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岳飛的真凶是宋高宗趙構，秦檜千古奇冤？

先介紹宋朝的歷史背景，宋朝的制度創新，使國家從唐末和五代的亂世當中解脫出來，但不妨說，宋對唐的撥亂反正，有點過頭了，甚至為未來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宋代制度的弊病與兩宋的滅亡。

宋朝設計的這些制度實施數十年後，便浮現了一大堆問題。一是軍隊，宋朝的軍制屬於常備軍制，這不同於唐朝前半期的兵役制，不同於中世紀歐洲的僱傭兵制，不同於蒙古的全民皆兵制。

在常備軍體制之下，中央與地方的軍隊加起來超過了一百萬，軍費開支成了財政的一大負擔，宋仁宗時期，因軍餉拖欠和待遇惡化而激起的軍隊暴動，比因饑饉和惡政而激起的農民暴動還要多。與此同時，宋朝的軍隊，尤其是中央的禁軍，戰鬥力極其低下，堪稱史上最弱，“不論是開封還是臨安的禁軍，在少數民族軍團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

另一個問題，則在官僚體系的臃腫，當時有一個詞，叫“冗官”，冗就是多餘的意思。這背後，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在於，科舉制規模的擴大，唐朝每屆科舉考試，只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動輒取四五百人；另一個原因在於，宋朝對宗室、重臣弟子特別優寵，隨意授予官職，如果你屬於趙姓的皇族，恭喜你，七歲就可以入仕，有人甚至還在襁褓之中，便有官階，並領取俸祿，有一個數據，稱宋仁宗時期，中央內外屬官已經超過一萬七千人，這是什麼概念呢，唐太宗時期，曾將中央政府官員從兩千多減至六百三十四人，而別忘了，宋朝的面積比唐朝小得多。

所以這一比，宋朝官吏隊伍的過分龐大，就非常明顯了，冗官一多，勢必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其次，官員的工資與辦公經費大大增加，這也就是“冗費”，最終導致財政舉步維艱。

基於此，宋神宗時期，不得不啟動變法。變法的總設計師，我們都知道，是王安石。不過王安石變法，並未直接針對官僚體系，他所提出的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募役法、保馬法等，聽聽名字，可知集中於民生。

批判者往往認為這些改革的實質是“與民爭利”，王安石的出發點，絕不是掠奪老百姓的利益，而是政府與民眾的互動，為政府創造財富，為民眾提供方便，其目標在於雙贏。只是一來操之過急，二來落實不力，以致於事與願違。

後世說起王安石變法，多半聚焦於青苗法、保甲法等，而忽略了另一些政策。王安石推行的科舉改革，以前考進士，要考詩賦、帖經、墨義，王安石將這些都廢止，代之以經義、論、策，這在當時，反響激烈。

王安石屬於新法黨，我們一般稱作新黨，與他對立的司馬光、蘇軾、程顥、程頤等人屬於舊法黨，我們一般稱作舊黨。舊黨並不反對王安石的全部變法，譬如對於科舉改革，意見則不一致，司馬光表示贊同，蘇軾表示異議，不知這與東坡居士的詩人身份有沒有關係？

再如，王安石規定，科舉考經義，《論語》和《孟子》為必修，再從五經當中任選一經為必修。這麼一來，《孟子》的地位便被提高了。我們平時說儒家，說孔孟之道，孟子能與孔子並列，正始於王安石執政時期，在此之前，則流行說“周孔之道”，周指的是周公。王安石還寫過一首以孟子為題的詩：“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對於王安石鼓吹孟子，作為舊黨中堅的程顥、程頤兄弟非常贊同。

由此來說說黨爭。北宋的滅亡，黨爭無疑是一大元素。話說宋朝黨爭之劇烈，不止表現為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鬥爭，在新黨與舊黨內部，鬥爭一樣劇烈。書中提到，舊黨內部，蘇軾、蘇轍兄弟與程頤不和，程頤得勢，便打擊蘇軾；新黨內部，王安石的繼承者呂惠卿，過於精明強幹，以致沒有同志喜歡他，曾布與蔡京不和，蔡京有個弟弟叫蔡卞，乃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家這兄弟倆，彼此不服氣，所以蔡京當宰相，連親弟弟都不放過，把他貶到地方做官。說起來這實在是一筆爛賬。

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像此前的西晉與東晉，中間還隔了一年，北宋與南宋卻沒有，宋高宗趙構即位之後，立即改元。除了不願承認宋欽宗的靖康年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涉及他對被金國擄去的宋微宗、宋欽宗這一對皇帝父子的態度，只有否定靖康，他另起爐灶自己當皇帝，才更有合法性。

說到這我們插入一個話題，講講談到這段歷史不能不提的一個人，就是岳飛。經過這數十年的啟蒙，想必很多人已經清楚了，殺害岳飛的真凶，正是宋高宗趙構，秦檜只是從犯和替罪羊。那麼趙構為什麼必須要置岳飛於死地呢？

其中兩點，一是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趙構與秦檜都主和，而且已經與金國達成了和議，岳飛主戰，自然不能相容；二則關乎宋朝的國策，我們說過，北宋建國，重文輕武，對武人防範極為嚴格，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到了南宋，已經是亂世，執政者卻不願與時俱進，依然墨守成規，堅持防範武人的政策，把軍權收歸中央，趙構和秦檜模仿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將軍們召集到都城，以高官厚祿換取他們的軍權，當時的名將，劉光世已死，張俊、韓世忠同意，劉錡、岳飛反對，結果前者被革職，後者被殺害。

事實上，戰和背後，還有皇位之爭。趙構為什麼主和，為什麼不願岳飛打下去？假如岳飛真的直搗黃龍，擊潰金國，誰將是最大受益者呢？顯然不是趙構。岳飛被害於1142年，當時宋徽宗已經去世了，但宋欽宗還健在，一直活到1156年。

一旦岳飛迎回了宋欽宗，趙構的皇位還能安穩麼？對此，明朝人文徵明，就是跟唐伯虎、祝枝山等合稱“江南四大才子”的文徵明，寫過一首詞，名叫《滿江紅·拂拭殘碑》，其中有兩句：“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大意是，如果宋徽宗、宋欽宗回來了，他趙構怎麼辦呢，所以不用探討放棄中原南渡江南的得失對錯了，其實他最怕的就是收復中原。這兩句詞，足以點破趙構的心思。

就這樣，南宋和東晉一樣，作為偏安政權，又在江南地區支撐了一百五十多年，直到被蒙古征服。

最後來說一下南宋的滅亡。這是一個爭議話題。宋亡的時間定於1276年，這一年二月，臨安淪陷，宋恭宗趙㬎向蒙古投降。還有一個更流行的說法，判定宋朝亡於1279年，崖山海戰，宋軍潰敗，大臣陸秀夫背起七歲的小皇帝趙昺跳海而死，宋朝的抵抗運動自此徹底熄火。

這兩個說法，都有其道理。如果把宋朝視作一個政權，不妨遵從前者；如果把宋朝視作一種文明，不妨遵從後者。崖山之戰，不僅代表著南宋最後抵抗力量和皇室法統的滅亡，也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迎來了被少數民族全面征服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