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由胡玫執導、周潤發主演的電影《孔子》劇照。
《先秦儒法源流述論》
作者：韓星
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6月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的時代，學界一般把儒學看成是諸子之一。由於這一時期禮崩樂壞，社會裂變，諸侯爭霸，戰爭頻仍，中華民族在理性思維上發生了一個大爆發，學界常引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和帕森斯的“哲學的突破”之說來闡發其意義。從學術形態來說，此前是王官之學，春秋戰國是百家之學。從思想形態來說，此前是“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春秋戰國是“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
有述有作
孔子集上古以來文化之大成
傳統上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但實際上孔子儒家與其他諸子不可同日而語。
首先，從學術傳承上看，孔子整理“六經”，自稱“述而不作”，是對上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全面繼承，《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言“孔子之謂集大成”，是說孔子思想學說“集”了他以前中國文化之“大成”；而諸子只是對六經某一方面的傳承與發揮，是“《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第二，孔子在傳承中有創新，所謂“述而不作”實際上是“有述有作”，“述中有作”，開創了後來注經的學術傳統——經學，遂形成了儒家學派。以經學為基礎的儒學更多地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而諸子沒有系統的經學傳統，最多隻是引用“六經”的片言隻語表達一家一派的個人觀點。第三，孔子還以古代聖王之道為理想，以個體生命的擔當，聖人人格的提升完成了道統、經典和聖人三位一體的儒家學說體系構架，為後來的儒學發展奠定了規模和典範；而諸子大多不講道德人格的建樹，多以一己之私論試圖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說：“古代聖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與其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孔子皆融會貫穿之，以造成偉大之學派。”（熊十力，《熊十力別集·讀經示要》，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錢穆先生也說：“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錢穆《孔子傳·序言》，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9月）因此，儒家產生之時即便作為諸子之一，但由於孔子對六藝、六經的情有獨鍾，遊文於六藝之中，體道於六經之中，就使得儒家一形成就具有超越其他諸家的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和深厚的學術文化基礎。
孔子的思想非常豐富，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進行歸納，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概括其思想體系的構成：第一是道、德、天（命）、鬼神層面，這是孔子思想的形而上層面。這方面由於《論語·公冶長》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段著名的文字造成了誤解，以為孔子沒有性與天道的形而上的維度，需要正本清源。第二是仁禮中庸層面。這一層面是這樣的結構：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與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被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中和論”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條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標和歸宿；而修己和治人兩大部分思想內容的構建又是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體構建的方法論原則和標準，也是最高理想境界。
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吸引了許多人來求學，形成了很大的勢力。顧頡剛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中說：“孔子是一個有才幹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熱誠的人，所以眾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聖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因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傳，所以他的人格格外偉大。自孔子殃後，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種極大的勢力，號為儒家。”於此可知，儒家的形成，實與孔子的個人人格有著莫大的關係。這些及門弟子中，如若粗略分類，大概可以分為這樣幾種：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現出眾的，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頗為出眾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語方面成就出眾的，如宰我、子貢；四是在文獻傳承方面有突出成績的有子游、子夏。還有其他一些頗負盛名的弟子，總的看來都是個性各異，各有特徵，學有所長，術有專攻，這便為儒家的後來發展與分化埋下了伏筆。
孔門後學
從“內”“外”不同路徑形成影響
孔子去世後的實際情況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做了簡潔的描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真正能“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者，只有“威、宣之際”的“孟子、荀卿之列”而已。對於孔門弟子的實際分化情況，《韓非子·顯學篇》有一個大概的描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顯然，這裡的儒學八派已不僅指孔子的及門弟子，而且應該包括韓非所處的時代即戰國時期儒學的情況。
現代一般學者都按學術傾向把孔門後學分為“主內派”和“主外派”。“主內派”以曾子為開山，到了子思在孔子去世後形成了一個小高峰，影響到孟子，形成一個大高峰，其思想傾向重仁、內省，明心見性，由孝治推衍為德治、教化，在先秦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宋明以後被認為是儒家的正統；“主外派”是孔子弟子子夏開創的，其思想傾向重禮、博學，重視現實政治參與，發展出法治，對法家的形成影響很大，在先秦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荀子。
孟子曾經自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孟荀列傳》），故在戰國時代，人們就已經將子思與孟子合稱並論，《荀子·非二十二子》就把子思和孟子聯繫起來進行批判。後來，世人將他們所主張的思想，稱之為“思孟學派”。子思的著作，在漢代有《子思子》23篇，後來失傳。今本《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相傳是子思作品。郭店儒簡屬思孟學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學說的重要文獻，補足了孔孟之間思想鏈條上的缺環。
孟子把孔子“仁”的思想發展為系統的“仁政”學說，成為王道的核心內容，作王霸之辨，主張王道，反對霸道，著眼於爭取民心，目的是“保民而王”。為了給其仁政說尋找哲學基礎，孟子提出了性善論，認為每個人都有先天的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四端”的發展與擴充即是仁、義、禮、智“四德”，論證了道德的人性基礎。同時，孟子在“天人合一”的構架下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其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論證了心性與天道的關係。所以陸九淵說:“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荀子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結束時一位站在儒家立場上對先秦諸子進行批判繼承而集大成的人物，是先秦儒家的殿軍。如果說孟子主要發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則主要繼承了孔子的禮。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礎上著重發揮孔子“禮”的思想，注重從外在規範上展開，構建了以“禮義”為核心的思想體系。這是一個以“仁”為基礎，包含了仁、義、禮、樂、法、刑在內的思想體系，注重人道為本的禮義道德，強調體道與修身，發揮禮義的社會政治功能，擔當王道思想的傳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聖人的理想人格為依歸，守護王道政治理想。荀子涉獵廣泛，學識淵博，以儒為本，兼綜儒道墨法名，其思想對秦漢，乃至其後兩千年的中國政治文化影響深巨。而譚嗣同在《仁學》中說“兩千年之學，荀學也”，此說當然是憤激之語，容易引起誤解，其實傳統儒學孔孟之道才是正統，荀學從韓愈開始被認為是“大醇而小疵”，被排斥在儒家道統之外。
【撰文】
韓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國學及儒學、儒教研究，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中國古代思想簡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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