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大街的上海阿拉
朱文傑
一
繁華莫過東大街，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尤其西安東大街鐘樓之東，這裡號稱西安一類商業區。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裡的特點就是上海味特別濃。一個是位於此的上海醬園，一個就是大上海理髮店。都以上海命名，招牌響亮，真正的叫人一聽難忘。
我住西安西頭，即西南城角的那條巷子叫四知村，雖然是城圈內以村子命名的，帶點鄉村野趣的地方，但巷子裡四十年代就建了不少洋房，玻璃窗子玻璃門，還有電燈，加之四處都有菜園子環境還湊和。所以，居民中至少有六七家都來自上海，與街巷當地居民處得都很融洽。我們聽慣了上海話，上海人愛自稱“阿拉上海人”。 而“阿拉”是我的意思。因之我們就把上海人叫“阿拉”。而東大街才真正是上海“阿拉”的天下。
西安外地人中河南人多，可上海人也不少。首先是上海交通大學整體搬遷西安，搖身一變成了西安交通大學。據說當年修建的興慶公園，就有專門為交大教職員工中的上海人服務的意思。這幾年西安有一部秦腔戲《大樹西遷》寫的就是。
東大街解放市場靠東，有一家寧波人開的江浙風味的大華飯店，這家創建於上海，後又在西安設分號的飯店，創建於二十年代初期。原址在今西安市南新街。飯店以經營江浙菜餚和陝西名菜為主。由於經營有方，在西安小有名氣，慕名而來的社會名流、黨政要員絡繹不絕。國民黨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就曾於1934年為大華飯店親筆提名鐫碑。使大華飯店一時名聲大振。
建國後，1950年由寧波人倪子賢等人將大華飯店全部買下，在東大街現址重新開業。新大華飯店選料精良，製作考究，特別是章財祖的燒魚、燒魚肚、海三鮮、芝麻肉；郭蓮芳的小籠包餃、燒魚等深受顧客歡迎，生意日漸紅火。 還有大華飯店傳統名菜炒鱔糊、紅燒全魚在省、市同行業評比中屢次奪魁。錢江肉包、西湖醋魚、鳳尾海蔘、白汁魚肚、叫化童雞、魚圓湯、芙蓉魚片、海味蒸餃、雞肉包子等10多個菜點1990年被評為市十優品種。
1985年大華飯店將過去舊房屋翻建成仿古式的二層建築，營業面積由過去的700平方米增加到1156平方米。1989年又開設了一個有20間客房的豪華型旅館部。1992年在全國第三屆烹飪大賽中特一級廚師楊友林製作的“草船借箭”和“青蛙戲水”被定為國優品種，獲銀獎。
大華飯店這些珍饈佳餚、名優菜點，我無緣品嚐，而讓我念記的是六七十年代大華飯店的蝦肉包，那可是東大街留給西安人最美味的誘惑。當年能在大華飯店臨街賣包子處買一個蝦肉包子，那可是最爽意的美事了。記得一次人多，排隊的在街上繞了一大圈，不時還有人插隊，我看著一時也買不上，又不願去擠著插隊，只有走人。於是到鐘樓食品店買了一包天津豆，邊走邊吃，安撫一下咕咕叫的肚子，解個饞，那顧得上吃相雅不雅。
騾馬市街口有一家東亞飯店，名氣似乎更大。1916年創建於上海南京路，1956年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為支援西北建設，內遷西安。七十年代末東亞飯店成為西安市首家旅遊涉外飯店，接待過美國總統尼克松等外國元首。還有上海人愛吃的年糕，當年偌大一個西安，只有東亞飯店春節前供應幾天，搞得許多上海阿拉半夜兩三點就去排隊。
我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銅川市歌舞劇團的同事陳小光，當年被譽為“鐘樓底下的鳥”，據他回憶：“我家離東亞飯店、解放市場、西安越劇團就幾分鐘路，從小就吃東亞飯店的甜、鹹豆漿，油條，小籠包子及上海餛飩，東亞飯店的炒菜更是色香味濃。”2017年我們相約聚會，他還說：“不知東亞飯店現在還營業嗎？這次回去得搓上一頓。”
二
早年東大街上有兩家食品店，都以賣糕點、菸酒等聞名一時。一家是天生園，另一家便是上海醬園，當然也賣上海風味帶點甜的精品醬菜。兩家店 “從三十年代開始經營，是當時西安市同類商店中最大的兩家店。”最先時上海醬園離鐘樓近，就在現在鐘樓盤道的位置。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鐘樓盤道第一次拓寬，上海醬園因位於盤道以內，被拆遷到靠東一點的新址。我1965年在今天開元商場位置上的鐘樓食品店打工時，就聽說鐘樓食品店的前身是上海醬園。
天生園也是從上海遷來的，開始在鐘樓東，路南第一家。有在東大街住了一輩子的老人回憶，五十年代 “天生園” 搬到騾馬與解放市場之間。以後改名為兒童食品店。《西安市志》記載：“西安市兒童食品商店，位於東大街360號。原名天生園醬園，建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另外，我記得東廳門中段路南有一家名為天生園的食品廠，我在鐘樓食品店或南門外南關糕點門市部勞動鍛練時到這家廠進過貨。
而上海老字號的冠生園，曾經西安的東大街也有一家掛著“冠生園”招牌的食品銷售店。
再有亨得利鐘錶行，是西安的老字號。1931年，浙江寧波人許庸令先生在南院門購進鼎立商館鋪底，開設“亨得利”鐘錶眼鏡公司，是西安第一家大型鐘錶店。我想，這個西安的亨得利，和1915年創辦於上海的百年老字號的亨得利鐘錶店肯定有點淵源。
我中專同學俞喚平回憶：“亨得利鐘錶店的資方代表姓應，寧波人，他兒子當年也和我一樣，分配到安康工作。”
東大街這一帶有不少店都有上海來的員工，例如：鐘錶縫紉機批發部、克利時裝店、白玫瑰理髮店，需要說明的是西安不少企業，如臨潼的標準縫紉機廠、西郊遠東公司、南郊的風雷儀表廠、蝴蝶手錶廠等等，都是從上海支援西北遷來的。
當然了，西遷的工廠、研究院所還有不少上海人。我小學同學黃志偉的父親，是個高級油漆技師，一月工資360元；當年黃志偉的母親周仲芸在東大街的新中華甜食店當營業員，記得黃阿姨人洋氣，長得像電影院前廳裡掛的上海電影明星。我曾跟著志偉去甜食店吃過黃阿姨給買的元宵。“新中華甜食店”地址在東大街，被譽為“元宵大王”。隔壁是大同園浴池。1988年“黑芝麻元宵”獲國內貿易部最高獎“金鼎獎”，1993年榮獲“中華老字號”稱號。當然現在找不見了。
上海阿拉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一直很好。有人稱讚，也有人貶損。什麼：“阿拉上海人，中國的精神貴族。讓本地人羨慕嫉妒恨。”“上海人很精明，過日子也很精細，小菜做得精緻呢。尤其是男士愛幹家務活，炒菜做飯都有一套，還有的能邊走路邊織毛線，手指十分靈活。比“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那種陝西男人強多了。也有一作家寫文章遭踐：“上海人買了個滷雞爪，坐火車能從上海啃到西安。”還有人聽不懂上海話，嫌聒噪得很，就說：“上海鴨子呱呱叫。”實際這句俗語從“趕鴨上架呱呱叫”而來。後來“呱呱叫” 演變為形容極好、事幹得漂亮。確實上海人聰明能幹，幹活辦事也呱呱叫！
三
那年月東大街的大上海理髮店，演繹著東大街的摩登時代。《西安市志》記載：大上海理髮店“位於東大街446號，建於1950年。營業面積500平方米，職工64人，其中高中級美髮師27人。一樓經營理髮工具、美容儀器、化妝品，二樓為男賓部，三樓女賓部，可同時接待百名以上顧客。”
因我姑姑家一位表兄1963年前後就到大上海理髮店學理髮，所以我經常去玩，我表兄叫徐忠勇，是店裡高級理髮師。所以我對這家店熟得不能再熟。到了八十年代大上海理髮店遭遇過一場火災，火燒財門開。火後，我表兄就當上了大上海理髮店的總經理。那一年，大上海理髮店改名為大上海美髮廳。我跟表兄開玩笑：你們大上海升為廳級，你應當是廳長了。引得我表兄哈哈大笑。
東大街上的理髮業，還有白玫瑰理髮店，那可是和大上海理髮店並肩齊名，一時瑜亮，領西安風騷，數一數二的頂級名店。
白玫瑰理髮店歷史悠久，《碑林區志》記載：民國26年（1937年），上海霞飛路白玫瑰理髮店技師屠國才在西安大差市口北創辦了白玫瑰理髮店。次年，上海福西路白玫瑰理髮店燙髮技師王兆江來西安加入白玫瑰理髮店股份，並開展了西安第一家燙髮技師服務項目。民國28年，王兆江接收了該店全部股份，到西安解放前夕，已成為配備14只坐椅、16名工人、營業面積為80平方米的理髮店，在西安同行業中享有很高聲譽。”從《碑林區志》記載看，白玫瑰理髮店才是從上海遷過來的最正宗的上海老理髮店呀！
值得一說的是《陝西省志•商業志》“理髮業”條記載：陝西理髮業的“名店——大上海理髮店、大光明理髮店、白玫瑰理髮店。”哈哈！三大名店全匯聚在西安的東大街上。大光明理髮店曾經位於東大街333號，可惜八十年代末，關門改制，散攤了。
有人說這幾家理髮店把上海的“摩登”帶進老西安，但當年也可以說是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帶進西安。因之當年明文規定禁止女士“燙髮”，男士“不理大包頭、沖天炮、分頭、派克，不許留須，不留鬢角”等等。這在《陝西省志•商業志》中有記載：“1964——1965年，根據商業部（64）商飲服字第019號通知精神，抵制‘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對理髮業進行整頓，燙髮再次被取消。規定髮型必須是‘樸素、大方、整潔、方便’ ……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左’思想影響停止燙髮，男發不理大包頭、沖天炮、分頭、派克，不許留須，不留鬢角，婦女也多是‘柯湘頭’。”所謂“柯湘頭”。即當年的八個樣板戲之外，準樣板戲的京劇《杜鵑山》中的女主角柯湘的髮型。
就是到了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兩年後，改革開放都已開始時的 1978年，燙髮業務恢復了，但燙髮要按統一標準燙，不準私自“標新立異”。燙髮對象只限於演出角色需要的演員，以及華僑、外賓和留學生。我們對小小的一個“燙髮”，如臨大敵般地封殺，如此荒誕，時間從1964年 到1978年長達十四年呀！我寫下這些，不是為了懷舊，而是唯願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
四
再說西安越劇團，創建於1956年。由陝西省和西安市申請，國家文化部批准，上海市文化局在上海新新越劇團的基礎上，又由上海越劇院、上海合作越劇團等十六個文藝團體抽調了一批演職人員組建成立。團長高劍琳，副團長許瑞春，演職人員（當時）一百餘人，行當齊全，陣容整齊。主要演員都是上海及江南一帶的著名演員。曾多次榮獲陝西省戲曲會演、現代戲會演的一等獎，還獲得過全國先進集體和全國三八紅旗單位等光榮稱號。被譽為江南香花北地開，當年不但在西安影響深遠，豐富提高了西安的舞臺藝術的質量，就是在上海、江浙一帶也頗具影響。
越劇，這種屬於上海阿拉的戲，代表著上海人的精神、氣質、神韻，極具江南靈秀之氣，唯美典雅，風靡世界。
越劇落戶西安三十餘年，也受秦腔等劇種的影響，在劇目建設上很快發生變化，並顯示出了自己的特點。參照秦腔名劇《遊西湖》改編的越劇《紅梅記》，學習秦腔吹火絕技，1959年赴京參加國慶十週年獻禮演出，使首都專家和觀眾耳目一新。根據陝西碗碗腔傳統戲《萬福蓮》和秦腔《女巡案》改編的越劇《女皇別傳》，於1961年回江南匯報演出，風靡上海。後根據秦腔《奪錦樓》改編的《錦樓奇緣》，移植的秦腔名劇《三滴血》，以及根據同名豫劇改編的《紅珠女》等，突破了越劇的傳統題材侷限，也豐富了越劇原有的表演藝術，受到新越劇觀眾的歡迎。
三十年來西安越劇團演出各類劇目150多個。有越劇傳統劇目《梁山伯與祝英臺》《紅樓夢》《孔雀東南飛》《西廂記》等，現代時裝戲《家》《啼笑姻緣》，創作劇目《唐太宗》《紅梅閣》《瓊宮戀》等，深受觀眾歡迎和喜愛。《梁山伯與祝英臺》一劇1956年參加陝西省第一屆戲劇觀摩演出大會，演出、導演、舞美、音樂均獲一等獎，主演高劍琳、曹玉珍、許瑞春獲演員一等獎，姚月紅、胡少鵬獲演員二等獎。先後到北京、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河南、四川、江蘇、浙江、上海等地巡迴演出。
當年越劇團的演員，個個時髦漂亮，這一幫子上海來的阿拉中的娘子軍，給西安真正帶來了摩登。她們列隊從東大街上穿過時，會引起路人睜大眼睛尾隨圍觀，當年就讓我明白，什麼叫驚豔，什麼叫吸引眼球。她們形成了東大街一道最為靚麗的風景線。
人群中有年輕人伸出大拇指高聲稱讚，還有說俏皮話的：“越劇團的阿拉演員，脊背後頭一望，把人美死咧，前頭迎面一瞧把人愛死咧。唉！一下兩條人命。”有的說：“全是清一色，挑梢子的大美人——‘頁子板’。”什麼叫“頁子板”？好像是讚美一個人亮麗標緻的意思，我本來以為是回民話，後諮詢一回民同學，他搖頭否定，但給我說“頁子板”就是三十年代那種被稱作老爺車的轎子車車頭烤了漆賊亮賊亮的前檔板。我小時聽過也不知對不對。
當年我碰到一個年輕小夥子，盯著幾個越劇團風姿卓約的女演員一直不放，人家都走遠了他還緊盯著人家的背影在發呆，他一個同伴拿手掌在他眼前晃了幾下，說：“咋啦？魂丟咧！吸到眼窩裡拔不出來咧。”
“文革”初劇團被解體，後1978年恢復。1981年劇團以新的演員陣容，新的演出劇目，演遍南京、上海及江南一帶。但令人遺憾的是，還是在1987年被撤銷而解散了。
因為西安有那麼多上海啊拉與我們同居一城，讓我從小就接受到海派文化全方位的薰陶和影響，拓寬了我的思維意識的境界，摒棄了老陝固有的因循守舊和墮性，當然應該是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包括讓我也喜歡上了越劇，包括其細膩如水的柔美，煦風和暢的溫潤，長於抒情的懦雅，這些越劇獨有的藝術風格。因之我也記往了不少越劇名角和優秀唱段，《紅樓夢》《梁祝》的王文娟、徐玉蘭。越劇電影至少看過五六部，除過《紅樓夢》《梁祝》還記得有《追魚》《柳毅傳書》《王老虎搶親》。七十年代我參加全省文藝調演，還觀摩過西安越劇團創作排演的越劇現代戲。
西安越劇團雖然解散了，但西安仍然活躍著一大批越劇藝術愛好者，他們自籌資金、設備和資料，於1999年通過西安市文化局審批成立了“西安越劇藝術團”，駐地在西安市案板街，是否為西安保留下越劇之根苗，我們翹首以待。
有人拿東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我以為六七十年代的東大街已經有了南京路的範兒了。我以為，鐘樓之東這一段，就是上海阿拉的世界，無疑給人們已留下點“半里洋場” “不夜城”“小上海”的感覺。可現在的東大街更現代豪華了，但這種以前獨有的味氣卻變異了。
2011年 3 月24日--25日第一稿
2017年10月26日--28日第二稿
2019年2月26日--27日修訂補充
朱文傑：1948年生於西安，西安市文史館館員、“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詩書畫研究會名譽會長、西北大學中國節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磚漢瓦研究會副會長。系中國作協會員、國家一級作家。出版詩集《哭泉》《靈石》《夢石》《朱文傑詩集》（上、下卷）；報告文學《老三屆採訪手記》；散文集《清平樂》《拾穗集》 《長安回望》《吉祥陝西》（上、下卷），《郵票上的美麗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