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在跑馬廳（今人民廣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典活動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電底稿
1949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函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戰役打響。5月19日，宋慶齡妹妹美齡和二弟子良聯名從美國來信。他們說：“最近，我們都經常想起你，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們知道你在中國的生活一定很艱苦，希望你能平安、順利。”戰爭期間，宋家人已經陸續離開了祖國大陸。遠在美國的他們誰也沒辦法拖著宋慶齡離開上海，一方面他們鞭長莫及，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宋慶齡傲骨嶙峋，非他人能左右。
宋慶齡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民黨統治，支持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民主事業而鬥爭，她的這一政治立場在當時是公開的。1949年1月，在政局變動和戰彷徨的時候，關於宋慶齡即將出山擔任南京政府要職的各種傳說充斥上海報刊雜誌和街頭巷尾，宋慶齡立即予以闢謠。1月22日，李宗仁在南京上臺當日便迫不及待地寫信給宋慶齡，希望她能夠出面助力他與中共和談的計劃。李宗仁先是派特使甘介侯天天上門求見，逼得重病中的宋慶齡為了打發走他，不得不從病榻上起床去見他。李宗仁繼而又派了德高望重的邵力子來滬，敦促宋慶齡晉京“共商國是，斡旋和平”。
1月31日，年初三，李宗仁親自來滬邀約宋慶齡等第三方領袖“赴京為和平努力”，並希望宋慶齡能以個人身份去北平向中共領導人傳達李宗仁“謀求和平的誠意”。但是會談詳情，總統府卻拒絕向報界透露。令總統府無法啟齒的原因是，先前對甘介侯還留有情面的宋慶齡，這次態度堅決地當面拒絕了李宗仁。據李宗仁隨員程思遠回憶，宋慶齡當日說：“德鄰先生，我曾經明白表示過，在國民黨未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絕不參與這個黨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報紙造謠：說蔣介石下野，宋慶齡要出山了，我立即發表闢謠聲明。20多年來，我的立場和態度始終如一，不容有所變更。”
同在春節期間，宋慶齡收到了由中共地下黨冒險送來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她北上參加新政協的聯名致電，她回信表示因為患病無法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
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在望。上海戰役打響後，在臨近的解放的那些日子裡，白色恐怖愈加嚴重。國民黨行刑隊在街上出沒，抓到“嫌疑分子”便就地處決，很多人因此而突然失蹤。黃炎培之子黃競武到宋慶齡住所去過後被捕，宋慶齡因而警告經常來看望她的楊杏佛之子楊小佛，暫時不要同她來往，以保障他的安全。黃競武在監獄中被活埋，遺骸直到上海解放後才被發現。
當時，兒童劇團在暨南大學禮堂演出《兄妹開荒》等晚會節目，遭到國民黨的搗亂和破壞。宋慶齡知道後及時採取措施，悉心保存力量，指示兒童劇團要立即隱蔽，並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進路）找了兩間空房，讓孩子們住進去。白天孩子們輕聲練唱《我們的隊伍來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解放區歌曲，排演節目，晚上拉上窗簾，縫製秧歌舞的服裝，繪製標語、彩旗，進行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同時，她將3所兒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們的活動，由原來教識字班的孩子們唱解放區歌曲、學習扭秧歌等，也改為白天向周圍貧苦兒童和難民發放救濟物資，晚上聚集到福利站裡，祕密製作歡迎解放軍的標語、綵帶、紅花等。
為了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戰災難民，維護社會秩序，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下，上海的社會公益人士和救濟福利宗教團體於1949年4月25日成立了上海市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聯救會），由顏惠慶任主任委員，趙樸初任幹事，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是聯救會的主要成員之一。根據宋慶齡的指示，基金會不僅在物力上，如救濟物資、醫藥、醫療設備等方面給聯救會以大力支援，還投入大量人力，積極支持和參加這項工作。基金會和3個兒童福利站的多數人員一度成了聯救會的主力軍，在救助戰災難民、醫療救護、物資儲運，及其後大批疏散難民回鄉生產等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兒童福利站也作了聯救會收容兒童的場所，兒童收容站第二站就設在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陝西北路369號上海宋慶齡基金會住所）。為幫助貧困兒童，中國福利基金會與聯救會一起，在貧困兒童聚居的棚戶區，又開設了14所兒童福利站，發放大米31.69萬餘斤、奶粉2.23萬磅、魚肝油200磅。此項救災工作一直延續到解放初期，將難民送返原籍而告結束。
1949年的5月，宋慶齡剛剛從香山路7號（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移居林森中路1803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由於是敏感時期搬的家，關於宋慶齡的謠言又沸沸揚揚地傳播開來。謠言說宋慶齡離開了自己的家，躲到朋友家中去了。但林森中路1803號原本就是國民政府撥給的，宋慶齡也沒有偷偷摸摸搬家，她還在新家邀請朋友們前來做客。
5月25日，解放軍首先解放了蘇州河南岸。在這解放前的最後一晚，上海突然異常安靜，沒有了前兩天激烈的槍炮聲，很多人意識到上海即將解放，於是靜靜地徹夜等待。宋慶齡也在黑暗中等待著，凌晨3點，當先遣部隊放鬆包圍的時候，宋慶齡應該是站在新家陽臺上看見了途經林森中路的解放軍裝甲車。她幽默地說：“但願我能像裝甲車一樣被允許外出。那樣我的胃病也許會治好。”26日，蘇州河北岸也獲得解放。宋慶齡在當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寫道：“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這天清晨，宋慶齡派了一輛大卡車來到了位於橫浜橋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本部，把兒童劇團的表演隊接到了位於安福路的上海影劇界集合點。在地下黨文委的領導下，兒童劇團表演隊34名少男少女被編入上海文協宣傳隊第十一隊和第十二隊。他們走上街頭，邊遊行，邊扭秧歌，歡慶上海解放。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們也組織了宣傳隊，高唱著《我們的隊伍來了》奔向街頭，歡迎人民解放軍。
上海解放次日，即5月28日，宋慶齡便在寓所迎來了前來向她祝賀的客人。宋慶齡一見到史良，就拉著她的手激動地說：“解放了就好。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趙樸初來時，宋慶齡微笑著把一朵紅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裝衣領，用以表示讚美他在解放戰爭中同中國福利基金會共同戰鬥的友誼。
不久，宋慶齡還特意捧著一束紅玫瑰來到林森中路988號的中國福利基金會駐所，微笑著給每一位工作人員送了一朵小紅花。
5月29日，毛澤東為新華社修改的社論《祝上海解放》發表，同日他發出指示，委託陳毅和鄧小平前往宋慶齡寓所表示慰問，並派出警衛部隊為她站崗放哨，以保證其安全。
6月，毛澤東、周恩來分別親筆致函宋慶齡，再次向她發出北上的邀請，並特派鄧穎超持函來滬，“專誠歡迎先生北上”。在中共中央細緻周到的工作下，宋慶齡不僅答應北上參加新政協，最終還答應加入新政府。
10月1日，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慶齡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開國大典上，她百感交集，想起了很多犧牲的同志，併為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美麗的果實而熱淚盈眶。
宋慶齡在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中，她長期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之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幫助。在極其艱辛危機的非常時期，她堅持留在上海，組織和領導上海人民應付意外，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特殊貢獻。
（作者系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原標題為《宋慶齡與上海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