一文中提出：“唐初，宗室諸王的地位高，權力大，可以自由行動，甚至在封地干預地方行政。李徽的封新安郡王，就是在唐高宗剛即位的永徽年間。到了唐玄宗時，才對宗室作了諸多限制，在京城創立十王宅，為唐玄宗諸子年長封王之後所共居，才開始空有封號，沒有領地，稱為遙領。然而李徽封郡王與唐玄宗登基相去60多年，是可以自由行動的，也可隨時到封地的。”
“李徽之父李泰為唐太宗最寵愛的兒子，按照當時慣例，皇子成年後應去封地，不得長駐京畿，但李泰因太宗偏愛，特許可以不到官。貞觀十七年（643），因太子李承乾謀反，李泰涉嫌謀嫡，唐太宗只好改封李泰為順陽王，徙成均州之鄖鄉縣，二十一年進封為濮王。高宗李治即位，對李泰也是‘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李泰薨，高宗特地以唐朝最高的喪葬規格‘詔葬’，將李泰追贈為太尉與雍州牧，為之輟朝，還下令‘班劍卌人，羽葆鼓吹，賻物三千段，米粟三千石，賜東園祕器，葬事官給，務從優厚’，又特意請了法藏禪師來為哥哥的往生祈福。李泰之墓曾多次被盜，1985年發掘時，仍清理出大量精美的文物，可見當時下葬的奢侈。”
李泰薨時，李徽不過十來歲，次年，高宗即封其為新安郡王，食邑三千戶。李徽年紀小，有沒有到過新安，這沒有關係。高宗或其直系親屬，在封其為郡王的當年，為其封地進行規劃建設，以示重視，城牆圮壞，進行修理，這當是合情合理。
通真廟與通真三太子張巡沒有絲毫關係
通真廟的神主根本就不是張巡。張巡曾經封過通真三太子，通真廟祭祀的是通真太子，與通真三太子是沒有聯繫的。筆者在《再談徽州之徽的由來》一文中提到：張巡、許遠的祭祀來到徽州在元末至正三年（1343），首先在許村建協忠廟，因為祈禱有應，前來祭祀者繁多，於是在明代正德元年（1506）重新擴建。從弘治、嘉靖、康熙、道光府志來看，張巡、許遠的祭祀後來逐漸擴展到整個徽州，到了民國年間，僅歙縣就有四處：巖鎮、許村、黃村新化橋南、潛口。清嘉慶《績溪縣誌》引明陸錫明《新安氏族考》，肯定通真廟為祭祀李徽的二王子，有行祠六處。並指出明代所修《績溪縣誌》通真行祠有七處，其中一處在新西街，而祭祀張巡的協忠祠在新西街口。到了清嘉慶年間，新西街已經沒有了通真祠，只在祭祀張巡、許遠的協忠祠內並設通真太子牌位。可知，通真太子與張巡並非同一人。
又明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祠廟》載：“本府：通真廟在城東南隅富山之麓。”“績溪：通真行祠有二：一在縣北二十五里，一在九里坑。”又載：“歙縣：張許二侯雙廟：在縣西十五都潛川，以祀唐張巡、許遠。新安去睢陽遠矣，不應有廟，然史臣贊二公，謂：‘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者，首尾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故江淮多祀之。’此廟所以立也。”又“績溪縣張許二聖廟：在縣西北九里坑，祀唐張巡、許遠。”從中亦可以看出通真廟並非祭祀張巡，兩廟祭祀的神主不是同一個人。弘治《徽州府志》為婺源縣汪舜民所纂，作為志書，其真實性不容置疑。又徽州知府陸錫明於崇禎六年修葺過紫陽書院，故所撰的《新安氏族考》在崇禎前十年（1628—1637），弘治年間（1488—1505）所纂的《徽州府志》比其早出130多年，可知遠在陸錫明之前，就有通真太子之說法，而通真太子並不是張巡。
從徽州歷代府縣誌可以看出，通真廟在府城烏聊山下的為總祠，其位於績溪的為行祠，其他屬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皆無祭祀通真神主的廟宇。俞正燮為黟縣人，出生於清乾隆四十年（1775），卒於道光二十年（1840），與明代弘治年間相去300多年，又並非本縣之事，且所推翻的為本縣通真廟神主，對於府城與績溪縣通真神主並沒有掌握足夠的文獻資料，故其說不足為據。今人引用俞正燮之說來論證，更不足以說明。
唐朝“徽”字作為地名出現與李徽有很大關係
“徽”字的出現，並非在歙州改名為徽州之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載：“此縣（績溪）北有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並流，離而複合，有如績焉，因以為名。”可知，“徽”字作為地名的稱呼在唐代已有，並非北宋末年改名的產物。並且，唐大曆元年（766）始置績溪縣，其縣名即以乳溪與徽溪“離而複合，有如績焉”而得名。
又民國《歙縣誌》載：“揚之水，一名徽溪，出績溪許北村大鄣山，西流至臨溪，會績邑北源新嶺叢山關、蘢蓯山二水入歙，又納竦溪諸細流並布射、富資、豐樂三河會於太平橋，是為練江。”
唐永徽四年（653），李徽封新安郡王。此年的十月份，睦州青溪陳碩真舉兵起義，在歙人蔣寶的策應下，率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由於各地百姓群起響應，很快發展到數萬人，遂乘勝進攻歙州，在歙縣東鄉五合山（今竦口）建立大營，攻打郡城。久攻不下，遂撤出歙州。此時，績溪並未曾置縣，其地即屬於歙縣東鄉，數萬之人，烏合之眾，燒殺搶掠無所不為。古人云：“寧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因李徽的修築城牆之功，抵擋住了陳碩真的起義攻城，使其最終撤出歙州，對於一方百姓來說，功勞甚大。而揚之水流域即為陳碩真所佔領之地區，百姓為感激李徽築城之役，稱其所築之城為徽城，城門為徽門，城外之河為徽溪。這就是明代徽州知府陸錫明嘖嘖稱道的“藩封之流風善政，猶存千古者”。
太子堂、五王閣、馬甲塢、富八郎墳與李徽有間接關係
筆者在《徽州之“徽”源於“徽城”》這一文中說過：太子堂，即通真廟的俗稱，在今打箍井街一帶；五王閣，陸錫明在《新安氏族考》中載為李徽封新安郡王應世襲五世，故建以奉祀，在今城東歙縣農業科學研究所一帶。太子堂與五王閣其後雖不存，然作為地名一直沿用到民國。馬甲塢，為郡王甲第及養馬之處，在今漁梁景區大樓對面，作為地名一直延用至今。而富八郎墳，為唐李氏王孫富八郎之墓，行八，有富資，時人以“富八郎”稱之，位於舊縣署內，即今歙縣中學內，民國《歙縣誌》卷一《輿地志·丘墓》有載，又卷十五有趙孫英撰《富八郎墓記》，且民國10年（1921）歙縣知事祝崧年撰《重修歙縣署記》亦言大堂與二堂之間有富八郎墓。
太子堂、五王閣、馬甲塢、富八郎墳其人事緣由因時間太遠而難以考證，但是，如果李徽與徽州沒有絲毫關係，那麼祭祀廟宇、墳墓甲第就不會與李徽有關係，畢竟封為新安郡王的不止李徽一人。也正是由於李徽封新安郡王后修築城牆，有著藩風善政，為百姓所記掛，故而流傳千古。正所謂先有形，然後有影；先有因，然後才有果。
以李徽名義修築的城牆與歙州改名徽州有直接關係
宋宣和三年方臘起義之後，城牆毀壞殆盡，遂將郡城遷至今新州一帶。因其地勢不端，百姓生活不便，於是重返舊地，由朝廷發放國庫之錢進行重新修築。五年三月，城牆築成，徽州知州盧宗原上奏皇帝，乞令今後所任知州、通判、都監等人將城牆有無損壞等情按季度申報部裡，仕者任滿，將城牆情況書面交付下任，歷任相接，使城牆永久堅固；並制磚銘一塊，重十一斤，以為永戒，其文曰：“後唐石埭洞賊方清破陷州城，次年秋始平；至大宋宣和庚子，威平洞賊方臘竊發，攻陷徽州，燒劫淨盡，蓋緣城壁不修。至壬寅年，制磚繕完，可保永固。異時微有損圯，宜加補治。直徽猷閣鄰郡事盧記。”（此磚現藏浙江博物館，今重修徽州府衙內工房有高仿磚展出）。
磚文意為唐永泰元年（765）正月，方清率眾攻克歙州，殺死刺史龐濬；到了次年的大曆元年（766）秋季，起義軍才被鎮壓；宋代方臘起義攻陷歙州，燒劫殆盡，都是因為城牆不修的緣故。所以制磚文以垂示，使不忘寇亂，如果城牆毀壞，則要及時修築。
由此，宋徽宗鑑於前唐睦州陳碩真起義，歙州城牆因李徽之修築而堅固不能毀，又有徽城、徽門、徽溪之稱，皆李徽藩封之流風善政，而方臘起義正是“緣城壁不修”，導致“燒劫淨盡”，為警示不忘修葺城牆，下詔改歙州為徽州。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