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任性作為網絡熱詞，在社會各個層面發酵蔓延，影響可謂不小。它不僅是時髦，儼然成了一種炒得熱的不能再熱的與世態度和行為方式。雖說任性率真的一面不無可愛，但它作為個人主觀感情色彩濃厚的處事方式，終究屬於世俗生活範疇的非理性行為。其價值追求囿於小我之利害，難以上升到神聖的精神層面。所以說，任性亟須社會理性的約束而非倡導。
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而言，在每個人成長的青澀期，出現一些叛逆和任性的非理性行為，本無可厚非。倘若把任性作為人生座標和價值追求，那種只求一己一時痛快的非理性行為卻與社會文明的倫理要求相悖。它不是將人生的價值指向導入神聖，而是強化人的世俗慾望，貌似追求卓越，最終使人墜入平庸。然而，時下卻有人把任性作為一種價值評判的尺度，以之詮釋歷史，臧否人物。竟然不分青紅皁白，將古代先烈岳飛的精忠報國、譚嗣同的慷慨赴國難，與東晉石崇、王愷比富等量齊觀，皆歸於任性，實在是有些太不靠譜。這完全模糊了神聖與世俗、正義與邪惡、清廉與貪婪、高尚與虛榮、理性與非理性的是非界限，淡化了底線意識，使人們心中最後的精神堅守和價值追求被解構，失去神聖的理想之光的燭照和遵循，做人的境界不是向形而上的提升而是向形而下的淪落，使人醉心於追求感官享受和物質生活的滿足，最終成為甘於世俗乃至惡俗的精神侏儒。
魯迅先生曾經指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岳飛、譚嗣同無疑是中國脊樑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魂魄，是國脈所繫的仁人志士，是千古不朽的民族英雄。儘管死於非命，可死得其所。他們以身許國，義無反顧，“苟利國家生死以”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前赴後繼、綿延不斷、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安身立命的理論根據，大道直行的思想支撐。至於肉體貧血、精神蒼白、暴殄天物，浪得虛榮，貧窮的只剩下錢財，儼然行屍走肉的石崇、王愷輩，其任性的懦怯，豈能與岳飛、譚嗣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同日而語。
這裡需要釐清的不是任性與否的問題，而是信仰的有無決定人格的高下。石崇、王愷之流囤積居奇的貪婪和任性，毫無信仰和精神的支撐，其所張大的是物慾和人的物化。而岳飛、譚嗣同則以其無私無畏、視死如歸的殉道精神，詮釋和求證了他們追求崇高信仰的精神神聖，而絕非世俗的任性和平庸。因為他們心中有道、有信仰、有理想，胸懷祖國，憂國憂民，捨生取義，行動的目的性和價值指向很明確。他們的勇於擔當是清醒的抉擇，而非感情衝動理智的任性與盲從。任性作為唯我是從的行為方式，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個人對自己命運無法把握和掌控的情形下的價值錯位和無奈選擇，與精神神聖相去甚遠。相形於岳飛“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矢志收復國土，以雪靖康之恥的英雄氣魄；較之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以生命和鮮血去殉道的浩然正氣，石崇、王愷輩媚俗的所謂任性，除了假釋天真、賣弄虛榮的非理性做派外，在思想和精神層面，則顯得是那麼的空洞、淺薄、卑瑣、萎縮和蒼白。
直面當前的社會現實，物質生活的充裕與精神生活的相對窮迫，使人們遭遇空前的生存困境。科技理性、大眾文化、商業資本三者合謀綁架了人們的精神生活。道之不行，信仰注水，使得今天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文化關懷，發生了由去神聖化向熱衷世俗的頹變。對物質財富的佔有和享受成了人自我實現的標誌，人在物化的過程中，信仰的神性被悄然消解。迎合甜俗的社會心理訴求，使得任性成為熱詞，大昌其道，就不足為怪了。需要指出的是，先烈們為神聖的信仰而獻身的壯舉，與世俗的任性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範疇，絕不能混為一談。就像再會飛的雞畢竟是雞，縱使處於末路的雄鷹仍然是雄鷹一樣，神聖的信仰與世俗的任性，更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石崇、王愷輩，暴殄天物以標榜自己的富有，是靈魂出竅、精神空虛的出乖露醜，它永遠與崇高和神聖無涉。而岳飛、譚嗣同以天下為己任，迴腸蕩氣的家國情懷，為了信仰、價值、心靈深處的期冀，不惜以身殉道本身就是對世俗的超越，彰顯的是崇高和神聖。所謂任性遠不能囊括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和高貴的心靈。將岳飛、譚嗣同的追求神聖歸之任性，如果不是有意玷汙和貶損，也是對歷史的誤讀誤導，更是對主流價值觀風淡雲輕的顛覆和心知肚明的混淆視聽。
一詞之熱雖小，然旨歸事大。任性不能沒有理性的約束，更不能作為人生追求的價值座標和品評人物的尺度。借任性的泛化，貶損自己的民族英雄，勢必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所以在包容世俗的任性時，切記給人們追求神聖留下空間。因為在矛盾交織、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生活中，要保持理性，辨別是非，明確前進的方向，離不開信仰和理想神聖之光的照耀引導。這不僅關乎每個人的發展，也決定著民族未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