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被一家規模不算小的家族企業高薪挖去做總裁。可以說，老闆給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授權。老闆的家族成員不管怎麼找他鬧，老闆也都頂住了。但是，他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離職了。
因為之前一直有交流，對前因後果，我也算比較瞭解，他找我覆盤，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臨走之前，老闆給他的評價是最中肯的，“你還是太操之過急了”。面對巨大的利益調整，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方法。
很多空降兵高管，其實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想在和老闆的互相信任的蜜月期結束之前儘快作出比較大的成績。基本上問題就出在了這個“儘快”上。
其實，在他真正就職之前，老闆就提醒過他，要求他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能夠解決就可以了，不得不說這位老闆還是非常清醒的。
人性的貪婪和恐懼，讓我們在面臨已有的利益可能被剝奪的時候，天然的會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全感，並以此作出很多極端的動作。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這是要解決長期的問題，而長期問題的解決，可能對誰都好，是一件共贏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段時間專門寫過一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對人性的善有任何期待，有些朋友看了會覺得不舒服，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其實，總結下來，我這位朋友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老闆說的操之過急，另外一個就是策略選擇的問題。我一直在講《管子》，《管子》裡其實有很好的建議，這個我們放在後邊講。
從古至今，能夠功成身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是其中一個。范蠡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其實，一個就是時機的把握，也就是不能操之過急，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最終的成功可能就是一下，但是準備的時間，可能極其漫長。而事不究，就是對於事情發展的走勢，缺乏全盤的把握，對其中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缺乏必要的預案。
對於個人來講，我們經常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但是對於企業和單位內部卻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職場經驗，企業裡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但是很少有人去提。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我們很多領導者，習慣於，誰提問題誰負責，二是提出問題的人，絕大多數對具體的解決方案缺乏深入的思考。而且，很多公開提出問題的人，也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這就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再提問題。
我們今天就重點來看一個提出了問題，但是對於以此引發的混亂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準備好詳細的應對方案的人的悲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就是蘇軾的《晁錯論》。前邊我也寫過幾篇分享歷史上著名的策論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對這段歷史比較瞭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晁錯是典型的法家人物。歷史上純正的法家人物，下場一般都不太好，因為法家們更講究的是冷酷無情，法家的核心就是法、術、勢。在創業階段，法家能夠起到很重要的積極作用，因為他能夠將規則簡單化，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但是長期來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法家的具體執行者，在法、術、勢中的冷酷無情，讓他們逐漸成為了利益衝突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晁錯做出過很多貢獻，包括重農貴粟、移民實邊等等，他提出的削藩建議，中肯的指出了漢王朝面臨的重大隱患，包括賈誼也提出過削藩的建議，可以說當時的有識之士，很多人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但是敢於以身犯難的人少之又少，而晁錯在漢景帝的搖擺不定中，在袁盎等人的進言下，在七王們：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之下，晁錯被滿門抄斬，而自己也被腰斬於東市。
司馬遷對其評價是：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李贄：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
其實，李贄這裡的評價，所謂的善謀國，更多的是說晁錯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更多的是從情感上來說的。
歷史上對於晁錯的評價大部分都是偏向於正面的，而蘇軾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我的一位朋友被一家規模不算小的家族企業高薪挖去做總裁。可以說，老闆給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授權。老闆的家族成員不管怎麼找他鬧，老闆也都頂住了。但是，他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離職了。
因為之前一直有交流，對前因後果，我也算比較瞭解，他找我覆盤，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臨走之前，老闆給他的評價是最中肯的，“你還是太操之過急了”。面對巨大的利益調整，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方法。
很多空降兵高管，其實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想在和老闆的互相信任的蜜月期結束之前儘快作出比較大的成績。基本上問題就出在了這個“儘快”上。
其實，在他真正就職之前，老闆就提醒過他，要求他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能夠解決就可以了，不得不說這位老闆還是非常清醒的。
人性的貪婪和恐懼，讓我們在面臨已有的利益可能被剝奪的時候，天然的會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全感，並以此作出很多極端的動作。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這是要解決長期的問題，而長期問題的解決，可能對誰都好，是一件共贏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段時間專門寫過一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對人性的善有任何期待，有些朋友看了會覺得不舒服，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其實，總結下來，我這位朋友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老闆說的操之過急，另外一個就是策略選擇的問題。我一直在講《管子》，《管子》裡其實有很好的建議，這個我們放在後邊講。
從古至今，能夠功成身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是其中一個。范蠡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其實，一個就是時機的把握，也就是不能操之過急，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最終的成功可能就是一下，但是準備的時間，可能極其漫長。而事不究，就是對於事情發展的走勢，缺乏全盤的把握，對其中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缺乏必要的預案。
對於個人來講，我們經常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但是對於企業和單位內部卻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職場經驗，企業裡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但是很少有人去提。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我們很多領導者，習慣於，誰提問題誰負責，二是提出問題的人，絕大多數對具體的解決方案缺乏深入的思考。而且，很多公開提出問題的人，也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這就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再提問題。
我們今天就重點來看一個提出了問題，但是對於以此引發的混亂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準備好詳細的應對方案的人的悲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就是蘇軾的《晁錯論》。前邊我也寫過幾篇分享歷史上著名的策論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對這段歷史比較瞭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晁錯是典型的法家人物。歷史上純正的法家人物，下場一般都不太好，因為法家們更講究的是冷酷無情，法家的核心就是法、術、勢。在創業階段，法家能夠起到很重要的積極作用，因為他能夠將規則簡單化，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但是長期來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法家的具體執行者，在法、術、勢中的冷酷無情，讓他們逐漸成為了利益衝突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晁錯做出過很多貢獻，包括重農貴粟、移民實邊等等，他提出的削藩建議，中肯的指出了漢王朝面臨的重大隱患，包括賈誼也提出過削藩的建議，可以說當時的有識之士，很多人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但是敢於以身犯難的人少之又少，而晁錯在漢景帝的搖擺不定中，在袁盎等人的進言下，在七王們：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之下，晁錯被滿門抄斬，而自己也被腰斬於東市。
司馬遷對其評價是：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李贄：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
其實，李贄這裡的評價，所謂的善謀國，更多的是說晁錯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更多的是從情感上來說的。
歷史上對於晁錯的評價大部分都是偏向於正面的，而蘇軾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責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我的一位朋友被一家規模不算小的家族企業高薪挖去做總裁。可以說，老闆給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授權。老闆的家族成員不管怎麼找他鬧，老闆也都頂住了。但是，他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離職了。
因為之前一直有交流，對前因後果，我也算比較瞭解，他找我覆盤，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臨走之前，老闆給他的評價是最中肯的，“你還是太操之過急了”。面對巨大的利益調整，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方法。
很多空降兵高管，其實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想在和老闆的互相信任的蜜月期結束之前儘快作出比較大的成績。基本上問題就出在了這個“儘快”上。
其實，在他真正就職之前，老闆就提醒過他，要求他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能夠解決就可以了，不得不說這位老闆還是非常清醒的。
人性的貪婪和恐懼，讓我們在面臨已有的利益可能被剝奪的時候，天然的會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全感，並以此作出很多極端的動作。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這是要解決長期的問題，而長期問題的解決，可能對誰都好，是一件共贏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段時間專門寫過一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對人性的善有任何期待，有些朋友看了會覺得不舒服，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其實，總結下來，我這位朋友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老闆說的操之過急，另外一個就是策略選擇的問題。我一直在講《管子》，《管子》裡其實有很好的建議，這個我們放在後邊講。
從古至今，能夠功成身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是其中一個。范蠡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其實，一個就是時機的把握，也就是不能操之過急，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最終的成功可能就是一下，但是準備的時間，可能極其漫長。而事不究，就是對於事情發展的走勢，缺乏全盤的把握，對其中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缺乏必要的預案。
對於個人來講，我們經常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但是對於企業和單位內部卻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職場經驗，企業裡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但是很少有人去提。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我們很多領導者，習慣於，誰提問題誰負責，二是提出問題的人，絕大多數對具體的解決方案缺乏深入的思考。而且，很多公開提出問題的人，也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這就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再提問題。
我們今天就重點來看一個提出了問題，但是對於以此引發的混亂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準備好詳細的應對方案的人的悲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就是蘇軾的《晁錯論》。前邊我也寫過幾篇分享歷史上著名的策論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對這段歷史比較瞭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晁錯是典型的法家人物。歷史上純正的法家人物，下場一般都不太好，因為法家們更講究的是冷酷無情，法家的核心就是法、術、勢。在創業階段，法家能夠起到很重要的積極作用，因為他能夠將規則簡單化，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但是長期來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法家的具體執行者，在法、術、勢中的冷酷無情，讓他們逐漸成為了利益衝突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晁錯做出過很多貢獻，包括重農貴粟、移民實邊等等，他提出的削藩建議，中肯的指出了漢王朝面臨的重大隱患，包括賈誼也提出過削藩的建議，可以說當時的有識之士，很多人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但是敢於以身犯難的人少之又少，而晁錯在漢景帝的搖擺不定中，在袁盎等人的進言下，在七王們：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之下，晁錯被滿門抄斬，而自己也被腰斬於東市。
司馬遷對其評價是：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李贄：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
其實，李贄這裡的評價，所謂的善謀國，更多的是說晁錯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更多的是從情感上來說的。
歷史上對於晁錯的評價大部分都是偏向於正面的，而蘇軾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責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這篇策論文字不是很長，也不是很難懂，就不逐字逐句的解讀了，只解讀其中重要的部分。
其實，在第一段裡，蘇軾就給出了這類情況的根本性的判斷。
在貌似太平無事的時候，只有少部分人能夠看到隱藏的巨大危險，而只有那些君子豪傑之士，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置個人安危命運於不顧的人則少之又少。
真正能夠善始也能夠善終的是什麼樣的人？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重點就在於這個吾發之，吾能收之。也就是說，你不能只捅了馬蜂窩，而不知道應該如何收場。
任何事情，都是從有序到無序再到有序的過程，打破原有的秩序很容易，但是如何重建秩序則需要大智慧。
而晁錯的悲劇就在於：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責天下之禍，必集於我。也就是七王們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的時候，晁錯選擇了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的方式，這不光讓他的反對者們抓到了口實，也讓他失去了漢景帝的信任，讓自己變成了眾矢之的。
蘇軾的思考是：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也就是說，歷代以來，很多人對於晁錯的評價都是，因為忠於漢王朝而遭受了滅門之禍，而不知道晁錯之所以有這樣的下場是自取其禍。
蘇軾對此的評論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事前考慮不周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蘇軾認為，古往今來，能夠成大事的人，既要有超世之才，也要有堅韌不拔之志。
對於削藩這種觸及到整個漢王朝利益格局進行重大調整的大事件面前，從晁錯後來的應對來說，是缺乏通盤的考慮，以及因此可能引發的巨大混亂缺乏必要的應對策略。也就是蘇軾所說的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就要對於必然會發生的情況有著清醒的認識，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才不會心生畏懼而退縮，而要要對這些事情的長期性、持久性有充分的準備，這既包括心理準備，也包括各種預案。而這個時候，晁錯的選擇是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也就是把責任和風險推給了漢景帝，這也讓他失去了漢景帝的信任，為袁盎的離間提供了基礎。
那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晁錯本身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且面臨這樣的巨大危險的時候，蘇軾的建議是什麼呢？
第二點：晁錯的自全之計
既然已經，事已至此，可以說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是晁錯的一大昏招。蘇軾的建議則是，這種時候，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也就是說應該是晁錯自己親自帶兵討伐吳楚等七國，這樣做，戰果是什麼樣，還說不定，也就是說晁錯這時候還有一線生機，而他做出了最差的選擇。
所以，蘇軾總結說，要做大事，不光要有超世之才，還要有堅韌不拔之志，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
我的一位朋友被一家規模不算小的家族企業高薪挖去做總裁。可以說，老闆給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授權。老闆的家族成員不管怎麼找他鬧，老闆也都頂住了。但是，他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離職了。
因為之前一直有交流，對前因後果，我也算比較瞭解，他找我覆盤，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臨走之前，老闆給他的評價是最中肯的，“你還是太操之過急了”。面對巨大的利益調整，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方法。
很多空降兵高管，其實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想在和老闆的互相信任的蜜月期結束之前儘快作出比較大的成績。基本上問題就出在了這個“儘快”上。
其實，在他真正就職之前，老闆就提醒過他，要求他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能夠解決就可以了，不得不說這位老闆還是非常清醒的。
人性的貪婪和恐懼，讓我們在面臨已有的利益可能被剝奪的時候，天然的會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全感，並以此作出很多極端的動作。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這是要解決長期的問題，而長期問題的解決，可能對誰都好，是一件共贏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段時間專門寫過一篇：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要對人性的善有任何期待，有些朋友看了會覺得不舒服，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其實，總結下來，我這位朋友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老闆說的操之過急，另外一個就是策略選擇的問題。我一直在講《管子》，《管子》裡其實有很好的建議，這個我們放在後邊講。
從古至今，能夠功成身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是其中一個。范蠡說：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其實，一個就是時機的把握，也就是不能操之過急，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最終的成功可能就是一下，但是準備的時間，可能極其漫長。而事不究，就是對於事情發展的走勢，缺乏全盤的把握，對其中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缺乏必要的預案。
對於個人來講，我們經常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但是對於企業和單位內部卻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職場經驗，企業裡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但是很少有人去提。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我們很多領導者，習慣於，誰提問題誰負責，二是提出問題的人，絕大多數對具體的解決方案缺乏深入的思考。而且，很多公開提出問題的人，也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這就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再提問題。
我們今天就重點來看一個提出了問題，但是對於以此引發的混亂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準備好詳細的應對方案的人的悲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就是蘇軾的《晁錯論》。前邊我也寫過幾篇分享歷史上著名的策論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對這段歷史比較瞭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晁錯是典型的法家人物。歷史上純正的法家人物，下場一般都不太好，因為法家們更講究的是冷酷無情，法家的核心就是法、術、勢。在創業階段，法家能夠起到很重要的積極作用，因為他能夠將規則簡單化，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但是長期來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法家的具體執行者，在法、術、勢中的冷酷無情，讓他們逐漸成為了利益衝突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晁錯做出過很多貢獻，包括重農貴粟、移民實邊等等，他提出的削藩建議，中肯的指出了漢王朝面臨的重大隱患，包括賈誼也提出過削藩的建議，可以說當時的有識之士，很多人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但是敢於以身犯難的人少之又少，而晁錯在漢景帝的搖擺不定中，在袁盎等人的進言下，在七王們：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之下，晁錯被滿門抄斬，而自己也被腰斬於東市。
司馬遷對其評價是：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李贄：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
其實，李贄這裡的評價，所謂的善謀國，更多的是說晁錯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更多的是從情感上來說的。
歷史上對於晁錯的評價大部分都是偏向於正面的，而蘇軾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責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這篇策論文字不是很長，也不是很難懂，就不逐字逐句的解讀了，只解讀其中重要的部分。
其實，在第一段裡，蘇軾就給出了這類情況的根本性的判斷。
在貌似太平無事的時候，只有少部分人能夠看到隱藏的巨大危險，而只有那些君子豪傑之士，敢於以身犯難，挺身而出，置個人安危命運於不顧的人則少之又少。
真正能夠善始也能夠善終的是什麼樣的人？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重點就在於這個吾發之，吾能收之。也就是說，你不能只捅了馬蜂窩，而不知道應該如何收場。
任何事情，都是從有序到無序再到有序的過程，打破原有的秩序很容易，但是如何重建秩序則需要大智慧。
而晁錯的悲劇就在於：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責天下之禍，必集於我。也就是七王們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的時候，晁錯選擇了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的方式，這不光讓他的反對者們抓到了口實，也讓他失去了漢景帝的信任，讓自己變成了眾矢之的。
蘇軾的思考是：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也就是說，歷代以來，很多人對於晁錯的評價都是，因為忠於漢王朝而遭受了滅門之禍，而不知道晁錯之所以有這樣的下場是自取其禍。
蘇軾對此的評論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事前考慮不周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蘇軾認為，古往今來，能夠成大事的人，既要有超世之才，也要有堅韌不拔之志。
對於削藩這種觸及到整個漢王朝利益格局進行重大調整的大事件面前，從晁錯後來的應對來說，是缺乏通盤的考慮，以及因此可能引發的巨大混亂缺乏必要的應對策略。也就是蘇軾所說的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就要對於必然會發生的情況有著清醒的認識，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才不會心生畏懼而退縮，而要要對這些事情的長期性、持久性有充分的準備，這既包括心理準備，也包括各種預案。而這個時候，晁錯的選擇是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也就是把責任和風險推給了漢景帝，這也讓他失去了漢景帝的信任，為袁盎的離間提供了基礎。
那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晁錯本身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且面臨這樣的巨大危險的時候，蘇軾的建議是什麼呢？
第二點：晁錯的自全之計
既然已經，事已至此，可以說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是晁錯的一大昏招。蘇軾的建議則是，這種時候，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也就是說應該是晁錯自己親自帶兵討伐吳楚等七國，這樣做，戰果是什麼樣，還說不定，也就是說晁錯這時候還有一線生機，而他做出了最差的選擇。
所以，蘇軾總結說，要做大事，不光要有超世之才，還要有堅韌不拔之志，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
我們最後來說一下，《管子》裡的思路建議：
《管子·中匡》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簡單的翻譯一下：
這一段是講，齊桓公問管仲，如果兵力強盛以後，是不是就可以討伐那些胡作非為的大國了呢？這裡管仲給出的答案是，必須先安頓好內政，再結交諸侯，獲取國際支持，然後才可以討伐那些胡作非為的大國。
對於國內，就是必須讓那些賢良的人能夠被任用，然後在把那些不尊重法律，不稱職人的處理掉。
這一段重要的就是”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這裡管仲的原則，簡單點說，就是先立後破，也就是先獎勵那些符合自己想要引導的方向的人和行為，也就是我一直說的，就是先獎賞那些管理意義上的好人，讓這些符合組織價值觀的人得到獎勵，然後再去解決那些不符合組織價值觀的人。這和中醫上的思想是一樣的，就是扶正祛邪。因為正氣越來越強，邪氣自然就會消減，這也是陰陽此消彼長，動態平衡的邏輯。
不管是《晁錯論》裡說的消藩，還是我們企業中的各種變革，其實，說到底，都是利益的調整，利益越大，人性中的貪婪和恐懼就會表現的越明顯，如果在這個過程中，缺乏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認知，低估了因此可能會引發的巨大混亂，可能都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而到底是該選擇先破後立還是先立後破，則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選擇，在利益相對較小的時候，同時你具備相對而言極強的掌控力的情況下，不妨選擇先破後立，而利益越大，選擇先立後破，可能是更為智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