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生命的載體。
為什麼“時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如此打動人心？
面對生命不居時光流逝，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才是人類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
詩人們，特別是中國的詩人們，對時間極為敏感，他們大多對春去秋來夏收冬藏的四季輪迴，帶有一種深深的敬畏。事實上，時間本無生命，四季輪迴乃是純自然行為。但是中國的詩人們，硬是從春夏秋冬的四季輪迴中，看到了人類從青春勃發到皓首蒼顏的生命衰老的過程；硬是從繁花似錦想到了“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無人堪摘”；從“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機想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蒼涼。渾不似西方的詩人，面對生命面對未來的禮讚：“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熱烈。
時間是生命的載體。
為什麼“時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如此打動人心？
面對生命不居時光流逝，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才是人類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
詩人們，特別是中國的詩人們，對時間極為敏感，他們大多對春去秋來夏收冬藏的四季輪迴，帶有一種深深的敬畏。事實上，時間本無生命，四季輪迴乃是純自然行為。但是中國的詩人們，硬是從春夏秋冬的四季輪迴中，看到了人類從青春勃發到皓首蒼顏的生命衰老的過程；硬是從繁花似錦想到了“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無人堪摘”；從“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機想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蒼涼。渾不似西方的詩人，面對生命面對未來的禮讚：“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熱烈。
以農為本的中國人，似乎從一開始就有傷春悲秋的意識。因為，時間總是與收成、與生命緊密相連。所以，傷春悲秋的意識，實際上也是我們對生命的悲劇意識。
在中國哲學中，生命的悲劇意識由來已久。縱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面對奔騰不息的大川，依然傷感地慨嘆“逝者如斯夫”。更別說一貫以冷眼看世界的道家的莊子了。莊子曾經說，人一生下來就註定是個悲劇，是不自由的，因為人永遠無法擺脫物質的羈絆。人類永遠無法擺脫被“屠殺”的悲劇，因為按照莊子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內，你被射中了，那是必然；你沒有被射中，那只是暫時的偶然，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被射中的結局。
從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上來考察，我們發現傷春悲秋的意識，首先來自於《詩經》，來自於南方的《楚辭》。
按理說，春天裡萬物勃發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生命散發著荷爾蒙的味道，秋天天高雲淡意味深長，我們應當歡喜才對，起碼也是淡淡的小歡喜，為何我們會傷春悲秋呢？
我們先來看看《詩經》中的春天。《采薇》中寫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這大概是最早表達傷春情緒詩篇了。在詩中，楊柳依依的春天竟然成為詩人悲傷的起點，中國人的傷春情緒似乎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那麼屈原呢？他是個極為堅強的人，為了楚國他操透了心、傷透了心，但他仍然宣稱自己要“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樣一個狠角色，會不會有傷春悲秋的情緒呢？
有！
屈原在《招魂》中寫道：“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屈原的“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並非僅僅是政治上的絕望，也是一種生命的悲劇意識。屈原在離騷中說得更加明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原來，屈原從春天花木繁茂的背後，看到了生命由盛而衰的悲劇。人們最不能承受的東西，就是美好的東西被摧毀。人類最大的悲劇其實不是必然走向死亡，而是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是留不住四季變化的時間。所以王國維說“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屈原的傷春，到了弟子宋玉那裡，就變成了悲秋的情緒。宋玉在《九辯》中詩意地寫道：“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時間是生命的載體。
為什麼“時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如此打動人心？
面對生命不居時光流逝，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才是人類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
詩人們，特別是中國的詩人們，對時間極為敏感，他們大多對春去秋來夏收冬藏的四季輪迴，帶有一種深深的敬畏。事實上，時間本無生命，四季輪迴乃是純自然行為。但是中國的詩人們，硬是從春夏秋冬的四季輪迴中，看到了人類從青春勃發到皓首蒼顏的生命衰老的過程；硬是從繁花似錦想到了“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無人堪摘”；從“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機想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蒼涼。渾不似西方的詩人，面對生命面對未來的禮讚：“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熱烈。
以農為本的中國人，似乎從一開始就有傷春悲秋的意識。因為，時間總是與收成、與生命緊密相連。所以，傷春悲秋的意識，實際上也是我們對生命的悲劇意識。
在中國哲學中，生命的悲劇意識由來已久。縱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面對奔騰不息的大川，依然傷感地慨嘆“逝者如斯夫”。更別說一貫以冷眼看世界的道家的莊子了。莊子曾經說，人一生下來就註定是個悲劇，是不自由的，因為人永遠無法擺脫物質的羈絆。人類永遠無法擺脫被“屠殺”的悲劇，因為按照莊子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內，你被射中了，那是必然；你沒有被射中，那只是暫時的偶然，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被射中的結局。
從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上來考察，我們發現傷春悲秋的意識，首先來自於《詩經》，來自於南方的《楚辭》。
按理說，春天裡萬物勃發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生命散發著荷爾蒙的味道，秋天天高雲淡意味深長，我們應當歡喜才對，起碼也是淡淡的小歡喜，為何我們會傷春悲秋呢？
我們先來看看《詩經》中的春天。《采薇》中寫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這大概是最早表達傷春情緒詩篇了。在詩中，楊柳依依的春天竟然成為詩人悲傷的起點，中國人的傷春情緒似乎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那麼屈原呢？他是個極為堅強的人，為了楚國他操透了心、傷透了心，但他仍然宣稱自己要“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樣一個狠角色，會不會有傷春悲秋的情緒呢？
有！
屈原在《招魂》中寫道：“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屈原的“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並非僅僅是政治上的絕望，也是一種生命的悲劇意識。屈原在離騷中說得更加明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原來，屈原從春天花木繁茂的背後，看到了生命由盛而衰的悲劇。人們最不能承受的東西，就是美好的東西被摧毀。人類最大的悲劇其實不是必然走向死亡，而是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是留不住四季變化的時間。所以王國維說“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屈原的傷春，到了弟子宋玉那裡，就變成了悲秋的情緒。宋玉在《九辯》中詩意地寫道：“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原來，詩人們從秋天草木搖落中看到了生命的大結局。人非草木，但人亦是草木，草木會老去，但也會“一歲一枯榮”，但是生命只有一次。這就帶來了對生命的留戀，而對生命的留戀，又必然推導出詩歌的另外一個主題——留住青春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的思想，總會在最悲傷最黑暗時代集中爆發。魏晉南北朝時的《古詩十九首》中，及時行樂的思想比比皆是。“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種及時行樂的態度還帶有一定的理性主義的成分，它告訴人們，服藥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快樂。而在另外一首詩中，詩人似乎有點破罐子破摔了。“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所以，中國詩人們傷春悲秋的情緒，雖然來自於《詩經》、《楚辭》，但人們對留不住的時間留不住生命的悲劇意識，早已經深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無論你是頂天立地的英雄，還是叱吒風雲的鋼鐵直男，都逃不過傷春悲秋的羅網。
而傷春悲秋的悲劇意識，一旦與最擅長抒情的詞結合起來，那悲傷的情緒就瀰漫了整個宋詞的江湖。
南唐的宰相馮延巳位極人臣，但他的詞中的傷春之情就很明顯：
誰道閒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辭鏡裡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馮延巳焦慮什麼？原來他焦慮的是“鏡裡朱顏瘦”！
號稱是詞人宰相、太平宰相、“悠遊富貴五十年”的晏殊，同樣免不了生命的無可奈何：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殊無可奈何，其實說出了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就是生命太過短暫，真正快樂的日子倏然而逝如白駒過隙。魏晉時代的流行書《列子》中說：“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
楊朱認真計算了人的一生，算下來人的一生，真正快樂的時間，連一天都沒有。
這也太悲催了！
時間是生命的載體。
為什麼“時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如此打動人心？
面對生命不居時光流逝，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才是人類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
詩人們，特別是中國的詩人們，對時間極為敏感，他們大多對春去秋來夏收冬藏的四季輪迴，帶有一種深深的敬畏。事實上，時間本無生命，四季輪迴乃是純自然行為。但是中國的詩人們，硬是從春夏秋冬的四季輪迴中，看到了人類從青春勃發到皓首蒼顏的生命衰老的過程；硬是從繁花似錦想到了“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無人堪摘”；從“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機想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蒼涼。渾不似西方的詩人，面對生命面對未來的禮讚：“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熱烈。
以農為本的中國人，似乎從一開始就有傷春悲秋的意識。因為，時間總是與收成、與生命緊密相連。所以，傷春悲秋的意識，實際上也是我們對生命的悲劇意識。
在中國哲學中，生命的悲劇意識由來已久。縱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面對奔騰不息的大川，依然傷感地慨嘆“逝者如斯夫”。更別說一貫以冷眼看世界的道家的莊子了。莊子曾經說，人一生下來就註定是個悲劇，是不自由的，因為人永遠無法擺脫物質的羈絆。人類永遠無法擺脫被“屠殺”的悲劇，因為按照莊子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內，你被射中了，那是必然；你沒有被射中，那只是暫時的偶然，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被射中的結局。
從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上來考察，我們發現傷春悲秋的意識，首先來自於《詩經》，來自於南方的《楚辭》。
按理說，春天裡萬物勃發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生命散發著荷爾蒙的味道，秋天天高雲淡意味深長，我們應當歡喜才對，起碼也是淡淡的小歡喜，為何我們會傷春悲秋呢？
我們先來看看《詩經》中的春天。《采薇》中寫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這大概是最早表達傷春情緒詩篇了。在詩中，楊柳依依的春天竟然成為詩人悲傷的起點，中國人的傷春情緒似乎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那麼屈原呢？他是個極為堅強的人，為了楚國他操透了心、傷透了心，但他仍然宣稱自己要“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樣一個狠角色，會不會有傷春悲秋的情緒呢？
有！
屈原在《招魂》中寫道：“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屈原的“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並非僅僅是政治上的絕望，也是一種生命的悲劇意識。屈原在離騷中說得更加明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原來，屈原從春天花木繁茂的背後，看到了生命由盛而衰的悲劇。人們最不能承受的東西，就是美好的東西被摧毀。人類最大的悲劇其實不是必然走向死亡，而是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是留不住四季變化的時間。所以王國維說“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屈原的傷春，到了弟子宋玉那裡，就變成了悲秋的情緒。宋玉在《九辯》中詩意地寫道：“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原來，詩人們從秋天草木搖落中看到了生命的大結局。人非草木，但人亦是草木，草木會老去，但也會“一歲一枯榮”，但是生命只有一次。這就帶來了對生命的留戀，而對生命的留戀，又必然推導出詩歌的另外一個主題——留住青春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的思想，總會在最悲傷最黑暗時代集中爆發。魏晉南北朝時的《古詩十九首》中，及時行樂的思想比比皆是。“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種及時行樂的態度還帶有一定的理性主義的成分，它告訴人們，服藥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快樂。而在另外一首詩中，詩人似乎有點破罐子破摔了。“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所以，中國詩人們傷春悲秋的情緒，雖然來自於《詩經》、《楚辭》，但人們對留不住的時間留不住生命的悲劇意識，早已經深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無論你是頂天立地的英雄，還是叱吒風雲的鋼鐵直男，都逃不過傷春悲秋的羅網。
而傷春悲秋的悲劇意識，一旦與最擅長抒情的詞結合起來，那悲傷的情緒就瀰漫了整個宋詞的江湖。
南唐的宰相馮延巳位極人臣，但他的詞中的傷春之情就很明顯：
誰道閒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辭鏡裡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馮延巳焦慮什麼？原來他焦慮的是“鏡裡朱顏瘦”！
號稱是詞人宰相、太平宰相、“悠遊富貴五十年”的晏殊，同樣免不了生命的無可奈何：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殊無可奈何，其實說出了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就是生命太過短暫，真正快樂的日子倏然而逝如白駒過隙。魏晉時代的流行書《列子》中說：“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
楊朱認真計算了人的一生，算下來人的一生，真正快樂的時間，連一天都沒有。
這也太悲催了！
所以，在以悲劇為主的宋詞的抒情中，充滿了勸人及時行樂的詩篇，哪怕是被我們看來道德文章皆有可觀的耿介之臣。
晏殊說，“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紅杏尚書宋祁說，“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歐陽修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所以要“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柳永的就很黃橫暴力，“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蘇東坡的比較積極高雅，其實也是勸人喝酒及時行樂：“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南宋詞人朱敦儒說得更加直白，“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無拘無束無礙。青史幾番春夢，黃泉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無論是位高權重還是沉淪下僚，無論是國家的興與亡，文人們的傷春悲秋意識，總是隱藏不住，它就像李後主筆下的離愁，“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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