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篆刻） 劉小平
重陽節（篆刻） 劉小平
劉小平
篆刻，是以中國漢字為主做入印題材，或鑄或鑿或刻。印章雖小而萬千氣象，其學問深奧，集文字學、文學、美學、書法繪畫、雕刻等於一體，承載著華夏生生不息的文明足跡和民族文化精神，鐫刻在一代代中國人的記憶裡。
古代使用印章是篆刻藝術的原始形態。印章的形成由來已久，作為政治經濟、社會交往、貨賄憑信的工具，成為社會文明、禮樂制度的有機部分。印章初始是作為使用之物而造，“印章”一詞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出現，那時的印章稱為“鉨”或“璽”。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璽”的稱呼只有皇帝、太后、皇后專用，官方用印和私人印章通稱為“印”。在漢代，皇帝、太后、皇后以及諸侯王用印名稱承襲秦代，稱之為“璽”，官方用印形成一套嚴格規範制度，拜官授印，辭官釋印，上下尊卑。名稱有“章”“印章”“印信”之稱，並對印面尺寸、印材用料、印鈕鈕式和佩印綬帶色澤有明確的等級界定。隋唐以後，帝王用印稱“璽”“寶”，官方用印和民間私印有“記”“朱記”“關防”“圖章”“押”“戳子”等稱呼。古代皇帝、皇后做印材料以金、玉為主，侯王的印材以銀、玉為主，其他官印和民間私印材料以銅、陶質為主，以鑄印為多。
戰國至漢代，是中國古代印章藝術發展史的第一次高潮。這一時代的印章，蘊涵著順乎自然、妙趣橫生的審美取向，且將功能使用與審美觀賞情趣相結合。作為以實用為目的的印章，從萌生到定型，深受社會觀念、時代文化思想、地域文字差異和書法風格等影響：戰國璽印自由樸素、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秦漢印莊重典雅、崇尚自然、天趣流美；隋唐之後，伴隨造紙的推廣和運用，官用印尺度放大，印文以朱文為主流，藝術價值趨於式微。
宋元時期書畫藝術興盛，已出現在書畫作品上加蓋印章的習俗，文人用印的材料開始選用易於受刀的葉蠟石做印材。材料的變革為篆刻藝術的生髮提供了革命始端，徹底改變了以往由文人篆寫印稿，印工匠心經營、雕刻鑄造的格局。文人自覺篆刻，書畫作品加蓋印章，專業“印譜”典籍的刊行，成為篆刻藝術化的起始點。明清時期的文人篆刻逐趨成熟，印文內容從姓名、堂號，到吉語、名言，到詩詞選句等等文采風流學問深長。以刀法、章法、篆法為主的印學理論研究趨於系統化、專業化，篆刻成為了獨立的藝術門類，並有以文彭為首的“三橋派”、以何震為代表的“雪漁派”、以蘇宣為領軍的“泗水派”等，之後形成皖、浙兩大陣營。
亦方亦圓的印形，印文或朱或白的佈勢，單刀雙刀、衝切披削，刀筆渾融，從形式到表現，映現著傳統文化的思想理念。印形方圓，合同“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理念，“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而印文的陰陽（白文、朱文）之分，更具中國味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經·繫辭上》）。篆刻印文因字適形，字為我用，對立中謀變化，矛盾中促和諧，或增或減，或曲伸或離合，參差錯落有致，猶如兵家佈陣，疏可走馬，密不容針，隨心所欲中實現客觀與主觀協調統一。“古人有筆尤有墨，今人但有刀與石。”（趙之謙語）筆情墨趣通過匠心獨運卓然天成的雕飾，成為篆刻藝術獨有之美。
從“印宗秦漢”的相生相發，到“印從書出”專精博渉，再到“印外求印”立意為象，經歷了500年的演化，篆刻藝術再登新高峰。篆刻步入藝術初始的宋元時期，文人士大夫尚古，遵循典雅質樸的秦漢印風。明清時期印人在踐行“印宗秦漢”中，將金石書卷習氣銜接於篆刻創作之中，晚清的鄧石如首倡“印從書出”，將小篆納入篆刻創作實踐；之後趙之謙的新師法和新觀念，以“印外求印”拓展篆刻藝術視野而引領時風；吳昌碩以氣韻生動、渾穆拙樸的石鼓文入印，以“貴能深造求其通”（吳昌碩語）繼往開來；齊白石“膽敢獨造”（齊白石語）的單刀直衝，從觀念到技法掀開了現代篆刻藝術新的一頁。
篆刻是綜合的藝術：以印拓供人欣賞，印之邊款為依輔，印、款並重，精美的印石印材和巧奪天工的印鈕雕飾作陪襯，篆刻、印文、邊款以及印石和印鈕，珠聯璧合相輝相映。從平面到立體，多元融合，時空合一，天和作美，印裡印外蘊涵多重審美屬性。方寸之地的雕蟲小技能藏納世間萬象，無論是“持兩用中”的中和思想，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還是“心色平等”的心性修和，匯納於方寸之中，濃縮著中國文化思想基因，呈現出中國藝術的氣象和寫意精神——印不盡言，言能盡意。篆刻耐人摩挲玩味，愛不釋手，作為民族藝術傳家珍祕，有著無窮的藝術魅力。
（作者為河北省無極縣文化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