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中國最為傑出的兵學著作，被人們尊奉為“武經冠冕”、“百世談兵之祖”，自問世以來，對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的很多合理內核，直到今天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不僅對現代軍事理論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借鑑意義，還滲透到軍事以外的領域，對商業競爭、企業管理、外交談判、體育競賽等也有深刻的啟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孫子兵法》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
閱讀《孫子兵法》要堅持三個原則，首先是要堅持迴歸經典自身的整體性原則。《孫子兵法》十三篇是一個完整、有機的思想體系。每篇既是一個獨立的整體，篇與篇之間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聯繫。前後十三篇邏輯嚴謹，層層遞進，首尾呼應，渾然一體，對戰爭的平時準備，戰略計劃的制定，戰役程序的組織，戰術手段的運用，以及行軍、保障、各種地形條件下的作戰行動及特殊戰法都做了層次分明、前後貫通的闡述。其思維的整體性和思辯的深刻性在先秦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全書從戰略運籌、戰爭預測（《計篇》）起步，經戰爭準備（《作戰篇））、運用謀略（《謀攻篇））、發展實力（《形篇》）、創造有利態勢（《勢篇》）、靈活用兵、爭奪先機、因敵變化而取勝（《虛實篇》《軍爭篇》《九變篇》），到解決“處軍相敵”（《行軍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實施火攻（《火攻篇））、蒐集情報、以資決策（《用間篇》）等具體的戰術問題，始於“知彼知己”，又終於“知彼知己”，恰好規劃了一個完整的戰爭程序，其篇次結構序列設計，注重於按用兵制勝的要領與方法加以邏輯展開，以戰爭規律性為立足點。曾有人這麼認為：“十三篇結構縝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減一字，不能顛倒一篇者”（蔣方震等《孫子淺說·緒言》）。在某種程度上說，這話不無道理。
只有從整體性上理解和把握，我們才能避免對《孫子兵法》作片面的解讀。例如，許多人推崇《孫子兵法》的講謀略，甚至認為《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是同類。這顯然是一種偏頗的識見。《孫子兵法》當然講謀略，提倡“上兵伐謀”，以謀制勝。但是《孫子兵法》更是注重實力建設，認為實力是基礎，無實力作後盾，則謀略無所施展其作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戰勝對手，前提是做強、做大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所以，它主張“先為不可勝”，強調“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勝兵若以鎰稱銖”。這裡，《孫子兵法》所揭示的是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辯證統一關係，提倡既要尊重客觀實際，遵循客觀規律性，又要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與光強調謀略，將“瞞天過海”“借刀殺人”“順手牽羊”“混水摸魚”“趁火打劫”之類陰謀詭計奉為圭臬的《三十六計》有著雲泥之別的。如果僅僅視《孫子兵法》為謀略的淵藪，那顯然不是正確的有關《孫子兵法》整體性的認知與把握。
其次，是要堅持認識經典要義的靈活性原則。《孫子兵法》的靈魂，在於強調“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在孫子看來，兵法的許多基本原則，如“高陵勿向，背上勿逆”“圍師必闕，窮寇勿迫”之類，是無數次戰爭經驗與教訓的沉澱積累，是千萬人用鮮血與生命換取的結晶，自然應該充分尊重，加以借鑑和傳承。但是，對這些兵學原則，又不能過於迷信，亦步亦趨，而必須結合新的狀況，針對不同的對手，根據不同的條件，靈活機變，出奇制勝。孫子希望人們學習兵法，但他的終極宗旨是期盼人們在學了兵法之後忘掉兵法。在孫子的心目中，沒有規則，就是唯一的規則；沒有規則，就是最高的規則。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用岳飛的話講，就是“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歷史上有不少將領由於不懂得這個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學教條，不但沒能在戰場上克敵制勝，建功立業，反而大敗虧輸，覆軍殺身，成為紙上談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國時的馬謖，他對《孫子兵法》可謂是稔熟於心，其在街亭之役中，行軍佈陣，處處遵循《孫子兵法》的要求，兵法要求軍隊屯駐宜“居高向陽”，他就部署軍隊於高丘之上，聲稱“居高臨下，勢如破竹”。別人提醒他山上無水源，若遭敵軍包圍，就容易陷入不戰自亂的困境，他亦拿出《孫子兵法》的話來為自己作支持，“置之死地然後生，投之亡地然則存”。而忘了自己的對手乃號稱曹魏五虎上將的宿將張郃，人家走過的橋比自己走過的路還長，吃過的鹽比自己吃過的米還多，若不玩《孫子兵法》，尚不至於敗得如此不堪，而拘泥《孫子兵法》的教條，則輸得慘到自己的命都給搭進去了。
由此可見，在今天讀《孫子兵法》，不能把兵法原理當作教條，而要結合實際情況來靈活運用這些原理，與時俱進，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發明新的理論，新的戰法，這才是理解和運用《孫子兵法》的最上層境界，也是現代社會競爭中掌握先機、立足主動的根本前提。
其三，是要堅持理解經典價值的超越性原則。《孫子兵法》是一部成書於2500年前的兵學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還為人們熱愛、閱讀，自是其擁有獨特的魅力，具有時空的超越性。更為重要的，它已超越了單純的軍事領城，而具有了哲學意義上的普遍性價值。從本質上講，《孫子兵法》是一部哲學著作，是一種思想方法論，充滿哲學啟迪與人生智慧。
像在理想層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層面的“取偏”，就是孫子樸素辯證思維理性的表現之一。
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之為“求全”文化，追求萬全，爭取圓滿，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在這樣的“求全”文化氛圍籠罩之下，孫子同樣對“全”情有獨鍾。《孫子兵法》十三篇中，孫子提到“全”的地方多達十餘處，如“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兵不頓而利可全”，“自保而全勝”等等，可見，“全”在孫子的兵學理論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孫子同時還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幟，一種理想，一個口號，如果過於拘泥膠著於“全勝”，而忘記了戰爭廝殺這個殘酷的鐵血事實，將“理想”同“實際”簡單地等同起來，則不免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自欺欺人了。換言之，孫子已清醒地認識到，一味追求萬全之策是不現實的，事實上很難有真正的萬全，更不應為追求萬全、爭取圓滿而患得患失，瞻前顧後，投鼠忌器，優柔寡斷，以至於錯失戰機，與成功失之交臂。
正因為孫子早已將這層關係明瞭於胸，所以他在高舉“全勝”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萬全之策的同時，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一直磨礪“戰勝”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實效，特別強調突出重點，劍走偏鋒，主張集中兵力，發揮優勢，尋找突破口，各個擊破，在此基礎上擴大戰果，克敵制勝，“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指出戰略家最大的過錯，在於不分主次輕重緩急，眉毛鬍子一把抓：“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由此可見，在“兵聖”孫子那裡，理想上求“全”與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統一的。孫子真正明白了“捨得”這層道理，得與失是辯證的，捨得捨得，說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孫子強調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君命有所不受”，決不能為求“全”而大包大攬，決不應為“全勝”而放棄“戰勝”，一切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牽一髮而動全身，“以正合，以奇勝”。應該說，孫子這種劍走偏鋒的思維方式充滿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其所體現的精神旨趣，正與孫子“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理念相吻合。
很顯然，孫子有關“求全”與“取偏”平衡統一的辯證思維，反映了理想與實際的統一，終極目標與階段任務的統一。這在今天也是很有價值的。
可以說，《孫子兵法》的價值集中體現在它的辯證思維上，和《老子》一樣，它充滿鮮明的超常思維與逆向思維特徵，善於在合理中發現不合理，在正常中發現不正常。如既強調健全法制、制定規章的重要性，“修道而保法”，又主張超越法紀、超越制度，“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既提倡軍隊統一號令、令行禁止，“令素行”、“一人之耳目”，又推重機斷指揮、不唯上令，“君命有所不受”。既肯定愛護民眾，關心民眾的必要性，“視卒如愛子”“唯民是保”，又反對無原則的愛民、汲汲於講求廉潔奉公，認為“廉潔”“愛民”會成為導致軍隊覆滅、國家危亡的禍因。表面上對立的事物，合在一起恰恰能成為最大的合理，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一正一反謂之道”。這種善於反向思考事物利弊得失的思想方法論，無疑是《孫子兵法》一書留給我們的最佳資源。它具有時空的超越性，是《孫子兵法》中的精華之所在，也是其具有當代啟示意義的象徵。讀《孫子兵法》的重中之重，就是發掘和借鑑它的思維方式，為提升自己的能力創造條件。
總之，要真正讀通這部兵學經典，第一是必須迴歸原典，真正瞭解和把握《孫子兵法》近6000字的含義、思想內容、邏輯體系；第二要放開視野，以深厚歷史文化知識作為支撐，避免出現將“伐交”誤讀為從事外交角逐之類的問題；第三要跟中國漫長的軍事史結合起來，看看它的一些原則是怎樣運用到軍事領域的，是如何幫助將帥在戰場上克敵制勝、叱吒風雲的；第四要比較地學，跟其他兵書如《司馬法》《吳子》《六韜》《黃石公三略》等兵學名著進行綜合對比地學習。第五要借鑑西方近現代軍事理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中西軍事文化交流融通的前提下，前瞻性地學習、研究和弘揚。第六，也是最為重要的，是有重點地學，體認它辯證能動的思維方法，掌握它的超常思維、逆向思維，增強我們的聰明才智，在人生事業中爭取主動權，立於不敗之地。這六個方面結合起來，讀懂《孫子兵法》肯定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運用《孫子兵法》也必然是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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