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武義始置縣應在吳赤烏八年即公元245年'
□ 古 樑
秦滅楚後，在現今地處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從北到南設置了烏傷和太末兩縣。烏傷縣域約包括原金華縣、義烏、永康的全部，東陽、磐安、武義、浦江等縣（市）的大部和仙居、縉雲的一小部分。太末縣域包括今龍遊、原衢縣、江山、開化、常山、遂昌、蘭溪及江西玉山和原金華縣的一部分。兩縣域領地都十分龐大，說明當時該地域經濟、社會並不十分發達，人口亦不多，所謂“地廣人稀”。這種行政格局歷時400多年，直到東漢初平年間（190~193）至三國吳設立東陽郡前這種沉默的行政格局才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在這一區域從東漢初平三年（192）至吳赤烏八年（245）的54年間，增設了9個縣，是歷史上縣級行政機構增設最快、最多的一個時期。武義縣始置就產生在吳赤烏八年這個歷史時期內。尤其是到六朝（三國的吳、兩晉和南朝的宋、齊、樑、陳）時，歷經三百六十餘年，長期陷於分裂和對峙局面，戰亂不已，政局、郡縣的變革也紛亂不已，要梳理這一段歷史，尤其是歷史地理，至今也是一大難題。
一、古代典籍中武義初置縣的記載及隋廢的歷史原因
武義初置縣時稱“武成”至唐朝初又稱武義，不久更名武成，唐末又稱武義，並且至少在北宋歐陽修等撰寫《新唐書》時，在志、地理部分中又稱“武成”。現在要考證歷代縣名改稱的起迄年代，由於古代典籍的缺失，已很難做到了。
最早提到武義初置縣的是南朝陳時的顧野王《輿地志》：“吳赤烏八年（245）分烏傷、永康縣、置武成縣”。①顧野王（519~581）是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南朝梁陳間的史學家，文字學家，樑亡後入陳，《輿地志》共30卷大約在陳時（561~589）成書，後佚，今僅存有佚文輯錄。②
在其他的歷史典籍中也提到武義初置縣的年代：唐朝杜佑（735~812）《通典》，在東陽郡條下寫到婺州：“婺州，今屬金華縣。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會稽西部都尉。理於此，吳置東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樑、陳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當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六：金華，漢烏傷縣地；……義烏，漢烏傷縣地；永康，漢烏傷縣地；武義，吳赤烏八年，置武義縣；東陽，有東陽山；蘭溪。”③《通典》從大曆元年（766）開始，完成於貞元十七年（801），前後歷時35年書始成。上起傳說中的唐虞，下迄唐肅宋、代宋時（756~779）。作者綜合群經諸史的歷代文集、奏疏等。分類編纂，極有條理。此書婺州條下明確指出：武義為吳赤烏八年置。
北宋時樂史（930~1007）著的《太平寰宇記》載：“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武義縣，隋平陳遂廢。”隋滅陳應在開皇九年（589）。同書在收入清《四庫全書》卷九十七載：“武義縣《輿地志》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隋廢，唐天授二年分永康西境又置。”《太平寰宇記》是北宋時一部地理總志，成書於太平興國年間（976~983）。該書廣泛引用了歷代史書、地誌、文集、碑刻、詩賦以至仙佛雜記。計約二百餘種。但由於所引諸書今多已散佚，因此該書的記載，對於研究自漢迄宋，特別是唐與五代十國史，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書中明確指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始置，隋廢，唐天授二年（691）又置。
稍遲於《太平寰宇記》，同樣是北宋的地理總志，歐陽忞（生卒年不詳，今江西吉安人）撰的《輿地廣記》卷二二：“婺州武義縣：吳赤烏八年置，後廢。”該書是宋代四大地理總志之一，成書於政和年間（1111~1118）。是書資料豐富，“凡昔日史官之作，與夫山經地誌，旁見雜出，莫不入於其中”，因而內容詳實，足資考證，而記敘沿革特詳，是宋代地理總志中較有特色的一部。④是書再次認定武義縣是吳赤烏八年置。
清末民初文字與歷史學家臧勵和在其所著《二十五史補篇·補陳疆域志》中，也認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置，同時他也直言不諱地認為六朝時各地政區的變化“諸書建置牴牾莫可詳考”。為了弄清歷史真相，有必要將該書敘及“金華郡”一段詳引如下：“金華郡本吳東陽郡。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樑大同六年改金華郡，尋復。《通典》：樑、陳置金華郡。《環宇記》：吳東陽郡，樑陳曰金華。《一統志》：東陽郡，樑末置縉州，陳改置金華郡，諸書建置牴牾莫可詳考。蓋樑曾改東陽為金華，尋復舊，至陳又改金華也。領縣七：長山，漢舊縣，《環宇記》引《名山略記》雲：有長山在東北，縣因之為名。太末，漢舊縣。烏傷，漢舊縣，《環宇記》引《異苑》雲：東陽顏烏以孝聞，郡烏助銜土塊為墳，烏口皆傷，因以縣名。永康，《環宇記》引《東陽記》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置，《陳書·吳興王胤傳》太建十年封為永康公。武義，《環宇記》引《東陽記》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下文尚有建德、豐安、信安三縣建置考，因不在本文研考，不引）”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縉州建置為何“莫可詳考”，臧勵和是這樣認為的：”縉州本名婺州。《陳書·留異傳》：紹泰二年除縉州刺史，蓋樑時所置。《元和志》：孫晧分會稽郡置東陽郡，陳武帝置縉州。《環宇記》：“婺州，陳永定三年於此置縉州，均以《陳書·高祖記》：永定三年紹曰，去歲蝗、旱，遂誤為陳始置縉州也。“同書《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三國·吳太元二年（252），會稽郡又增永康、武義、建平3縣，改上虞縣為侯國，改餘暨為永興，遂昌為平昌，漢興為吳興。太平二年（257），分會稽郡東部置臨海郡；永安三年（260），又分會稽郡南部置建安郡；寶鼎元年（266），再分會稽郡西部置東陽郡。”⑤以上史料可見，六朝時時代更迭，紛亂不已，面對長期陷於分裂、對峙的時局，當時的史官要準確地記載歷史已變的十分困難，因此怎麼可能永康、武義又在三國吳太元二年新增呢？這條史料以今來看，只能說明永康、武義在三國吳後期仍是建制縣，是當時史官誤記而已，因此連縉州建置也紛說雜亂。但也從中可見永康和武義始置縣的歷史當在吳赤烏八年。另一重要原因正象陳橋驛先生說的：“有關浙江的六朝方誌，幾乎全部亡佚，倖存的僅謝靈運的《山居賦》一種……它實際上替這個建置短暫的始寧縣留下了一部寶貴的縣誌。”⑥也難怪歷史家遇到了難題。因此現存的上述所引的一些古籍史料，不管是唐代的，還是宋代的地理總志，還是佚文輯錄的，就顯得十分珍貴了。
還有一些典籍可以引證，為避行文過長，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隋開皇九年（589），文帝楊堅戰勝了南朝最後一個朝代--陳，加大了廢郡縣的力度。武義在這一年被廢置。同時古烏傷地區的永康縣也被廢置。（《太平寰宇記》288卷：“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置為永康縣，屬會稽郡，隋平陳廢之，唐武德八年又置”）⑦另外在古太末縣廢置了豐安、定陽兩縣。⑧前文陳橋驛講到的置於漢順帝永建四年（129）的始寧縣，也在這一年被廢，⑨歷時有460年，以後就再沒有重置，現在是嵊州的三界鎮。隋初被廢置的縣遠遠不止以上這幾個縣，翻一下《隋書》俯拾皆是。隋朝為什麼剛統一中國，就要實行廢郡縣的政策呢？
首先是戰爭使人口大量減少。據遊鄉認為，中國歷史上有過14次人口大滅殺，其中南北朝混戰僅北朝的北齊，轄有2000萬人口，到北周時人口僅900萬。南朝劉宋轄有469萬人口，到南陳滅亡時只剩下200萬人，損失率達60%⑩。因此隋統一中國後，許多郡縣戶口與人數已大大減少。就整個浙江來講，在南朝後期一度戰亂頻仍，社會經濟遭到破壞，人口銳減，城市蕭條。因此隋平陳後，大批郡縣被裁撤，城池廢棄。
其次在鞏固中央集權隋採用了我國官制史上著名的“三省六部制”⑾的政治措施。地方上實施兩級制與中央任免州縣屬吏政策。“在地方，隋初沿襲前代的州、郡、縣三級制。但當時南北各地均置僑州、郡、縣，‘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因此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開皇三年（583）隋文帝根據楊尚希等的建議，廢除郡級機構，並省州縣，裁減冗官。不僅節省了國家開支，而且提高行政效率。對於地方各級官吏，統由尚書省的吏部負責選任，所謂‘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這樣就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制。”⑿實際上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滅北齊後，已廢除許多州郡。到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後，仍有211州、508郡、1124縣。平均每州管轄不到三郡，每郡只有兩縣。造成了民少官多，朝廷的行政成本不堪負擔，於是撤郡而為州、縣兩級制。雖然隋煬帝（604~618在住）大業三年（607）改州為郡，但這僅是稱呼的改變，地方仍是兩級制。在廢郡的同時，又規定：凡是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每年由吏部進行考核，還規定州縣佐官三年一換，不得重任並完全選用外地人任地方官。⒀經過這樣一番改革，僅浙江地區到隋大業初年，只剩下24個郡縣，僅為六朝興盛時的一半左右。⒁
二、歷代武義縣誌初置縣的“諸說”說
我國修纂地方誌的風氣盛於六朝，各地對地方誌的著修始於宋代，尤其是南宋不僅數量劇增，而且在修纂體列上，也為元、明、清各代定下了一個規範。
南宋時，地方誌撰述呈現出繁榮局面，從全國性的總志到府、州、縣、鄉、鎮志書均有編纂，對地方誌的性質、體裁、功能以及編纂方法作了總結，標誌著方誌學的形成。“有學者指出：‘據考察，現見存名目又確知修於南宋的地方誌書共有二百三十種左右，較之北宋的一百四十餘種，增加近一倍……根據現有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北宋曾有圖經五十八種，一度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但到南宋降為二十一種；而定型方誌，則由北宋的三十二種，增至南宋的二百零六種。’實際數量當超過此數，估計達三百種左右。可惜的是兩宋所修的州縣地方誌雖然較多，但後世大都亡佚，流傳至今的府、州、縣、鎮志僅有三十一種”。⒂
在“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記焉”⒃ 的南宋修志盛世中，卻不見有武義縣誌的流傳。然而偏偏有武義陳公望者，在南宋淳熙甲辰（1184）間做嚴州郡守時，重修了嚴州的《新定志》。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南宋時武義亦修過志書，只不過已亡佚而已（詳情下文述）。如鄰縣永康，就有宋嘉泰間（1201~1204）《永康縣誌》，雖刊久佚，然雍正《浙江通志》卷253有著錄。該縣還有元延祐《永康縣誌》，同樣在同一本《浙江通志》有著錄。而武義至今未見有宋、元時代的志書，能所見武義最早的縣誌是明正統初年（1436~1442）修的。明代除這本縣誌外，還在明正德十五年（1520）、明嘉靖三年（1524）、明萬曆十四年（1586）、萬曆十八年（1590）、萬曆三十七年（1609），修了6次，除正統本見有《文淵閣書目》卷二十新志類著錄和嘉靖本今有殘本外，均已亡佚。至清代順治三年（1646）有縣誌外，整個清代官修的《武義縣誌》還有順治十一年（1654）、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三十七年（1698）、嘉慶九年（1804）五個版本。順治本未見傳本，現可僅見的是康熙至嘉慶的三個版本。另外清末私人何德潤在光緒二十年（1900）修有《武川備考》，是手抄未刊稿本。再就是解放後1990版新修的《武義縣誌》。
從現存的明代、清代縣誌版本，在置縣沿革上均有吳赤烏八年置與唐天授二年置說，但在對武義是否吳赤烏八年置說，僅見的明嘉靖殘本持兩說並存說，康熙十二年本基本上持否定說，嘉慶本持猶豫不定說，1990版亦持否定說，而《武川備考》持存疑說，只有康熙三十七年本基本上持肯定說，為此本文有必要對這本志書作詳盡的考察。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武義縣誌》在凡例等九條中說：“邑志之修，在前朝者（指明代）三次，歷年久，皆成蠧簡。在本朝者三次（指順治三年、十一年及康熙十二年），兵燹後，藏板殘缺，以致新舊二書竟無善本，魯魚亥豕稽考甚難。”前文已敘，明代實際上武義修志有6次，然而至康熙三十七年時或亡佚或成蠧簡了，遑論明代以前的修的縣誌呢？就是康熙三十七年前修的清代的三次縣誌也在遭兵燹後已變得殘缺不全，文字錯簡已不堪辨認，以至“竟無善本”。那麼所遭“兵燹”又是指什麼呢？康熙三十七年版的《武義縣誌》是知縣江留篇修，程揆、徐俟召總纂的。江留篇在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朝定鼎以來，修之者三，亦前之任是邑者勤於文獻之傳。自甲寅兵燹，板復散失，書之存者什一。餘承乏茲土，邑乘之有缺，司牧者責也。乃搜其逸簡，次其殘編，於邑之諳，於故事不謬所聞者，徐子俟召之成鼎軾，周子維新考訂、採訪、矢慎矢公，閱四月而書成。”江留篇（廣東饒平舉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武義知縣）還算是一個有責任心的父母官，能知道“邑乘之有缺，司牧者責也。”他所說的“甲寅兵燹”指的又是什麼事件呢？清康熙甲寅年即為1674年，當年“六月耿精忠叛軍頭目陳元率部攻佔縣城，勒餉、掠器物、掘地尋銀、燒燬房屋，知縣徐喆自盡。次年正月，官兵收復縣城。”⒅這是康熙帝自十二年（1673）決定平三藩後發生在武義的一件大事。耿精忠叛兵自福建過麗水、宣平攻佔武義歷時半年有餘，掠城燒衙，燒盡所有歷代典籍。難怪此事件發生24年後，江留篇要主修縣誌時才感到“板復散失，書之存者什一”，幾無善本可循。由於歷代典籍的缺失，這次事變給武義在史料上的歷史沿革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康熙三十七年版縣誌在沿革中先敘唐天授二年置說，重點卻在“按言”中說：“《舊志》（應指歷代所修縣誌。作者注）吳赤烏八年立武義縣，隋平陳遂廢。又《文獻通考》雲：武義、吳縣考，之晉、宋、齊志，東陽郡下無武義縣。《隋志》只有烏傷、永康，亦不載武義。《唐史》及《元和郡縣誌》所書天授二年分永康置此縣，是至唐而復也。又考：吳寶鼎元年（266）分會稽為東陽郡，赤烏八年（245）至寶鼎元年相去二十一年，是末置郡，已先有此縣矣”。這裡非常明確地說明了武義先在吳赤烏八年置縣，“是至唐而復也”。
另外，福建晉江舉人史大受任康熙二十二年（1683）武義縣令時，在《重修縣治記》中說：“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六月，武義縣堂始告成，曷言乎始成也。考武義置縣於吳赤烏八年，割烏傷地為永康縣，至唐天授二年析永康西南隅為武義縣。”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們不能排除明清兩代古人在修志時都提到了武義始置縣在吳赤烏八年，由於史料嚴重缺失，他們也不排除武義在唐天授二年復置說。
三、武義初置縣的古代社會歷史背景
新石器時代（約10000年至40000年前）武義地域就有人類活動。當時村落分佈在武義江干線及武義江主要支流熟溪兩岸。從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文物有：
董源坑新石器時期遺址。在武義江南，是武義江的發源地。出土有單孔石斧。
北缸窯碗窯崗新石器時期遺址。在武義江西，今壺山街道北。出土有石鏃等。
草馬湖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西岸，今壺山街道草馬湖村。出土有雙孔石斧。
溪裡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支流雙坑溪東，今熟溪街道溪裡村。出土有石錛。
大公山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支流雙坑溪南，今熟溪街道大公山村。文革時（約七十年代）出土有石錛、石斧、石簇、石球還有大量砸果核用的石器，還發現一大堆已炭化的稻穀。可惜當時沒有科學地發掘。
至商周時期，武義地域出現了早期的製陶器：東山商周遺存，在武義江南，今桐琴鎮管湖村東山背南。1978年開發黃土丘陵時，發現有席紋、網紋的陶片和口沿外卷大口罐等。陶片胎質較硬，黑灰色、青灰。為商周中晚期文化遺存。源口水庫商周時期遺址，在熟溪上游麻陽港流域。武義江流域還有七坑口商周遺址，在武義江支流八仙溪下游南側，金華縣翁村東約500米的七坑口山背上，面積約2000平米。
遺物以印紋陶為主，有罐，殘片及鼎足等。至漢、三國、一直至宋元，武義境內古瓷窯有140多處。在上世紀80年代搶救性地發掘了一批東漢至宋元的墓葬，出土2000多件青瓷器，其中不少是珍品，部分曾借予故宮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館展出。⒇
漢至六朝村落的發展，基本上集中在武義江及熟溪沿岸狹長的沖積盆地上。從考古發掘的文化遺蹟有：桐琴果園孫吳時期墓；蘆北東漢墓；蘆北管湖孫吳時期青瓷窯址；武義原良種場東漢墓；原武義陶器廠孫吳時期墓；武義履坦孫吳永安元年墓；源口水庫孫吳時期墓。境內發現漢至孫吳時期的墓據縣博物館副研究員塗志剛認為不少於20多處，尤其是桐琴鳳凰山、履坦崗頭更為密集。這些墓葬規模一般都很大，有的墓拱圈淨高就達2.8米，長大多在10米以上，寬也在3~5米以上。可見當時武義地域經濟，已十分發達。
以上這些漢至六朝的文化遺蹟大多分佈在前面所述的先秦商周文化遺址（存）附近，這表明了在武義江和熟溪狹長沖積盆地內，農業經濟的開拓和村落佈局的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因此，有學者認為“《輿地志》所云‘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縣，置武成縣’不是沒有可能的。很可能是一度建縣，後又復併入永康縣。”(21)
另外，孫權在擴疆建土，鎮壓山越的戰爭中特別需要在各地建立政權，以鞏固疆土，同時六朝時各國僑置郡縣也十分普遍，因此武義在吳赤烏八年始置縣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四、唐天授二年復置縣的原因
有唐一代，是世人共認的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一個封建帝國。唐初，“貞觀時期，由於社會安定，人口增加，生產不斷髮展。貞觀初年，霜旱為災，米穀踴貴，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逐食外地的人民‘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這就是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景象。”(22)唐太宗後，武則天實際上掌權50多年。在武則天執政時期，雖然爆發過徐敬業和宗室諸王發動的叛亂；但吏治清明，政局穩定，使廣大農民得以休養生息，因而社會生產有發展，墾田和戶口數字大幅度的增長。以戶口增值為例，唐高祖武德年間（618~626），經過隋末唐初長期混戰之後，全國戶口僅有二百餘萬戶，貞觀初年（627）增至三百萬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三百八十萬戶，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全國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萬戶，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五十年間增長了二百餘萬戶之多。可見武則天執政時期唐朝國勢仍在持續上升，是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國勢推向極盛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23)
唐初，武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武義窯出產的婺州窯瓷器暢銷國內，在縣城南西面的熟溪上游築起了長安堰，(24)至五代十國“在武義重築長安堰，灌田萬餘頃”，(25)農業進一步得到發展。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下，為了更有效地行使中央權力，武則天執政時建置了許多以“武”取縣名的縣級政權，如廣武、武泰、武城、武鄉、武興、崇武、章武、武昌、武壽、武原、武隆、武威、武盛、武寧、武陽、武豐、武進等。因此武義在唐天授二年復置也就不奇怪了。嘉慶《武義縣誌》在沿革中如是說：“唐天授二年析永康西境置武義，隸婺州，尋改武成。天祐（904）複名武義……為上縣。”文中“尋”字，原意為不久，應該是天授二年後過了14年武則天去世，改名為顧野王《輿地志》中說的武成縣。過了199年至唐末天祐（904）才複名為武義。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忘記，武義最早的縣名是“武成”，一旦武則天去勢，就把武義改稱為“武成”了。
五、當代學者論武義初置縣的學術成果
歷史上一個政區（州、郡、縣）的創建的歷史，牽涉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程度，原因很簡單，就象陳橋驛講的：有關浙江的方誌，幾乎全部亡佚。史料的缺失，朝代頻繁的更替，使得歷代的政區混淆不清，尤其是六朝這360多年的歷史，更加難以梳理。但是當代的學者，憑著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已經逐步地突破了這個難題。上世紀80年代以前以譚其驤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學已經基本上完成了通代政區地理的研究。要繼續深化研究，必須轉向斷代政區地理的研究。可喜的是這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且還在向更深層次方面突破。如1987年周搌鶴《西漢政區地理》、1999年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2000年陳國燦、奚建華《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2001年胡阿祥《六朝的疆域與政區》、2008年陳建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以及2009年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歷朝郡國級政區變遷過程以及六朝疆域與政區設置的特殊性，有的還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如後曉榮在《秦代政區地理》中考證出秦代會稽郡還有一個“浙江縣”，這是前所未有的大發現。(26)
武義始置縣的研究在當代也取得很大的成果。如陳建梅的《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陳建梅認為，孫權時期在南討西征、略定疆域中，他考證出會稽郡有九縣，分別是平昌、定陽、永康、武義、臨海，南始平、羅陽、松陽、建平。(27)同時陳建梅引用了歷史典籍《通典·郡州十二》和《輿地廣記》，均認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置，後廢。他還批評了吳增僅將武義“僅列於孫權黃武元年至太元二年格”(28)吳增僅是清末民國時人，著有《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一書，書中將武義置縣時間列入黃武元年（222）至太元二年（252），而赤烏八年（245）正好在這兩個年代間，所以陳建梅認為這種考證是不嚴謹的。陳建梅還認為：“東漢末年衢江、東陽江流域已經得初步開發，初平三年（192）置新安（今衢州市）、長山（今金華市）兩縣。孫吳繼續了東漢的開發路線，孫策時析諸暨置吳寧、豐安兩縣，孫權時析新安立定陽，析烏傷立永康、武義、析太末立平昌，析章安立松陽，開發進一步深入至衢江上游和武義江沿線，並逾仙霞嶺達松陽上游。……孫吳的開發是在對山越的征討中進行，不完全符合移民進程，孫吳遠至松陽溪上游開闢松陽縣，目的是為了控制該流域。”(29)這種分析已夠精闢了，同時也科學地突破了歷史典籍有關孫吳政區的劃分理論。陳建梅最後在其著作中列了《孫吳楊州新置縣列表》，古會稽郡一欄中列有新增縣九個：“平昌、定陽、永康、武義、臨海、南始平、羅陽、松陽、建平”(30)另外，胡阿詳《六朝疆與政區研究》設置的《陳政區建置表》（禎明二年588年底）中，東陽郡一欄中列有：長山、太末、烏傷、永康、武義、建德、豐安、信安、定陽9縣。(31)這也充分說明武義在陳政權中仍然是一個建置縣。其他一些著作也有類似研究，這裡就不贅述了。
當代歷史地理研究成果進一步明確了武義初置縣是在吳赤烏八年，這一研究成果與古代典籍的記載也是相一致的，當然我們將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現，以還歷史原貌。
六、結言
綜上所述，武義縣建置時間是吳赤烏八年（245）始置，隋開皇九年（589）廢置，唐天授二年（691）復置。如此說來，武義縣從始置到復置時段往前提早整整446年。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我要感謝浙師大趙瑤丹碩士給我提供了部分資料，也感謝武義縣誌編輯部諸同仁提供未刊的考證資料。
2009年4月20日至5月3日完稿。
註釋：
①轉引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②黃葦：《方誌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頁
③（唐）杜佑《通典》卷第182，州郡十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988年版，第4837頁
④《中國大書典》，中國書店，1994年版，第466頁
⑤《紹興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頁
⑥《越中雜識》陳橋驛前言《從〈越中雜識〉淡浙江的方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⑦《永康縣誌·建置沿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⑧《衢州市志·建置沿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
⑨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⑩文歡主編《歷史不忍細看》，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頁
⑾隋文帝開皇元年（581），置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內史省長官稱令，是決策者；門下省長官稱內言，審議內史之決策；尚書省長官稱令，是執行者。尚書省下設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部；部長官稱尚書、副職稱侍郎。每部下轄四司，司長官稱郎中，副職稱員外郎。這種官制影響了以後朝代職官編制。
⑿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10冊，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6頁
⒀王春主編，貢久諒著《中國小通史》第四冊《隋唐五代》金盾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⒁陳國燦、奚建華《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
⒂羅炳良《南宋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18頁
⒃黃岩孫《寶祐仙溪志·跋》，《宋元方誌叢刊》本
⒄黃葦《方誌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
⒅朱和沈主編《武義縣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⒆嘉慶《武義縣誌》，卷九·藝文上
⒇貢昌《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頁
(21)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頁
(22)同注⑿，第1269頁
(23)同注⑿，第1502～1503頁
(24)《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二至六一《水利》
(25)《宋史》卷九七《河渠志》，《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五九《水利》
(26)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頁
(27) 陳建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嶽麓書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另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認為新增的9個縣是：烏傷、長山、永康、豐安、吳寧、太末、新安、定陽、平昌。很顯然烏傷與太末是秦置，不能算新增縣。見該書第2頁
(28)同(27)注，第90頁
(29)同(27)注，第293~294頁
(30)同(27)注，第325頁
(31)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頁
□ 古 樑
秦滅楚後，在現今地處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從北到南設置了烏傷和太末兩縣。烏傷縣域約包括原金華縣、義烏、永康的全部，東陽、磐安、武義、浦江等縣（市）的大部和仙居、縉雲的一小部分。太末縣域包括今龍遊、原衢縣、江山、開化、常山、遂昌、蘭溪及江西玉山和原金華縣的一部分。兩縣域領地都十分龐大，說明當時該地域經濟、社會並不十分發達，人口亦不多，所謂“地廣人稀”。這種行政格局歷時400多年，直到東漢初平年間（190~193）至三國吳設立東陽郡前這種沉默的行政格局才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在這一區域從東漢初平三年（192）至吳赤烏八年（245）的54年間，增設了9個縣，是歷史上縣級行政機構增設最快、最多的一個時期。武義縣始置就產生在吳赤烏八年這個歷史時期內。尤其是到六朝（三國的吳、兩晉和南朝的宋、齊、樑、陳）時，歷經三百六十餘年，長期陷於分裂和對峙局面，戰亂不已，政局、郡縣的變革也紛亂不已，要梳理這一段歷史，尤其是歷史地理，至今也是一大難題。
一、古代典籍中武義初置縣的記載及隋廢的歷史原因
武義初置縣時稱“武成”至唐朝初又稱武義，不久更名武成，唐末又稱武義，並且至少在北宋歐陽修等撰寫《新唐書》時，在志、地理部分中又稱“武成”。現在要考證歷代縣名改稱的起迄年代，由於古代典籍的缺失，已很難做到了。
最早提到武義初置縣的是南朝陳時的顧野王《輿地志》：“吳赤烏八年（245）分烏傷、永康縣、置武成縣”。①顧野王（519~581）是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南朝梁陳間的史學家，文字學家，樑亡後入陳，《輿地志》共30卷大約在陳時（561~589）成書，後佚，今僅存有佚文輯錄。②
在其他的歷史典籍中也提到武義初置縣的年代：唐朝杜佑（735~812）《通典》，在東陽郡條下寫到婺州：“婺州，今屬金華縣。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會稽西部都尉。理於此，吳置東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樑、陳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當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六：金華，漢烏傷縣地；……義烏，漢烏傷縣地；永康，漢烏傷縣地；武義，吳赤烏八年，置武義縣；東陽，有東陽山；蘭溪。”③《通典》從大曆元年（766）開始，完成於貞元十七年（801），前後歷時35年書始成。上起傳說中的唐虞，下迄唐肅宋、代宋時（756~779）。作者綜合群經諸史的歷代文集、奏疏等。分類編纂，極有條理。此書婺州條下明確指出：武義為吳赤烏八年置。
北宋時樂史（930~1007）著的《太平寰宇記》載：“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武義縣，隋平陳遂廢。”隋滅陳應在開皇九年（589）。同書在收入清《四庫全書》卷九十七載：“武義縣《輿地志》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隋廢，唐天授二年分永康西境又置。”《太平寰宇記》是北宋時一部地理總志，成書於太平興國年間（976~983）。該書廣泛引用了歷代史書、地誌、文集、碑刻、詩賦以至仙佛雜記。計約二百餘種。但由於所引諸書今多已散佚，因此該書的記載，對於研究自漢迄宋，特別是唐與五代十國史，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書中明確指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始置，隋廢，唐天授二年（691）又置。
稍遲於《太平寰宇記》，同樣是北宋的地理總志，歐陽忞（生卒年不詳，今江西吉安人）撰的《輿地廣記》卷二二：“婺州武義縣：吳赤烏八年置，後廢。”該書是宋代四大地理總志之一，成書於政和年間（1111~1118）。是書資料豐富，“凡昔日史官之作，與夫山經地誌，旁見雜出，莫不入於其中”，因而內容詳實，足資考證，而記敘沿革特詳，是宋代地理總志中較有特色的一部。④是書再次認定武義縣是吳赤烏八年置。
清末民初文字與歷史學家臧勵和在其所著《二十五史補篇·補陳疆域志》中，也認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置，同時他也直言不諱地認為六朝時各地政區的變化“諸書建置牴牾莫可詳考”。為了弄清歷史真相，有必要將該書敘及“金華郡”一段詳引如下：“金華郡本吳東陽郡。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樑大同六年改金華郡，尋復。《通典》：樑、陳置金華郡。《環宇記》：吳東陽郡，樑陳曰金華。《一統志》：東陽郡，樑末置縉州，陳改置金華郡，諸書建置牴牾莫可詳考。蓋樑曾改東陽為金華，尋復舊，至陳又改金華也。領縣七：長山，漢舊縣，《環宇記》引《名山略記》雲：有長山在東北，縣因之為名。太末，漢舊縣。烏傷，漢舊縣，《環宇記》引《異苑》雲：東陽顏烏以孝聞，郡烏助銜土塊為墳，烏口皆傷，因以縣名。永康，《環宇記》引《東陽記》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置，《陳書·吳興王胤傳》太建十年封為永康公。武義，《環宇記》引《東陽記》雲：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置。（下文尚有建德、豐安、信安三縣建置考，因不在本文研考，不引）”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縉州建置為何“莫可詳考”，臧勵和是這樣認為的：”縉州本名婺州。《陳書·留異傳》：紹泰二年除縉州刺史，蓋樑時所置。《元和志》：孫晧分會稽郡置東陽郡，陳武帝置縉州。《環宇記》：“婺州，陳永定三年於此置縉州，均以《陳書·高祖記》：永定三年紹曰，去歲蝗、旱，遂誤為陳始置縉州也。“同書《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三國·吳太元二年（252），會稽郡又增永康、武義、建平3縣，改上虞縣為侯國，改餘暨為永興，遂昌為平昌，漢興為吳興。太平二年（257），分會稽郡東部置臨海郡；永安三年（260），又分會稽郡南部置建安郡；寶鼎元年（266），再分會稽郡西部置東陽郡。”⑤以上史料可見，六朝時時代更迭，紛亂不已，面對長期陷於分裂、對峙的時局，當時的史官要準確地記載歷史已變的十分困難，因此怎麼可能永康、武義又在三國吳太元二年新增呢？這條史料以今來看，只能說明永康、武義在三國吳後期仍是建制縣，是當時史官誤記而已，因此連縉州建置也紛說雜亂。但也從中可見永康和武義始置縣的歷史當在吳赤烏八年。另一重要原因正象陳橋驛先生說的：“有關浙江的六朝方誌，幾乎全部亡佚，倖存的僅謝靈運的《山居賦》一種……它實際上替這個建置短暫的始寧縣留下了一部寶貴的縣誌。”⑥也難怪歷史家遇到了難題。因此現存的上述所引的一些古籍史料，不管是唐代的，還是宋代的地理總志，還是佚文輯錄的，就顯得十分珍貴了。
還有一些典籍可以引證，為避行文過長，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隋開皇九年（589），文帝楊堅戰勝了南朝最後一個朝代--陳，加大了廢郡縣的力度。武義在這一年被廢置。同時古烏傷地區的永康縣也被廢置。（《太平寰宇記》288卷：“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置為永康縣，屬會稽郡，隋平陳廢之，唐武德八年又置”）⑦另外在古太末縣廢置了豐安、定陽兩縣。⑧前文陳橋驛講到的置於漢順帝永建四年（129）的始寧縣，也在這一年被廢，⑨歷時有460年，以後就再沒有重置，現在是嵊州的三界鎮。隋初被廢置的縣遠遠不止以上這幾個縣，翻一下《隋書》俯拾皆是。隋朝為什麼剛統一中國，就要實行廢郡縣的政策呢？
首先是戰爭使人口大量減少。據遊鄉認為，中國歷史上有過14次人口大滅殺，其中南北朝混戰僅北朝的北齊，轄有2000萬人口，到北周時人口僅900萬。南朝劉宋轄有469萬人口，到南陳滅亡時只剩下200萬人，損失率達60%⑩。因此隋統一中國後，許多郡縣戶口與人數已大大減少。就整個浙江來講，在南朝後期一度戰亂頻仍，社會經濟遭到破壞，人口銳減，城市蕭條。因此隋平陳後，大批郡縣被裁撤，城池廢棄。
其次在鞏固中央集權隋採用了我國官制史上著名的“三省六部制”⑾的政治措施。地方上實施兩級制與中央任免州縣屬吏政策。“在地方，隋初沿襲前代的州、郡、縣三級制。但當時南北各地均置僑州、郡、縣，‘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因此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開皇三年（583）隋文帝根據楊尚希等的建議，廢除郡級機構，並省州縣，裁減冗官。不僅節省了國家開支，而且提高行政效率。對於地方各級官吏，統由尚書省的吏部負責選任，所謂‘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這樣就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制。”⑿實際上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滅北齊後，已廢除許多州郡。到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後，仍有211州、508郡、1124縣。平均每州管轄不到三郡，每郡只有兩縣。造成了民少官多，朝廷的行政成本不堪負擔，於是撤郡而為州、縣兩級制。雖然隋煬帝（604~618在住）大業三年（607）改州為郡，但這僅是稱呼的改變，地方仍是兩級制。在廢郡的同時，又規定：凡是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每年由吏部進行考核，還規定州縣佐官三年一換，不得重任並完全選用外地人任地方官。⒀經過這樣一番改革，僅浙江地區到隋大業初年，只剩下24個郡縣，僅為六朝興盛時的一半左右。⒁
二、歷代武義縣誌初置縣的“諸說”說
我國修纂地方誌的風氣盛於六朝，各地對地方誌的著修始於宋代，尤其是南宋不僅數量劇增，而且在修纂體列上，也為元、明、清各代定下了一個規範。
南宋時，地方誌撰述呈現出繁榮局面，從全國性的總志到府、州、縣、鄉、鎮志書均有編纂，對地方誌的性質、體裁、功能以及編纂方法作了總結，標誌著方誌學的形成。“有學者指出：‘據考察，現見存名目又確知修於南宋的地方誌書共有二百三十種左右，較之北宋的一百四十餘種，增加近一倍……根據現有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北宋曾有圖經五十八種，一度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但到南宋降為二十一種；而定型方誌，則由北宋的三十二種，增至南宋的二百零六種。’實際數量當超過此數，估計達三百種左右。可惜的是兩宋所修的州縣地方誌雖然較多，但後世大都亡佚，流傳至今的府、州、縣、鎮志僅有三十一種”。⒂
在“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記焉”⒃ 的南宋修志盛世中，卻不見有武義縣誌的流傳。然而偏偏有武義陳公望者，在南宋淳熙甲辰（1184）間做嚴州郡守時，重修了嚴州的《新定志》。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南宋時武義亦修過志書，只不過已亡佚而已（詳情下文述）。如鄰縣永康，就有宋嘉泰間（1201~1204）《永康縣誌》，雖刊久佚，然雍正《浙江通志》卷253有著錄。該縣還有元延祐《永康縣誌》，同樣在同一本《浙江通志》有著錄。而武義至今未見有宋、元時代的志書，能所見武義最早的縣誌是明正統初年（1436~1442）修的。明代除這本縣誌外，還在明正德十五年（1520）、明嘉靖三年（1524）、明萬曆十四年（1586）、萬曆十八年（1590）、萬曆三十七年（1609），修了6次，除正統本見有《文淵閣書目》卷二十新志類著錄和嘉靖本今有殘本外，均已亡佚。至清代順治三年（1646）有縣誌外，整個清代官修的《武義縣誌》還有順治十一年（1654）、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三十七年（1698）、嘉慶九年（1804）五個版本。順治本未見傳本，現可僅見的是康熙至嘉慶的三個版本。另外清末私人何德潤在光緒二十年（1900）修有《武川備考》，是手抄未刊稿本。再就是解放後1990版新修的《武義縣誌》。
從現存的明代、清代縣誌版本，在置縣沿革上均有吳赤烏八年置與唐天授二年置說，但在對武義是否吳赤烏八年置說，僅見的明嘉靖殘本持兩說並存說，康熙十二年本基本上持否定說，嘉慶本持猶豫不定說，1990版亦持否定說，而《武川備考》持存疑說，只有康熙三十七年本基本上持肯定說，為此本文有必要對這本志書作詳盡的考察。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武義縣誌》在凡例等九條中說：“邑志之修，在前朝者（指明代）三次，歷年久，皆成蠧簡。在本朝者三次（指順治三年、十一年及康熙十二年），兵燹後，藏板殘缺，以致新舊二書竟無善本，魯魚亥豕稽考甚難。”前文已敘，明代實際上武義修志有6次，然而至康熙三十七年時或亡佚或成蠧簡了，遑論明代以前的修的縣誌呢？就是康熙三十七年前修的清代的三次縣誌也在遭兵燹後已變得殘缺不全，文字錯簡已不堪辨認，以至“竟無善本”。那麼所遭“兵燹”又是指什麼呢？康熙三十七年版的《武義縣誌》是知縣江留篇修，程揆、徐俟召總纂的。江留篇在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朝定鼎以來，修之者三，亦前之任是邑者勤於文獻之傳。自甲寅兵燹，板復散失，書之存者什一。餘承乏茲土，邑乘之有缺，司牧者責也。乃搜其逸簡，次其殘編，於邑之諳，於故事不謬所聞者，徐子俟召之成鼎軾，周子維新考訂、採訪、矢慎矢公，閱四月而書成。”江留篇（廣東饒平舉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武義知縣）還算是一個有責任心的父母官，能知道“邑乘之有缺，司牧者責也。”他所說的“甲寅兵燹”指的又是什麼事件呢？清康熙甲寅年即為1674年，當年“六月耿精忠叛軍頭目陳元率部攻佔縣城，勒餉、掠器物、掘地尋銀、燒燬房屋，知縣徐喆自盡。次年正月，官兵收復縣城。”⒅這是康熙帝自十二年（1673）決定平三藩後發生在武義的一件大事。耿精忠叛兵自福建過麗水、宣平攻佔武義歷時半年有餘，掠城燒衙，燒盡所有歷代典籍。難怪此事件發生24年後，江留篇要主修縣誌時才感到“板復散失，書之存者什一”，幾無善本可循。由於歷代典籍的缺失，這次事變給武義在史料上的歷史沿革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康熙三十七年版縣誌在沿革中先敘唐天授二年置說，重點卻在“按言”中說：“《舊志》（應指歷代所修縣誌。作者注）吳赤烏八年立武義縣，隋平陳遂廢。又《文獻通考》雲：武義、吳縣考，之晉、宋、齊志，東陽郡下無武義縣。《隋志》只有烏傷、永康，亦不載武義。《唐史》及《元和郡縣誌》所書天授二年分永康置此縣，是至唐而復也。又考：吳寶鼎元年（266）分會稽為東陽郡，赤烏八年（245）至寶鼎元年相去二十一年，是末置郡，已先有此縣矣”。這裡非常明確地說明了武義先在吳赤烏八年置縣，“是至唐而復也”。
另外，福建晉江舉人史大受任康熙二十二年（1683）武義縣令時，在《重修縣治記》中說：“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六月，武義縣堂始告成，曷言乎始成也。考武義置縣於吳赤烏八年，割烏傷地為永康縣，至唐天授二年析永康西南隅為武義縣。”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們不能排除明清兩代古人在修志時都提到了武義始置縣在吳赤烏八年，由於史料嚴重缺失，他們也不排除武義在唐天授二年復置說。
三、武義初置縣的古代社會歷史背景
新石器時代（約10000年至40000年前）武義地域就有人類活動。當時村落分佈在武義江干線及武義江主要支流熟溪兩岸。從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文物有：
董源坑新石器時期遺址。在武義江南，是武義江的發源地。出土有單孔石斧。
北缸窯碗窯崗新石器時期遺址。在武義江西，今壺山街道北。出土有石鏃等。
草馬湖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西岸，今壺山街道草馬湖村。出土有雙孔石斧。
溪裡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支流雙坑溪東，今熟溪街道溪裡村。出土有石錛。
大公山新石器時期遺址。在熟溪支流雙坑溪南，今熟溪街道大公山村。文革時（約七十年代）出土有石錛、石斧、石簇、石球還有大量砸果核用的石器，還發現一大堆已炭化的稻穀。可惜當時沒有科學地發掘。
至商周時期，武義地域出現了早期的製陶器：東山商周遺存，在武義江南，今桐琴鎮管湖村東山背南。1978年開發黃土丘陵時，發現有席紋、網紋的陶片和口沿外卷大口罐等。陶片胎質較硬，黑灰色、青灰。為商周中晚期文化遺存。源口水庫商周時期遺址，在熟溪上游麻陽港流域。武義江流域還有七坑口商周遺址，在武義江支流八仙溪下游南側，金華縣翁村東約500米的七坑口山背上，面積約2000平米。
遺物以印紋陶為主，有罐，殘片及鼎足等。至漢、三國、一直至宋元，武義境內古瓷窯有140多處。在上世紀80年代搶救性地發掘了一批東漢至宋元的墓葬，出土2000多件青瓷器，其中不少是珍品，部分曾借予故宮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館展出。⒇
漢至六朝村落的發展，基本上集中在武義江及熟溪沿岸狹長的沖積盆地上。從考古發掘的文化遺蹟有：桐琴果園孫吳時期墓；蘆北東漢墓；蘆北管湖孫吳時期青瓷窯址；武義原良種場東漢墓；原武義陶器廠孫吳時期墓；武義履坦孫吳永安元年墓；源口水庫孫吳時期墓。境內發現漢至孫吳時期的墓據縣博物館副研究員塗志剛認為不少於20多處，尤其是桐琴鳳凰山、履坦崗頭更為密集。這些墓葬規模一般都很大，有的墓拱圈淨高就達2.8米，長大多在10米以上，寬也在3~5米以上。可見當時武義地域經濟，已十分發達。
以上這些漢至六朝的文化遺蹟大多分佈在前面所述的先秦商周文化遺址（存）附近，這表明了在武義江和熟溪狹長沖積盆地內，農業經濟的開拓和村落佈局的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因此，有學者認為“《輿地志》所云‘吳赤烏八年分烏傷、永康縣，置武成縣’不是沒有可能的。很可能是一度建縣，後又復併入永康縣。”(21)
另外，孫權在擴疆建土，鎮壓山越的戰爭中特別需要在各地建立政權，以鞏固疆土，同時六朝時各國僑置郡縣也十分普遍，因此武義在吳赤烏八年始置縣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四、唐天授二年復置縣的原因
有唐一代，是世人共認的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一個封建帝國。唐初，“貞觀時期，由於社會安定，人口增加，生產不斷髮展。貞觀初年，霜旱為災，米穀踴貴，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逐食外地的人民‘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這就是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景象。”(22)唐太宗後，武則天實際上掌權50多年。在武則天執政時期，雖然爆發過徐敬業和宗室諸王發動的叛亂；但吏治清明，政局穩定，使廣大農民得以休養生息，因而社會生產有發展，墾田和戶口數字大幅度的增長。以戶口增值為例，唐高祖武德年間（618~626），經過隋末唐初長期混戰之後，全國戶口僅有二百餘萬戶，貞觀初年（627）增至三百萬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三百八十萬戶，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全國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萬戶，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五十年間增長了二百餘萬戶之多。可見武則天執政時期唐朝國勢仍在持續上升，是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國勢推向極盛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23)
唐初，武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武義窯出產的婺州窯瓷器暢銷國內，在縣城南西面的熟溪上游築起了長安堰，(24)至五代十國“在武義重築長安堰，灌田萬餘頃”，(25)農業進一步得到發展。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下，為了更有效地行使中央權力，武則天執政時建置了許多以“武”取縣名的縣級政權，如廣武、武泰、武城、武鄉、武興、崇武、章武、武昌、武壽、武原、武隆、武威、武盛、武寧、武陽、武豐、武進等。因此武義在唐天授二年復置也就不奇怪了。嘉慶《武義縣誌》在沿革中如是說：“唐天授二年析永康西境置武義，隸婺州，尋改武成。天祐（904）複名武義……為上縣。”文中“尋”字，原意為不久，應該是天授二年後過了14年武則天去世，改名為顧野王《輿地志》中說的武成縣。過了199年至唐末天祐（904）才複名為武義。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忘記，武義最早的縣名是“武成”，一旦武則天去勢，就把武義改稱為“武成”了。
五、當代學者論武義初置縣的學術成果
歷史上一個政區（州、郡、縣）的創建的歷史，牽涉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程度，原因很簡單，就象陳橋驛講的：有關浙江的方誌，幾乎全部亡佚。史料的缺失，朝代頻繁的更替，使得歷代的政區混淆不清，尤其是六朝這360多年的歷史，更加難以梳理。但是當代的學者，憑著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已經逐步地突破了這個難題。上世紀80年代以前以譚其驤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學已經基本上完成了通代政區地理的研究。要繼續深化研究，必須轉向斷代政區地理的研究。可喜的是這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且還在向更深層次方面突破。如1987年周搌鶴《西漢政區地理》、1999年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2000年陳國燦、奚建華《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2001年胡阿祥《六朝的疆域與政區》、2008年陳建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以及2009年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歷朝郡國級政區變遷過程以及六朝疆域與政區設置的特殊性，有的還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如後曉榮在《秦代政區地理》中考證出秦代會稽郡還有一個“浙江縣”，這是前所未有的大發現。(26)
武義始置縣的研究在當代也取得很大的成果。如陳建梅的《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陳建梅認為，孫權時期在南討西征、略定疆域中，他考證出會稽郡有九縣，分別是平昌、定陽、永康、武義、臨海，南始平、羅陽、松陽、建平。(27)同時陳建梅引用了歷史典籍《通典·郡州十二》和《輿地廣記》，均認為武義是吳赤烏八年置，後廢。他還批評了吳增僅將武義“僅列於孫權黃武元年至太元二年格”(28)吳增僅是清末民國時人，著有《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一書，書中將武義置縣時間列入黃武元年（222）至太元二年（252），而赤烏八年（245）正好在這兩個年代間，所以陳建梅認為這種考證是不嚴謹的。陳建梅還認為：“東漢末年衢江、東陽江流域已經得初步開發，初平三年（192）置新安（今衢州市）、長山（今金華市）兩縣。孫吳繼續了東漢的開發路線，孫策時析諸暨置吳寧、豐安兩縣，孫權時析新安立定陽，析烏傷立永康、武義、析太末立平昌，析章安立松陽，開發進一步深入至衢江上游和武義江沿線，並逾仙霞嶺達松陽上游。……孫吳的開發是在對山越的征討中進行，不完全符合移民進程，孫吳遠至松陽溪上游開闢松陽縣，目的是為了控制該流域。”(29)這種分析已夠精闢了，同時也科學地突破了歷史典籍有關孫吳政區的劃分理論。陳建梅最後在其著作中列了《孫吳楊州新置縣列表》，古會稽郡一欄中列有新增縣九個：“平昌、定陽、永康、武義、臨海、南始平、羅陽、松陽、建平”(30)另外，胡阿詳《六朝疆與政區研究》設置的《陳政區建置表》（禎明二年588年底）中，東陽郡一欄中列有：長山、太末、烏傷、永康、武義、建德、豐安、信安、定陽9縣。(31)這也充分說明武義在陳政權中仍然是一個建置縣。其他一些著作也有類似研究，這裡就不贅述了。
當代歷史地理研究成果進一步明確了武義初置縣是在吳赤烏八年，這一研究成果與古代典籍的記載也是相一致的，當然我們將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現，以還歷史原貌。
六、結言
綜上所述，武義縣建置時間是吳赤烏八年（245）始置，隋開皇九年（589）廢置，唐天授二年（691）復置。如此說來，武義縣從始置到復置時段往前提早整整446年。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我要感謝浙師大趙瑤丹碩士給我提供了部分資料，也感謝武義縣誌編輯部諸同仁提供未刊的考證資料。
2009年4月20日至5月3日完稿。
註釋：
①轉引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②黃葦：《方誌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頁
③（唐）杜佑《通典》卷第182，州郡十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988年版，第4837頁
④《中國大書典》，中國書店，1994年版，第466頁
⑤《紹興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頁
⑥《越中雜識》陳橋驛前言《從〈越中雜識〉淡浙江的方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⑦《永康縣誌·建置沿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⑧《衢州市志·建置沿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
⑨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⑩文歡主編《歷史不忍細看》，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頁
⑾隋文帝開皇元年（581），置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內史省長官稱令，是決策者；門下省長官稱內言，審議內史之決策；尚書省長官稱令，是執行者。尚書省下設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部；部長官稱尚書、副職稱侍郎。每部下轄四司，司長官稱郎中，副職稱員外郎。這種官制影響了以後朝代職官編制。
⑿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10冊，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6頁
⒀王春主編，貢久諒著《中國小通史》第四冊《隋唐五代》金盾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⒁陳國燦、奚建華《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
⒂羅炳良《南宋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18頁
⒃黃岩孫《寶祐仙溪志·跋》，《宋元方誌叢刊》本
⒄黃葦《方誌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
⒅朱和沈主編《武義縣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⒆嘉慶《武義縣誌》，卷九·藝文上
⒇貢昌《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頁
(21)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頁
(22)同注⑿，第1269頁
(23)同注⑿，第1502～1503頁
(24)《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二至六一《水利》
(25)《宋史》卷九七《河渠志》，《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五九《水利》
(26)後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頁
(27) 陳建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嶽麓書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另陳興構、王志邦《東陽郡》認為新增的9個縣是：烏傷、長山、永康、豐安、吳寧、太末、新安、定陽、平昌。很顯然烏傷與太末是秦置，不能算新增縣。見該書第2頁
(28)同(27)注，第90頁
(29)同(27)注，第293~294頁
(30)同(27)注，第325頁
(31)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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