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約：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下）韋力撰

沈約雖然被譽為一代辭宗，但歷史上對他所作的詩賦卻有著兩極的評價，比如梁簡文帝蕭綱在《湘東王書》中稱：“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從此語可知，皇帝都認為沈約和謝朓的詩可以並坐當時天下的頭把交椅，而梁元帝蕭繹論詩也稱：“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這麼說來，沈約是以量取勝，但蕭繹仍然給他評價了個“能”字，即此可證，沈約的詩在當世就廣泛受到讚譽。

餘外，歷代的史書記載中也有不少誇讚沈約的文章，比如《梁書·文學傳序》中稱：“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可能是誇讚太多了，而後就有了不同的聲音，陸時雍就在《古詩鏡》中說：“沈才不逮意，故情色不韻，讀其詞如枯株寡秀。詩須實際具象，虛裡含神，沈約病於死實。”陸認為沈的詩寫得太死了。而葉燮則說得更絕，他在《原詩》中稱：“約詩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沈約寫詩本來就是以量取勝，他寫了那麼多，竟然被業界評為僅有一句稍好，剩下的都不足看。

葉燮說的這句詩出自沈約的《別範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這首詩讀來確實寫得感性真摯，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價該詩說：“一片真氣流出，句句轉，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然而，葉燮把沈約的詩看成僅有這一句可讀，頗有貶斥之嫌，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覺得應該跟鍾嶸把沈約的詩列為中品有關。鍾嶸的《詩品》把天下的詩歌分為了上、中、下三等，他的這部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因此很多人的看法應當來自於鍾嶸的觀點。關於沈約的詩，《詩品》中稱：“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閒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範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鍾嶸的這段話看上去寫得頗為公允，然細品文意，似乎另有所指。他說沈約暴得大名的原因，是那時的一些著名作家各有各的問題，比如：謝朓還沒有名聲在外，而江淹已經過氣了，範雲在詩上也沒能出人頭地。因為這些人都不行，所以才顯得沈約很能。我覺得鍾嶸的潛臺詞是說沈約：因為山中無老虎，所以才使得猴子稱大王，雖然他在當時有名氣，但是在整個詩史中，就是中等水平了。

但事實是否如鍾嶸所言呢？換句話說，鍾嶸對沈約的評價是不是公正的呢？這件事還值得推敲一番，《南史·鍾嶸傳》中有這樣一段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雲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是謝朓未遒，江淹才盡，範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範，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呵呵，這段話說得有意思，原來鍾嶸曾經求過沈約，希望沈幫著自己揚名，但沈卻拒絕了，這當然讓鍾懷恨在心。等到沈約去世後，鍾給沈了一箇中評，《南史》中就認為這是鍾想借此來報一箭之仇。而事實是否如此呢？後世也認為《南史》中的這個說法恐怕靠不住，比如明代的胡應麟就說過這樣的話：“（沈約）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胡應麟認為，沈約的詩作水平也就是那樣，鍾嶸給他箇中評，不算是貶低他。

雖然鍾嶸給沈約的評價沒有想象的那麼高，但後來世人卻對沈約越來越重視，尤袤在《全唐詩話》中說：“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尤袤更看重者，是沈約在音樂方面的貢獻，而胡震亨在《唐音癸籤》中也稱：“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輿沈約聲病之說。”這裡所說的“聲病”指的是沈約極有關係的“四聲八病”之說。

漢語的讀音分為四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而古時候，這四個聲調則是：平、上、去、入，然而入聲字到今天已經在很多地方消失了。四聲的發明者是周顒，然而把這四聲應用於詩作之中，這跟沈約有一定的關係。

據說四聲是從五音發展而來者，中國古代樂律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後中間經過轉變，變為了五聲，再後來，又改變為四聲。那為什麼是變為了四聲，而不是其他幾聲呢？陳寅恪在《四聲三問》中說：“所以適定為四聲，而不為其他數之聲者，以除去本易分別，自為一類之入聲，復分別其餘之聲為平上去三聲。綜合通計之，適為四聲也。但其所以分別其餘之聲為三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按陳先生所說，中國的音就定為四聲比較合適，但他同時指出，中國的四聲其實是從佛經轉讀而來者，這件事跟竟陵八子的蕭子良有較大的關係：“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於京邸，造經唄新聲。實為當時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原來是蕭子良組織了一些僧人制定出了佛樂，在這個過程中也將中國的四聲讀音確定了下來。

其實，早在此前就有人認為是曹植聽到了誦經之聲而製造出了詩調，《法華文句記》卷五中有這樣的說法：“陳思王，姓曹名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歲善文藝，私制轉七聲。植曾遊漁山，於巖谷間聞誦經聲，遠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聲。”但不管怎麼樣，是到了沈約才將四聲讀音跟詩結合在了一起。沈約寫過一部《四聲譜》，可惜這部書失傳了，好在日本高僧空海有《文鏡祕府論》一書，此書流傳至今，裡面引用了不少沈約此文中的說法。可見，《四聲譜》製作出來後，聲韻才得到了標準文本的規範。那個時候“竟陵八友”在一起比賽詩歌，是否也用這個聲律來做標準呢？如果沒有統一的規矩，那他們在比詩時，只求速度而不求質量，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宇文所安稱：“該社團的主要成員對詩歌具有著一些共通的理念，並努力將他們付諸實踐，對聲律的關注是他們的共同點之一。”即此可知，還是有標準在，而這個標準就應當是規範的四聲。

沈約既然制定出了《四聲譜》，那他自己是否嚴格按照這個條文來作詩呢？畢竟還是有認真的人，到了清乾隆年間，紀曉嵐就把流傳下來的沈約所作之詩文，全部用《四聲譜》衡量一番，而後他給出的結論是：“約既執聲病繩人，則約之文章，必不自亂其例。所用四聲，即其譜也。今取其有韻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才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者無一焉。”（《沈約四聲考》序）紀曉嵐真是個認真的人，他用《切韻》將沈約的韻文詩一句句核對，而後列出結果，即此可見，沈約所作的韻文的確是按照自己的四聲理論所創作者。

對於詩詞，“四聲”跟“八病”並稱，所謂“八病”其實就是作詩時不能犯的八種毛病，北宋李淑在《詩苑類格》中稱：“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引）但到了南宋，阮逸對這個說法表示懷疑，他在注王通《中說》中稱：“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而紀曉嵐雖然認為沈約所撰之詩符合其所發明的四聲，但八病卻不是沈約所發明者：“按齊樑諸史，休文但言四聲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所列名目，唯《詩品》載蜂腰、鶴膝二名，《南史》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名，其大韻、小韻、正紐、旁紐之說，王伯厚但據李淑《詩苑類格》，不知淑又何本，似乎輾轉附益者也。”

然而，日僧空海的《文鏡祕府論》中有《文二十八種病》之篇，其中有八種可以跟八病對應的上，並且《文鏡祕府論》中還對這八病作了具體的解釋，我抄錄前幾種如下：

“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犯者名為犯平頭。”

“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為上尾。”

“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

“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以其詩中央有病。”

原文中，每一病都舉有實例，限於篇幅，我就不在這裡抄錄了。從後世的論述來看，基本上還是把八病的發明權給了沈約，因此說，沈約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貢獻是對於詩韻的規範，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中稱：“《選》詩之變為唐詩，則頓也，非漸也。然亦有其漸焉。蓋有鑑於陳、隋之菁華已竭，故褰裳去之。而樑之沈約、江淹，與齊之謝朓、宋之鮑照，實為嚆矢。而《選》以後，雖有作家，如何遜、徐陵、庾信、薛道衡之屬，皆不與焉。觀唐人用韻最嚴，而禮部所頒，斷以樑沈約為主，可知矣！”唐詩之所以冠絕古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運用了嚴格的詩韻，因此人們沒有忘記詩韻的規範者正是沈約。如此說來，沈約可以說是唐詩興盛的奠基人。

蕭統在兩歲時被立為了皇太子，而後其父蕭衍命沈約做蕭統的老師。樑天監二年，沈約在烏鎮建了一座書館，在此給蕭統上課，《桐鄉縣誌》卷二《疆域下·古蹟》中稱：“昭明太子讀書館，即青鎮密印寺，樑蕭統師事吳興沈約，約有先人墓在鳥墩普靜寺，每春歸掃。其返也，帝必遣統迎之，因就築館宇讀書，內有校文臺。後約不自安，遷葬金陵，昭明遂舍館為賢德寺，後改密印。”沈約祖上的墓在普靜寺，他每次回來掃墓時，梁武帝都讓兒子蕭統去迎接，所以在這裡蓋了間房，沈約就近教蕭統學習。後來這座書館倒塌了，到明萬曆年間，烏鎮同知全廷訓特別崇敬昭明太子的才學，於是他就在書館的遺蹟上建造了一座石牌坊，這座石牌坊雖然幾經周折，但總算保留到了今天，我覺得這應當是我尋訪沈約遺蹟的紀念物。於是我來到了嘉興，找到範笑我兄，在他的安排下，我們共同到烏鎮去看這座牌坊。

沈約遺蹟位於浙江省嘉興桐鄉市烏鎮西柵景區內的“樑昭明太子同沈尚書讀書處”牌坊。範笑我請他的朋友顧兄開車，帶我一路尋訪，來到了烏鎮鎮。進入鎮內，立刻感覺到了人氣上的旺盛，滿街都是遊客，車在人縫中緩慢地挪動，這種景緻恍若在去香山看紅葉的路上。顧兄介紹稱，烏鎮門票收入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入賬803萬。他帶我等先去看牌坊的原舊址。

鐵柵欄門裡面的電影院

電影院門前的古河道

電影院旁邊的門牌號

來到烏鎮鎮舊城區，在中心位置有一個小廣場，廣場後面是一個老式電影院式的建築，門楣上的牌匾已經零落了三分之二，僅餘“烏鎮”兩個字。顧兄解釋稱，這就是烏鎮電影院。之前我查到的資料上稱，在上個世紀50年代，烏鎮要修建一座劇院，選址就是在昭明太子讀書處，因此當時把這個牌坊砌在了這個劇院的南牆上，後來這個劇院改為了電影院，而今我來到了此處。在電影院旁邊我注意到一家的門牌號是“烏鎮鎮虹橋村什景塘12號”。顧兄接著稱這個牌坊原來就在電影院門口的平地上，現在這塊平地大半空閒著，僅有一小塊被人用廢棄的磚塊壘成了一畦菜地。

老人向我出示關於牌坊拆遷的記錄

這個小廣場周圍是鐵欄杆，裡面上著鎖，我等只能站在欄杆外向裡張望，裡面有一男一女的兩位老人，主動地過來問有什麼事。顧兄用當地話說明來意，此人很警惕，問我們仨人是幹什麼的，顧兄分別報上了自己和範兄的工作單位，又重點介紹說我是從北京來的專家，特地來考查昭明太子和沈約的牌坊舊址，我聽他這麼一說，於是立即做出專家的持重狀，以配合這種表演。老人聽此情緒立即高昂起來，說自己是這個牌坊的清理人，並且在拆遷牌坊時他看了全過程。話音未落，他掉頭奔跑衝進屋內，十秒鐘之後又衝了出來，拿出來一個牛皮紙記事簿，用力地向我等抖動著，他語速極快地說：“當初拆這個牌坊我做著仔細的記錄，他們怎麼拆的，幾分鐘拆哪根柱子，我全都記錄了下來，你們看我有證據！”他把那個記事簿遞給我看。

詳細的敘述

當年牌坊立在此處的照片

記事簿的封皮上用紅字印著“三線簿”，底下寫著199，我估計後面是要填哪一年，上面用鋼筆潦草地寫著“古玩鑑定介紹，羅晰月主持節目，中央二臺晚6點上午10點”，在封面的下方用同樣的筆體寫著“2004.11.14號上午9點起至15號凌晨3點半，11:30上動，12:30分中動，12:50柱西，1:30柱東捠，2:00柱西捠”。我徵得老人的同意，把這個本接過來，放在旁邊停的一輛摩托車的後座上拍照。老人解釋說，底下記的時間就是那些人拆遷牌坊時的全過程，他邊說邊在院子中蹦來蹦去，用肢體語言向我描述著拆遷時的情形。有個婦女一直站在旁邊看著他直樂，他突然轉頭衝那位婦女說快把照片拿出來，婦女掉頭跑進屋，拿出一張照片，老人生氣地說：“不對！是我跟那個石牌坊合影的照片。”那位婦女又進屋中，拿出幾張，讓老人挑選，他終於找到一張，馬上遞給我看，說這張照片就是他跟那個石牌坊的合影。

看來老人對鑑寶節目有著濃厚的興趣

形象的肢體語言

我謝過老人的指教，向他請教一些個人的信息，他說自己叫戴忠元，今年63歲，原在文化局工作。他所說的拆遷，指的是當地將這個石牌坊拆下來運到景區裡面。這種隨意挪地方的行為，其實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說，並不正確，但正確與否又有什麼用呢？能變成錢才是硬道理，於是蕭統的這件紀念物就放到能夠賺錢的地方去了。

進入了烏鎮景區

找關係買到了團體票

景區內的遊人

驅車來到烏鎮西柵景區，顧兄解釋稱，雖然自己是管理旅遊者，但是烏鎮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以前當地很是落後，自從搞了水鄉開發後，成了當地最主要的財政收入，因此政府又規定無論什麼人一律不能免票，即使各地要招待相關領導，也需要先買票然後再由財政劃撥。他一邊解釋但還是不死心，仍然給自己的一個朋友去了電話，來到景區門口，可謂人海如潮，停車場找個車位都不容易，他還要出示自己的證件，才把車開了進去。到售票處找朋友，他朋友說可以半價，進內找到此人，帶我等到售票處，看到窗上貼著的價格，散客180元，團體120元，顧兄最終購買了團體票的半價60元，我趕快把錢遞過去，他堅決地給我塞了回來，讓朋友又費時間又費錢，這讓我有些過意不去。

老建築

這裡叫“昭明書院”

蕭統像擺在了這裡

購票入內，進門便是排隊等船，為了突出景區特色，所有的遊客坐船才能進入主景區，等船的遊客太多，我問顧兄可否繞過去，他說旁邊有施工的棧道。沿棧道步行入內，看到了旁邊正在建一個外形超現代的大堂，顧兄解釋稱這是大劇院和木心美術館，進入景區需要經過長長的仿古老街，顧兄稱裡面的正式工作人員就有三千多人，所以說收這麼高的門票，其實也有些道理。

終於看到了石牌坊

上面的字跡

捐助單位中沒有個文化部門

來到景區深處，看到昭明書院匾額。由此進入，廳的正中有個佛龕狀的擺設，裡面有半身雕像，底下的介紹牌說是蕭統。何以建成這麼個制式，旁邊的說明牌未見解釋。沿此穿過進入後院，在院子的正中，就看到了那個古老的石牌坊，牌坊的上面寫著四個大字“六朝遺勝”，下面的一行小字則寫著“樑昭明太子同沈尚書讀書處”。雖然這裡不是原址，但畢竟還是原物，也值得讓我感慨一番，石牌坊的旁邊還立著一個小的說明牌，上面寫著：石坊建於明萬曆年間，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桐鄉水泥廠、烏鎮絲廠、烏鎮酒廠、烏鎮鍋廠資助重修。可惜這個落款兒沒有一個是文化部門。

老匾額

這裡還有幾塊

新修的太學

幾份報紙頗有品味

水鄉

石牌坊後是新建的書院，書院為兩層的仿古建築，裡面懸掛著一些舊匾，細看之下，倒都是原物。右手是一個環形的廳，牌匾寫著“太學”，底下以環形的方式擺列著書架，陳列的書則全是新書。我注意到旁邊的一個報刊架上，掛著四種報紙，自上而下依次是《文匯讀書週報》、《參考消息》、《南方週末》和《中華讀書報》。由此看來，現在書院的管理者還真是個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