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東土後，遭遇過多次劫難，最有名的當屬“三武之禍” ，分別為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其中影響最大、破壞力最強的，當屬發生於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武宗滅佛”事件。

會昌法難

《舊唐書·武宗紀》中記載到“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佛教史稱之“會昌法難”。

“武宗滅佛”事件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僅佛寺被毀，僧尼還俗，大量佛教典籍也被付之一炬，以至後世佛法研究者不得不從日本、朝鮮輾轉獲取，唐宣宗繼位後，終止了對佛教的打擊，但中土佛教再無力恢復到盛世景象。

唐武宗為何對佛教如此仇恨，又為何在繼位當年即開啟對佛教血腥打擊，其背後隱含了深刻的政治經濟意義。

李唐開國後，因為和老子的特殊關係，道家被擺上了宗教神壇第一位，武德八年 , 高祖李淵給三教排了個序：“老先，次孔，末後釋宗。”這種說法為以後很長時間的宗教政策定了調，太宗皇帝繼位後，延續了老爹的政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會場法難，沙門大劫

說是這麼說，李世民對佛教的態度還是比較超然的，例如當年玄奘法師赴印度求取真經，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其實當時中土地區宗教混雜，除了本土宗教和佛教，還有伊斯蘭教、 景教、襖教、摩尼教等等，這些宗教一起，構成了大唐盛世豐富的精神生活。

對佛教的杯葛源於唐朝中後期國力的下降，有兩個人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一位是傅奕，另一位則是後世大大有名的韓愈。

傅奕生於隋朝，唐相州鄴（今河南安陽）人，精通天文歷數，屬於本土文化精英，他對佛教全方位反感，急欲除之而後快，在傅奕看來，佛教所宣揚的教義“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佛經是就是迷惑百姓的“妖書”，“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 。

不僅如此，傅奕還對佛教發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做了論述，認為佛教宣揚的生死理論與君權對立，分散了皇權威儀，對王朝的統治基礎造成了侵蝕，而大量青年男女遁入空門，也對社會生產帶來了負面影響。

老子被認為是李唐皇室的祖先

但傅奕的反佛學說並沒有造成很大反響，彼時唐朝國力充盈，社會安定，縱然教派影響力擴大，也無傷大雅，一個高度繁榮的社會容錯率遠遠大於一個外來宗教的影響力，所以即便後世武周當道，大肆禮佛，也並未造成社會問題。

到了韓愈時代，形勢又發生了變化，安史之亂後，藩鎮林立，唐朝權利中樞的掌控力下降，各種社會問題開始暴露出來。

韓愈以孔孟正統傳人自居，為天下蒼生計，自然容不下外來宗教胡吹喇叭，他在 《原道》 中主張對佛教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人其人，就是強制僧尼還俗；火其書，就是要燒燬佛經；廬其居，就是把佛寺變為居所。從字面上看，比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逞多讓。

但韓愈對佛教的反對意見並沒有超出傅奕劃定的範圍，林林總總，依然是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元和十四年，韓愈對唐憲宗大張旗鼓迎接“佛骨”入宮供奉十分不滿，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建議：“以此骨付之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皇帝讀後龍顏大怒，要不是宰相裴度等人說情，韓愈幾乎被處死，就這也被貶到當時的蠻荒之地--潮州，臨行前，韓愈憤懣不已，揮筆寫下千古名句：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反佛教的韓愈，被皇帝貶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除了韓愈，大詩人杜牧對佛教也多有不滿，他在文中寫道“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予相付”，百姓禮佛完全是做交易，這和儒家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之以德，齊之於禮 ” 完全背道而馳，佛教不再是宗教，變成了一門生意，不僅不能教化萬民，還分散了中央政權，有百害無一利。

這些思想的發展，都為後世的滅佛理念埋下了伏筆，等到武宗即位，一股腦爆發出來。

開成五年，唐文宗駕崩，皇太弟李瀍在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的協助下，登上大位，是為唐武宗，上任之初，就有人感覺到了佛教大難將至的苗頭，不為別的，只因這位年僅二十六歲的新君是個徹頭徹尾的道教擁躉。

作為本土傳統宗教，道教在中國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佛教東來後，道教的統治地位受到了挑戰，一則是因為道家推崇清靜無為，缺乏完整的教義，沒有凝聚力；二則道教推崇的長生不老，肉身成聖太容易穿幫，一旦那些標榜長生不老的神仙們駕鶴西去，道教的說服力就轟然倒塌。

佛教推崇的來世雖然也無法驗證，但至少不會穿幫，加之廣大百姓無力改變現世遭遇，走投無路之下，來世就成了個不錯的精神寄託，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昌盛，與此不無關係。

但在社會上層，那些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卻對道教長生之道樂此不疲，究其原因，還是怕死，地位越高，對死亡的恐懼越厲害，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漢武帝，明知長生之道虛無縹緲，依舊不信邪，非的來個一條道走到黑，與天命抗爭到底。

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後人自居，對道家天生親近，自然對道家長生那套深信不疑，不少皇帝把煉丹當做大事來抓（不由想到黃易老先生在《大唐雙龍傳》中所設定的道家武學寶典《長生訣》，這個名字太貼切了），有唐一代，死於丹藥的皇帝就有六位，武宗皇帝更是行家裡手，對丹藥情有獨鍾。

唐朝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高峰期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了會昌五年道士給唐武宗開的藥方：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藥效如何不可知，但用這些東西入藥，可謂荒誕，更有甚者，“令諸道進年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

如此一來，和道家搶飯碗的佛教，就成為武宗皇帝的眼中釘。

拋開長生一道，經濟因素是“武宗滅佛”另一個主要原因。

佛教引發的經濟問題，很早就為主政者所注意，除了滅佛大鼻祖傅奕，大偵探狄仁傑也對武則天在位期間大肆禮佛多有微詞：今之伽藍，制過宮姻，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彈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免。寺院膏腆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講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狄公的話很有代表性，也很有預見性，此後的中宗、德宗、文宗年間，都有大臣針對此問題進言，但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不是因為皇帝無暇顧及，就是皇帝自身禮佛，不願意失去這根精神支柱，以至到了晚唐，問題越來越嚴重。

唐武宗鍾情道教

武宗即位後，對佛教引發的經濟問題做了系統論述，《舊唐書·武宗紀》記載到：兩京城胭，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偕擬宮居，晉、宋、齊、樑，物力凋燎，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由此可見，武宗雖然年輕，但對佛教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認知是十分深刻的，經歷安史之亂，唐朝人口數量大大下降，而佛教的興起給了許多人一個避世的去所，以至大量青壯年加入其中，從生產者變成消費者，拉低了社會生產力水平，長此以往，對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

武宗的寵臣李德裕，更是滅佛政策的忠實鐵粉，無論是外放節度使還是入朝為相，都對滅佛樂此不疲，在他看來，佛教的發展影響了國家財政來源，已經到了非滅不可的地步。

後世對武宗滅佛的原因說辭甚多，甚至有說法認為：武宗滅佛是因為後來的宣宗皇帝曾藏匿佛寺，為了緝拿而刻意為之，日慕鄉關不同意這種說法，滅佛是當時一件大事，且武宗皇帝地位穩固，年富力強，範不著因小失大，他對佛教的憎惡一則來源於自身的喜好，二來是為了江山社稷考慮。

唐朝時期，中國境內各種宗教混雜

武宗初年，為患多年的回鶻部落宣告瓦解，這給了武宗皇帝治理朝政的好機會，《劍橋中國史》評價說：“這使得唐帝國自建國以來第一次從北方和西北的連年對外戰事中解脫出來。”

回鶻的解體，讓武宗可以順理成章地查抄在大唐境內回鶻人的府邸及眾多摩尼寺，而同為外來宗教的佛教，也搭上了武宗清理朝局的便車，成為嚴打的主要目標。

如此一來，中土佛教的劫難就在所難免！

日慕點評：

佛教東來是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魏晉時期，佛教獲得了廣泛的發展，信眾甚多，隱隱有稱霸中國的勢頭，但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唐朝開國後，在盛世的光環籠罩下，這些問題被掩蓋，儘管有大量的反對意見, 統治者還是採取了對不同宗教兼容幷蓄的態度, 有的

統治者甚至對佛教採取了鼓勵態度,例如唐武宗以前，光是“迎佛骨”這種大型宗教事件，就有六次，而佛教寺廟不納稅、佔用田地等問題，也被社會的良性發展所吸納。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開始走向衰敗，各種隱藏或者壓抑的社會問題開始浮出水面，佛教作為其中的一部分，逐漸成為皇權和社會上層打擊的對象，尤其是信奉道教的武宗皇帝，在群臣和一些道士的蠱惑下，用一種近似極端的方式打擊佛教，短期內，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武宗病重後，後宮及群臣為了祈福，又開始放松管制，到了宣宗繼位後，更是將武宗滅佛政策全數廢除，但經此一劫，佛教元氣大傷，再未重現早期的盛景。

參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舊唐書·武宗紀》，《劍橋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