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晏子，一個是聖人，一個是賢相，一個是大思想家，一個是大政治家，兩者的思想有許多投合之處，從大的方面說，孔子主張禮治仁政，嚮往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而晏子排斥繁複的禮制，但也同樣希望人格完善，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社會和諧。兩者思想的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
其一，施行德政。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群書治要》注：“德者，無為，猶如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晏子認為，古之盛君，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其基本思想都是崇尚德政。
其二，愛護民眾。孔子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並進一步解釋說，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晏子的民本思想更為徹底，他說：“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思想最高尚的是愛護老百姓，行為最淳厚的是使百姓安居樂業。
其三，任人唯賢。孔子認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選賢任能，尊賢而賤不肖，則政治矣。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主張順應民意，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孔子為政在於得人的思想，與晏子是一致的。晏子說：“提拔賢人治理國家，任用能人治理百姓，是治國之道。”他指出聖明之君任用人才的原則是，諂媚阿諛之人不能近他的左右，結黨營私之人不能在他的朝廷任職；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他希望君上所用之人，能表裡如一，進不失廉，退不失行。
其四，修身正己。孔子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強調：“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還有千古之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者”。晏子同樣重視修身正己，不僅經常勸諫君上修己安人，自己也恪守古義，清廉儉約，清心寡慾，注重人品官德，為人之型範。
晏子與孔子的分歧主要在於，孔子的治國理政思想過於高遠，脫離現實，屬於“開天窗”，而晏子的治國理政思想，緊貼實際，接地氣。
從《晏子春秋》中的晏子遺書，就能看出兩者的不同之處。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病重無法治癒，臨終時命人鑿開廳堂的柱子放進準備好的遺書，對他的妻子說：“我放在廳堂柱子裡的遺言，等兒子長大了再給他看。”
等到兒子長大了，拿出遺書，遺書上面寫著：“布帛不可以缺少，缺少了就沒什麼可遮身蔽體的了；牛馬不可以缺少，缺少了就沒什麼可以役使的了；士人不可以困窘，困窘了就難當大任，沒人可以為自己效力了；國家不可以困窘，困窘了就連竊國大盜都不想要了。”
晏子教子要守住生存的底線，然後才能有所作為，士人如此，國家亦然。而孔子教育兒子孔鯉，要學好《禮記》《詩經》，切記驕傲自滿。兩者教子之言，無所謂對錯，反映的是兩者思維方式、思想和立意支點的不同。
晏子認為孔子不及帝舜，孔子只能做到一部分的美，身處常人之中，他的過人之處就能被看到，何況處在君子之中呢？而舜身處常人之中，就與普通人一樣；身處君子之中，就與君子一樣；往上同聖人站在一起，本來就列於聖人群中。這就是孔子不及舜的原因。
晏子承認孔子學問淵博，但他不喜歡孔子，反對儒家學說過於重視形式和儒家繁複的禮數。孔子到齊國去，見到了齊景公。景公對他很賞識，打算把爾稽封給他，於是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晏子。晏子回答說：“千萬不能這麼做。此人倨傲自大任性，不能教導下面的人；愛好音樂放縱百姓，不能讓他親自管理百姓；安於天命倦怠人事，不能讓他出任職務；主張厚葬浪費民財讓國家貧窮，主張長期守喪而讓人哀傷不止曠日費時，不能讓他為民父母；實行道義難在人的內心，而儒家只注重外在之美，因此改變衣服樣式，盡力修飾儀容，不能引導民眾教導百姓。自從聖賢出世，周王室就衰微了，威嚴的禮儀日趨煩瑣，而百姓的品行卻越發輕薄了；聲歌音樂繁多普及了，而社會道德卻越發衰敗了。如今孔丘鼓吹音樂使世風奢侈，修整管絃歌舞以聚集門徒，使上下、尊卑、進退的禮儀越發煩瑣以顯示威儀，致力於行走的步伐節奏來向眾人示範；孔丘雖學問淵博但不可以做世人的楷模，勞心費神卻無益於百姓；即使人們把壽命延長一倍也不能把他的學說全部學會，即使到了壯年也不能完全理解他們的禮數，即使聚集了很多錢財也供不起他那些音樂；他只會繁縟地粉飾歪門邪道來迷惑當代國君，大肆制樂作歌來浸淫蠱惑百姓。他的主張，不可以向世人顯示；他的學說，不可以引導百姓。如今君上想封給他土地，用他的那一套道義來改變齊國的風俗，這不是用來引導眾人保護百姓的做法。”
景公說：“您說得對啊！”於是對孔子以厚禮相待，並沒有賞給他封地，恭敬地接見但並沒有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孔子於是離開了齊國。
晏子反對儒家繁複的禮數，不等於他反對禮的實質。晏子曾說：“禮可以治理國家已經很久了，它與天地並立。國君品德美好而不邪惡，臣子忠誠而不懷二心，父親慈祥而善於教導，兒子孝敬而敢於勸告，兄長友善仁愛，弟弟恭敬而順從，丈夫和氣而仁義，妻子溫柔而貞潔，婆婆仁慈而隨和，媳婦順從而溫婉，這是禮的實質了。”
晏子不待見孔子，孔子有機會也常表示對晏子的不滿。晏子到魯國出使，拜謁魯君後，孔子批評晏子不懂禮數：上臺階越級，在堂上小步快走，跪著接玉……晏子辯解說：“我聽說在廳堂上，國君和臣子各有自己的位置，國君走一步，臣子要走兩步。魯君來的時候走得快，所以我上臺階跨越而行，在堂上小步快走，以便於達到我的位置。魯君授玉時身子低伏，所以我跪下以便降低位置。況且我聽說，大者不逾閒，小者出入可也。”孔子只得待之以賓客之禮。
有一次，孔子來到齊國，拜見齊景公。景公說：“先生怎麼不去見一下寡人的相國呢？”孔子說：“我聽說晏子侍奉三位國君而都很順服他們，這說明他有三個心，所以我不想見他。”
孔子出去後，景公將他的話告訴了晏子，晏子說：“不然，不是我有三個心，而是三位國君同為一心的緣故。三位國君都希望國家安定，所以我都能順服。我聽說，正確而被說成錯誤，錯誤而被說成正確，都是錯誤的。這二者孔子必居其一。”
晏子在齊國為相的一段時間，孔子也曾在魯國為相，兩相相爭“必有一傷”。孔子為魯相併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迂腐，純任禮樂治國，而是頗顯法家威勢，政聲遠播。比如聲言對“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夷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史記，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孔子為削弱三桓而“墮三都”，雖不徹底，但一改其柔弱的儒家形象。夾谷會盟，孔子有勇有謀，迫使齊景公在修好盟書上簽字，並歸還了過去侵佔的魯國的鄆地、汶陽和龜陰土田。
孔子為魯相，齊景公為此擔憂，對晏子說：“鄰國有聖人，這是敵對國家的憂慮。如今孔子為魯相，怎麼辦？”晏子回答說：“君上不必憂慮。那魯國國君，是個昏庸軟弱之君；孔子是聖明的相國，很強勢。君上不如私下裡表示對孔子的尊崇，暗自許諾他作齊國的相國，孔子強行勸諫而魯君不聽從，一定會瞧不起魯君而心向齊國，而君上不要接納他。自絕於魯國，又不被齊國任用，孔子就陷入困境了。”
過了一年，孔子離開魯國來到齊國，景公不接納，所以孔子困厄在陳國、蔡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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