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去杭州西湖景區，總是繞不開要去西湖重要的景點之一——嶽王廟看看。除了岳飛本人供人瞻仰的塑像，還有跪在岳飛像面前永世遭人唾棄的秦檜雕像。
提起岳飛之死，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奸臣秦檜，按照大眾的主流認知看法，大家都習慣性的把岳飛的死歸咎於秦檜的構害。
歷史上秦檜等小人的陷害不假，但我們要知道殺掉一個扣有“莫須有”罪名的大將軍，沒有南宋帝國最高統治者——宋高宗的點頭，秦檜的那點小聰明是煮不成熟飯的。
今天我們都知道岳飛是忠臣，當時南宋舉國上下的老百姓也都知道岳飛是忠臣，宋高宗能不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但在帝王政治家的眼中，忠與不忠並不是絕對的。需要你的時候就是忠，不需要的時候就是不忠。
往往我們總是受忠孝主義的情節影響站在岳飛的角度上品評岳飛之死，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從宋高宗這名出色的政治家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則可以看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在利益抉擇面前的思考。
對於封建王朝的每位君王來說，無論是保衛江山社稷還是保護自身的個人利益，最為關注的不外乎是對於軍隊的掌控。這對於宋高宗來說也不例外。南宋能在何種程度上與金國相對抗，這就關係到重整軍事力量的情況。
宋高宗重建南宋對抗金國、鎮壓叛亂的過程中全無任何的軍事基礎，其本身也不具備作為將帥之才的軍事領導力。我們要知道宋高宗是奉欽宗之命作為使者出使請和，在赴金途中，恰逢靖康之變。
只是因為宋朝宗室成員全體被捕，而他得以脫難，又是趙氏直系唯一的倖存者，所以趁機建大元帥府，隨即被擁立為南宋第一位皇帝。他既不是將軍，也沒有股肱之臣相助。這一切只不過因機緣巧合且。
這種撿來皇位的方式就給宋高宗帶來了難題，如建炎三年三月杭州禁衛軍因封賞糾紛而發生叛亂，被迫退位的高宗無計可施，部分禁衛軍不能忠心護衛，與叛亂勢力相抗，幸有賴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組織的勤王軍相助，才打破事態的局面。
面對不斷擴張又無法統制的軍事勢力，皇帝只不過是一個被擁立者，旗下並無一兵一卒可用。
在此情況下，急需軍事實力來對抗外族的強大壓力和頻發的叛亂，這正是高宗所面臨課題的特殊之處。
北宋創建者趙匡胤先是最高的軍事將領，後得到最大軍事力量的支持而獲得天下。如果還記得這一歷史的話，那麼就能瞭解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所處的困境了。
雖然北宋末期，各路組建勤王軍號召參加開封保衛戰，地方土豪也相繼編組民間自衛團。而隨著北宋滅亡，這批數量龐大的勤王軍也無處可歸，四散在各地，一時之間性質互異的軍事勢力紛紛湧出，軍事上一片混亂。
這種無統制關係且不斷擴散的軍事勢力，不久便被整編集結在有實力的將軍之下，所謂家軍體制由此產生。繼而形成了張俊的“張家軍”，岳飛的“岳家軍”，韓世忠的“韓家軍”。
但問題就在於，各家軍相互間不但沒有合作，孤立且相剋，就連他們與宋高宗的關係也是如此。宋高宗的命門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因此，在南宋政權的確立過程中，如何組織統一的國家軍隊、收回兵權，就成為了宋高宗鞏固統治的第一要務，即把孤立的家軍集聚在皇帝之下，由皇帝一人統領。
為解決這種特殊狀況，宋高宗於紹興十一年四月各家軍整合為皇帝軍隊，同年年底賜死岳飛，由此完成了收回兵權，高宗成為南宋軍事力量的唯一支配者。
為什麼宋高宗邁出了殺岳飛的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得到全體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強力支持。要知道高宗並非作為將軍，而是完全充當軍事力量組織者的角色，即憑藉政治力量而統制各家軍。
雖然趙鼎、張浚、秦檜等不同的官僚集團在對金政策上激烈對立，但都一致認為軍事力量應歸皇帝一人所有。於是，政治勢力雖有交替，但收回兵權的政策卻始終得到貫徹。這暗示了在南宋政權穩固的過程中，將家軍帝王化，把軍權集中於最高統治者的手中是何等的重要。
紹興十二年通過殺岳飛完成了收回兵權，高宗對秦檜語出豪言道：
“唐鎮跋扈，蓋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
意思就是說“唐代藩鎮割據的現象就是因為扼殺的不夠早，今天軍權歸於朝廷，我想換帥就跟換個祕書一樣。”
從中反映出了一個關鍵的信息，那就是宋高宗始終是在多方位的考慮問題，即：
如何抵抗金國外患的同時穩定國內和保住自身，防止出現兵家獨大威脅皇權的狀況。同時也反映出在殺岳飛這個問題上的多方位考量，即殺岳飛能否震懾住其他將領，同時還能在不影響對金國的防禦力量上收攏兵權。
事實證明，殺岳飛後，收回兵權、編制統一的宋軍在對外問題上阻止了金的入侵，進而改變了金欲滅趙的政策，使得金國提出和議，出現了宋、金均衡共存的態勢。同時宋高宗帝制恢復，真正成為全部軍事力量的唯一統率者，也因此高宗便能確立自己是北宋政權國家體制的繼承人，成為一位卓越的獨裁君主。
不論是秦檜還是岳飛，他們不過都是旗子罷了。
成熟的政治家不會把民眾的看法放在第一位，而他會把是否有利於自身權力的鞏固放在第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從不會忠於不忠放在第一位，而他會把“中”與“不中”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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