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的書法與以人廢字

曹國慶

嚴嵩是明代嘉靖間的一位大學士，直內閣近二十年。關於他的名號，世人多不陌生。在過去，“奸臣”二字為其考語，典籍裡、舞臺上、屏幕中，他是凶狠貪婪、無惡不作的化身，令千夫所指，萬人唾罵。本文無意對嚴嵩的一生作出如何的評價，對此有興趣者自可去翻閱近年來一些史家的新作，拙著《嚴嵩評傳》、《嚴嵩年譜》或許亦可一讀。這裡旨在說明的是嚴嵩研究中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即嚴嵩的書法藝術，以及在“奸臣史學”流佈的情況下，嚴嵩的書法作品遭受以人廢字的“禮遇”之事。

撥開“奸臣史學”所播下的迷霧，人們不難發現，嚴嵩不僅是明代政治舞臺上一位有過積極建樹、並被不合實際地冠以“奸臣”族類的政壇顯要，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學問大家和書法大家。嚴嵩一生不僅精熟經史典章，諳習音律詩文，對永字八法也毫不含糊。然而，受“奸臣”聲名的株連，他的書法佳制非但未獲得應有的肯定，甚至連他的作者權都被剝奪。

嚴嵩在書壇成名，是在他初入翰林院的時候。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嚴嵩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績被賜予進士出身。不久又以一首《雨後觀芍藥詩》入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明代的翰林院實際上就是內閣的署衙，內中網羅了天下的許多科舉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團和書記處。在館閣的日子裡，嚴嵩的經義文章每每在館試中列為首選，他的詩詞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頭籌，於是，人們在欣賞他的文章的同時，又領略了他的書法技藝，觀其文便可獲雙重享受。此後，由翰林院而及他曹，由京師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寶為榮者。鈐山歸隱的八年間，嚴嵩又精研了許多書法字貼，書法造詣更有精進，當世的一些知名畫家每邀他連袂創作，或得一佳作即邀其題署，以為畫面增色。翻開《鈐山堂集》，便可知嚴嵩的許多詩文，便是因此而作，如卷3《吳偉畫》、〈山水畫《題李學士畫》、《題楊時明瀛州別業》、《李學士薇園秋霽雨圖題贈》，卷5《題呂梁陳之部觀物序》、《奉題閣老費公至樂樓》、《題瀟湘樓》、《題雙鬆卷，卷6《題風洞》、《題虞山洞》、《題黃氏池亭》、《題龍封君頤貞卷》，卷7《題羅太守畫》、《君持梅卷請題筆贈之》、《題胡使君可泉》，卷8《鳳圖為宗伯序公題》、《夢竹卷題贈胡也貞光祿》、《題宮保孫公宜晚序》，卷10《題顧中丞居》，卷11《題顧中丞載酒亭圖》、《寫真自題》，卷17《子昂馬圖贈大梁李中丞》。通過《直廬稿》，我們還可瞭解到，嚴嵩自己比較滿意的書法作品，尚有《題先高祖闈中試小錄後》、《題畫冊》、《題田氏所藏予手書》、《題千字文》等等。令人遺憾的是，上述書法原件多已不存，許多作品我們無從領略其藝術的神韻。

在留傳至今不多的嚴嵩書法作品中，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是榜書，即“署書”、“擘窠書”，這類作品主要標題宮闕門額上，過去在北京較多，如原在西城區東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書“孔綏皇祚”、“太極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區原景山大門上的“北上門”榜書，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樓上的“萬邦總憲”榜書，宣武門菜市口的“西鶴年堂” 榜書（見圖三）和門聯“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靈樞玉版篇”（見圖二），前門外鐵柱宮許真人廟裡的“忠孝”、“淨明”榜書，以及前門外糧食店的“六必居”（見圖一）、崇文門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書，此外，天津薊縣的“獨樂寺”，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山東曲阜的“聖府”等也俱出自嚴嵩之手。二是碑文，如現存於湖南永州柳宗元紀念館的“尋愚溪謁柳子廟”（見圖四）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飛墓旁的“滿江紅”詞一首，便分別是嚴嵩在任國史編修和禮部左侍郎時的作品。三是印文，目前筆者經眼的有兩方，一為木印正書“嚴嵩”，一為篆文陰刻漢白玉“嚴嵩私印”。四是卷軸，嚴嵩生前此類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來的也最少，現今保存下來的“千字文”，尤屬珍品，嚴嵩自己對此作也頗為滿意，曾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題手書千文後”，敘述自己的書法創作經歷，略曰：“予昔養痾鈐山，得古法書，山林日永，飽時無事，時有臨池之興，雖風雨寒暑不輟，歐陽公謂學書為靜中至樂，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於笥底得舊所臨千文帖，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兒輩稍聯屬以成斯卷，因識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

嚴嵩的手書，在嘉靖年間便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當世的一些著名的書法家如楊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對其作品都推崇備至。正德年間，田汝籽提學江西，嚴嵩尚是一位七品編修，正困臥鈐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頓，親自造訪敝廬，相與評騭風雅。嚴嵩將鈐山所作詩稿精心抄錄相贈，田汝籽視為傳家寶，在珍藏了四十年後，臨終之前轉交給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後來將這些手稿攜至京師送嚴嵩一閱，嚴嵩復睹舊跡，恍若隔世，再“題田深甫所藏鈐山手稿”文並舊稿歸之，一時成為書壇佳話。

然而，由於政敵書史，修怨橫議，嚴嵩奸名身隨，他的書法作品也因之噩運降臨。

在嚴嵩的“榜書”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這塊匾的書體，方嚴渾闊，筆力雄奇博大；字體豐偉而不板滯，筆勢強健而不笨拙，其歷史和書法藝術價值極高，是榜書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六必居”是嘉靖年間開設的一家著名醬園的店名，位於北京前門外糧食店，是嚴嵩因店主之請而題署。嘉靖間，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作為京師的北京城，商業活動尤為興盛，“六必居”僅有六人開設之意。不過，由於嚴嵩題額時並未署上自己的大名（當時題匾，多不署自己的名字），這便為否定其字的人提供了方便，在他們看來，萬惡至極的“奸臣”嚴嵩又豈能寫出這等好字，五十年代，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夥計家中，找到了幾張舊房契，最早的一張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於是，否定“六必居”為嚴嵩所作便有了“可靠的”依據。有人認定“六必居”是康熙以後才開設的，還有的說是清乾隆間“陳昇號”演變而來，因而這“六必居”三字，自然與嚴嵩無關。其實，自嘉靖至康熙已有百餘年，房產易主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張房契並不能說明問題。由於六必居是個老字號，匾額又是書法珍品，因而歷代業主都視之為瑰寶。遠的不說，就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這一百年間，“六必居”的主人就先後經歷了楊、張、郭、韓、趙、厚幾姓。何況，嘉靖間的房契沒有找到，並不能斷定房屋最初不是建於嘉靖間，更何況我們把“六必居”三字與其他嚴嵩已署名的作品想比較，也就不難得出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結論。值得一題的是，否定嚴嵩“六必居”作者權的倒不是書法界，而是非從事書法研究的人居多。

嚴嵩一生寫了很多詩，但寫的詞卻寥寥可數，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飛廟旁，有一篇嚴嵩於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二日所作的“滿江紅”，右題“宋思陵與嶽武穆手敕墨本”，詞曰：“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官，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立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 南渡錯，當時身怕中原沒。關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這是碑文作品中的一個佳制，不僅詞意慷慨，書法亦瘦勁可觀。然而，以人廢字者實在不願承認這樣一篇斥奸臣秦檜泣忠良岳飛的感人之作，竟是出於大“奸臣”嚴嵩之手，於是便有了偷樑換柱的做法，有好事者將碑文上“嚴嵩”的大名颳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個學問大家“（文）徵明”。在他們看來，正邪若同冰炭，忠奸不能並行，嚴嵩作慷慨語不過是矯揉造作，不配成為此首詞的作者，而文徵明詩詞、書法俱佳，冀假其名而亂真。

山東曲阜是聖人闕里，歷代衍聖公府就建在這裡，在孔府高大莊嚴的門額上，鐫刻著兩個流金溢彩的正書大字“聖府”，其筆力剛勁、凝重，威嚴中透露出儒雅，得到歷代書家的讚頌，這也是嚴嵩的傑作。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代衍聖公都與嚴嵩有著深厚的交誼：六十二代衍聖公孔聞韶與嚴嵩年齡相若，平時曾有文字交，他嗣後的“墓誌銘”也是嚴嵩所作；六十三代衍聖公孔貞乾的襲爵手續是嚴嵩主持辦理的；六十四代衍聖公孔尚賢還是嚴嵩的孫女婿，孔嚴兩家世代交好。因此，在嘉靖間衍聖公重修門樓時，他們還延請嚴嵩題額，於是便有了迄今尚懸於孔府門額上的“聖府”二字。然而，嚴嵩嗣後由其政敵冠其身的“奸臣”之名，竟成為他的蓋棺定論，正史野史、官書私書多口誅筆伐。圍繞著這塊匾額便又生髮出一些故事來。孔聖人的後裔倒是明白事理，他們尊重事實，既沒有否定嚴嵩對“聖府”的作者權，也沒有將此匾撤下，另請他人重書換上。但一些自視懂得忠奸如同冰炭的好事者不甘於寂寞，於是一個精心編制的故事出籠了：奸臣嚴嵩在朝作惡多端，為鞏固自己地位，竭力與衍聖公府攀結，而衍聖公深明大義不予接納，一次嚴嵩專程前來造訪，衍聖公閉門不見，讓他在門外的一條板凳上冷坐了兩天兩夜，吃了一頓飽飽的閉門羹，嚴嵩臨走時寫下了這塊匾額，衍聖公見嚴嵩人品雖糟，書品倒還不錯，也是其對聖府的一番敬意，便將匾額留下。迄今孔府外還放有一條板凳，據說那就是嚴嵩坐過的，奸臣賊子是不能進入孔府之內的。這真是一個編排絕妙的故事，可謂用心良苦。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先進代表之一，並且上自天文星宿，下至地理人文，堪稱無所不包、無奇不有。不過，在它那千種風情，萬般形態中，的確也有不少在今天看來並不值得效法的東西，我們常說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有些東西，尤其是觀念方面的東西，似乎難以分優劣，而人們又自覺地為其左右。明人何良俊在談及嚴嵩的才學和嚴嵩在文學史上所受不公正對待時，曾經發出過這樣一段感慨：“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莊重，烏可以人而廢之？” 何良俊是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他說這番話時，正值朝中倒嚴勢力佔據上風，繼任首輔徐階等人對嚴嵩進行全面否定和清算，話能說到這個份上，委實難能可貴。

在一個以“善善惡惡”的標準來評價人物是非的社會，一個人政治上的聲名臭了，隨之而來的便註定是對他的全盤否定。由於頭頂著個“奸臣”的帽子，不僅他的文章不足於為人道，他的字——不論其是否為書壇佳制——也都不值得一提，並且為了達到以人廢字的目的，演發出一幕幕令人感嘆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來。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又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因而，“善善惡惡”的儒家評定人物是非的標準便有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人們總是習慣於去把一個人分成好壞或忠奸，對於所謂的好人、忠良，竭力去讚美、頌揚，對於所謂的壞人、奸佞，盡力去斥責、痛罵，這自然是不錯的，然而，當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為尊者諱、親者諱，或者對所謂的壞人、奸佞而以人廢文、以人廢字的時候，這種倫理的標準往往就模糊了事物的是非標準。以“善善惡惡”的標準來行以人廢字之舉，雖貌似忠奸分明、理直氣壯，實則並不高明，歸根結底，還是一種軟弱無知的表現，是不敢接受一個自己不願承認而又確實存在著的客觀事實。在中國歷史上，以人廢字的既不自嚴嵩始，也不自嚴嵩止，這種現象歷史上何其多也，這種現象又何時能休。

曹國慶 原任職於江西省社會科學院，著有《嚴嵩評傳》及《嚴嵩年譜》，原江西省文化廳副廳長。

下面幾個字小編也不知道是哪個J臣寫的：

這是什麼碑？碑力這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