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穀物”和“絹帛”為何能一度取代錢幣，成為硬通貨？'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蜀錦
鄧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提到了蜀國國庫中的米、金銀、絹帛存量，可就是沒有提到有銅錢的事，而他又不是貪贓枉法之人。可見，當時劉備發行的“直百錢”，早已經在蜀國銷聲匿跡了。
三、吳國銷燬的“大錢”
吳國與蜀國一樣，也有一段鑄造“大錢”的歷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鑄造了一種名叫“大泉五百”的錢幣，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
從“五百”和“當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額：分別與當時的五百個和一千個五銖錢等值！
這兩種貨幣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漢一樣，也是快速的從民間聚斂財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樣明顯，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也引起了民間的激烈反抗。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蜀錦
鄧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提到了蜀國國庫中的米、金銀、絹帛存量，可就是沒有提到有銅錢的事，而他又不是貪贓枉法之人。可見，當時劉備發行的“直百錢”，早已經在蜀國銷聲匿跡了。
三、吳國銷燬的“大錢”
吳國與蜀國一樣，也有一段鑄造“大錢”的歷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鑄造了一種名叫“大泉五百”的錢幣，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
從“五百”和“當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額：分別與當時的五百個和一千個五銖錢等值！
這兩種貨幣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漢一樣，也是快速的從民間聚斂財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樣明顯，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也引起了民間的激烈反抗。
大泉五百
於是，赤烏九年（公元246年），孫權下令：“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孫權正式將“大錢”全部銷燬，鑄造成為器物，結束了它們的歷史使命。
而沒有了金屬貨幣，穀物和絹帛等實物貨幣，則成為吳國人民的主要貨幣。
比如，孫吳後期的東吳後期佞臣何定，曾“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絹帛）。”（《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諸將為了討好佞臣何定，不惜千里購犬，其價格高達數千匹絹帛，參照上文中胡威以一匹絹作為盤纏的例子，其價格絕對驚人。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蜀錦
鄧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提到了蜀國國庫中的米、金銀、絹帛存量，可就是沒有提到有銅錢的事，而他又不是貪贓枉法之人。可見，當時劉備發行的“直百錢”，早已經在蜀國銷聲匿跡了。
三、吳國銷燬的“大錢”
吳國與蜀國一樣，也有一段鑄造“大錢”的歷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鑄造了一種名叫“大泉五百”的錢幣，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
從“五百”和“當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額：分別與當時的五百個和一千個五銖錢等值！
這兩種貨幣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漢一樣，也是快速的從民間聚斂財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樣明顯，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也引起了民間的激烈反抗。
大泉五百
於是，赤烏九年（公元246年），孫權下令：“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孫權正式將“大錢”全部銷燬，鑄造成為器物，結束了它們的歷史使命。
而沒有了金屬貨幣，穀物和絹帛等實物貨幣，則成為吳國人民的主要貨幣。
比如，孫吳後期的東吳後期佞臣何定，曾“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絹帛）。”（《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諸將為了討好佞臣何定，不惜千里購犬，其價格高達數千匹絹帛，參照上文中胡威以一匹絹作為盤纏的例子，其價格絕對驚人。
大泉當千
此外，還有以穀物為貨幣的例子。《晉書·陶璜傳》記載：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
合浦郡因為沒有農田，百姓用珍珠跟商人換米，但吳國禁絕以後，當地百姓竟然出現飢困，並沒有用金屬錢幣購買米的現象。
四、穀物和絹帛為何能成為通用貨幣
三國時期，穀物、絹帛代替錢幣，成為通用貨幣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了後來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直到隋唐重歸一統，才告終結。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1、三國承接了漢末貨幣的崩潰狀態。曹操、曹丕父子恢復“五銖錢”但以失敗告終。這說明，貨幣問題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無法在段時間內徹底解決。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蜀錦
鄧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提到了蜀國國庫中的米、金銀、絹帛存量，可就是沒有提到有銅錢的事，而他又不是貪贓枉法之人。可見，當時劉備發行的“直百錢”，早已經在蜀國銷聲匿跡了。
三、吳國銷燬的“大錢”
吳國與蜀國一樣，也有一段鑄造“大錢”的歷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鑄造了一種名叫“大泉五百”的錢幣，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
從“五百”和“當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額：分別與當時的五百個和一千個五銖錢等值！
這兩種貨幣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漢一樣，也是快速的從民間聚斂財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樣明顯，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也引起了民間的激烈反抗。
大泉五百
於是，赤烏九年（公元246年），孫權下令：“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孫權正式將“大錢”全部銷燬，鑄造成為器物，結束了它們的歷史使命。
而沒有了金屬貨幣，穀物和絹帛等實物貨幣，則成為吳國人民的主要貨幣。
比如，孫吳後期的東吳後期佞臣何定，曾“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絹帛）。”（《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諸將為了討好佞臣何定，不惜千里購犬，其價格高達數千匹絹帛，參照上文中胡威以一匹絹作為盤纏的例子，其價格絕對驚人。
大泉當千
此外，還有以穀物為貨幣的例子。《晉書·陶璜傳》記載：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
合浦郡因為沒有農田，百姓用珍珠跟商人換米，但吳國禁絕以後，當地百姓竟然出現飢困，並沒有用金屬錢幣購買米的現象。
四、穀物和絹帛為何能成為通用貨幣
三國時期，穀物、絹帛代替錢幣，成為通用貨幣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了後來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直到隋唐重歸一統，才告終結。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1、三國承接了漢末貨幣的崩潰狀態。曹操、曹丕父子恢復“五銖錢”但以失敗告終。這說明，貨幣問題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無法在段時間內徹底解決。
五銖錢錢範
而劉備發行的“直百錢”、孫權發行的“大泉當千”，其實都有董卓發行“小錢”的影子。他們出於牟利而發行錢幣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本國貨幣系統的混亂。
2、三國的分裂狀態促進了貨幣的混亂。在三國時期，各國紛紛鑄造自己的錢幣，但這些錢幣不但沒有促進各國貨幣系統的向好，反而使其更加混亂。而即便是有“良幣”出現，也會因為民間盜鑄或者敵國惡意盜鑄，使得“劣幣驅逐良幣”。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並起。董卓入京以後，為了快速攫取財富，廢止了兩漢時期的五銖錢，改鑄併發行了一種“小錢”，一舉使得當時的貨幣系統進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志·董卓傳》）
換句話說，董卓通過用一種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幣，代替了原來的五銖錢，以此達到斂財目的，最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漢末貨幣市場的崩潰。
五銖錢
錢幣雖然迅速衰微，但這樣兩種實物——“穀物”和“絹帛”卻依然堅挺，在三國時期，它們不僅與錢幣分庭抗禮，還屢屢趕超和取代之，成為主流“硬通貨”。
一、魏國以谷帛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漢丞相後，廢除了董卓的“小錢”，繼續延用原來的五銖錢。但是，一個問題卻出現了，即穀賤傷農：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廢除小錢是好事，為何卻造成這種負面效果呢？
糧倉
《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己。”
因為東漢朝廷很長時間沒有鑄幣，市面上現存的五銖錢本來就很少，其購買力也因此顯著提高。相對應的，糧食價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後，曹丕繼承曹操的遺志，繼續推行五銖錢，然而僅僅7個月後也宣告失敗，於是他“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書•食貨志》），社會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較原始的“物物交換”狀態。
曹操與曹丕
以糧食作為流通貨幣非常好理解，因為它能直接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列國為招募賢才，均是以糧食作為俸祿，由此出現了糧食計量單位“石”。漢代，官員以“石”表示職級的大小領取俸祿。
而以“絹”則並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古代百姓多穿麻。“絹”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大額貨幣，我們以魏明帝時期一次“買官事件”為例，當時護軍將軍蔣濟負責提拔武官，因而成為眾多武官的賄賂對象。
《三國志·夏侯尚傳》記載：“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說，牙門官、百人督這種職務，其“價格”都是以絹的匹數作為單位的。
而且，絹也是當時可以拿出去花的貨幣，《晉書·胡威傳》記載，當時荊州刺史胡威到荊州去上任，因為沒有盤纏，其父胡質“賜絹一匹為裝”，胡威問父親：“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胡質說：“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
絹帛紡織
一匹絹可以當遠行的路上盤纏，可見在當時，絹確實已經成為流通貨幣。胡威已經做到州刺史一級的官員，還對父親家中藏有一匹絹而感到驚奇，說明絹的購買力確實不俗。
儘管穀物和絹帛可以成為當時的流通貨幣，但是其缺點也非常明顯。相比較於金屬貨幣，雖然民間盜鑄現象也層出不窮，但是其技術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而像穀物和絹帛，其作假門檻卻低了許多，尤其以穀物為易。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竟溼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穀物上作假，僅僅用一盆涼水就夠了。因此，後來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屬貨幣，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書·食貨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五銖錢，再一次被魏國皇帝請了出來。
二、蜀國消失的“直百錢”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為成都之主。經過幾年戰爭，劉備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這時，川蜀人士劉巴向劉備提建議——鑄“直百錢”。劉備欣然採納，最後結果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資治通鑑》）
劉巴不是劉謙，當然不會變魔術。他讓劉備鑄的“直百錢”乃是一種大額的銅錢，其面值遠遠大於實際金屬的價值。
因而，這種貨幣一發行，就起到了短時間內聚斂民間財富的目的。但是，這種方式乃是“飲鴆止渴”，必不得長久。
劉備劇照
於是，反而是“絹帛”，日益成為蜀國的常見貨幣。比如諸葛亮曾經在給劉禪的上表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財產：“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傾......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在這裡並沒有說自己死後家裡剩下多少錢，而是說有多少帛，可見這個時期重臣們的“家無餘財”，指的就是沒有“絹帛”了。
另外一個證明蜀國的流通貨幣史絹帛的例子，則聽起來比較悲傷。鄧艾在滅蜀以後，清點蜀國國庫，說其中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採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三國志》注引《蜀記》）
蜀錦
鄧艾在給皇帝的上書中，提到了蜀國國庫中的米、金銀、絹帛存量，可就是沒有提到有銅錢的事，而他又不是貪贓枉法之人。可見，當時劉備發行的“直百錢”，早已經在蜀國銷聲匿跡了。
三、吳國銷燬的“大錢”
吳國與蜀國一樣，也有一段鑄造“大錢”的歷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鑄造了一種名叫“大泉五百”的錢幣，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
從“五百”和“當千”，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額：分別與當時的五百個和一千個五銖錢等值！
這兩種貨幣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漢一樣，也是快速的從民間聚斂財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樣明顯，不僅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也引起了民間的激烈反抗。
大泉五百
於是，赤烏九年（公元246年），孫權下令：“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孫權正式將“大錢”全部銷燬，鑄造成為器物，結束了它們的歷史使命。
而沒有了金屬貨幣，穀物和絹帛等實物貨幣，則成為吳國人民的主要貨幣。
比如，孫吳後期的東吳後期佞臣何定，曾“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絹帛）。”（《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諸將為了討好佞臣何定，不惜千里購犬，其價格高達數千匹絹帛，參照上文中胡威以一匹絹作為盤纏的例子，其價格絕對驚人。
大泉當千
此外，還有以穀物為貨幣的例子。《晉書·陶璜傳》記載：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
合浦郡因為沒有農田，百姓用珍珠跟商人換米，但吳國禁絕以後，當地百姓竟然出現飢困，並沒有用金屬錢幣購買米的現象。
四、穀物和絹帛為何能成為通用貨幣
三國時期，穀物、絹帛代替錢幣，成為通用貨幣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了後來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直到隋唐重歸一統，才告終結。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1、三國承接了漢末貨幣的崩潰狀態。曹操、曹丕父子恢復“五銖錢”但以失敗告終。這說明，貨幣問題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無法在段時間內徹底解決。
五銖錢錢範
而劉備發行的“直百錢”、孫權發行的“大泉當千”，其實都有董卓發行“小錢”的影子。他們出於牟利而發行錢幣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本國貨幣系統的混亂。
2、三國的分裂狀態促進了貨幣的混亂。在三國時期，各國紛紛鑄造自己的錢幣，但這些錢幣不但沒有促進各國貨幣系統的向好，反而使其更加混亂。而即便是有“良幣”出現，也會因為民間盜鑄或者敵國惡意盜鑄，使得“劣幣驅逐良幣”。
五銖錢錢範
3、銅資源的緊張和管制不易。銅資源短缺是三國時期各國面臨的共性問題。這導致了各國鑄造的新錢嚴重不足，從而一定程度上迫使統治者鑄造大額的“大錢”和不足值的“小錢”以改善這種狀況。而且，銅在當時還可以被用來鑄造銅像、兵器等器物。因此，對民間收集銅幣改鑄他物，朝廷管制起來十分不易。
而與錢幣這些缺點相比，穀物和絹帛的價值相對穩定，還歷來是國家富強、百姓富裕的體現。這也是它們能夠代替錢幣的一個重要原因。
參考資料：《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