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平衡事業、生活和孩子是最難的，做玻璃也的確很難賺錢。因為熔爐一旦點著，一天24小時都得開著，一直在燒錢但卻用不上。
最無能為力的是，人們下了訂單，而我的速度不夠快，我跟不上，有時候不得不讓客人等上兩年。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平衡事業、生活和孩子是最難的，做玻璃也的確很難賺錢。因為熔爐一旦點著，一天24小時都得開著，一直在燒錢但卻用不上。
最無能為力的是，人們下了訂單，而我的速度不夠快，我跟不上，有時候不得不讓客人等上兩年。
我從工廠的生產方式跳出來自己開工坊，就是因為於我而言，做東西從來不是說我一定要去表達什麼想法，我更樂於去挖掘材料本身的閃光點和特性，努力地讓它物盡其用。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平衡事業、生活和孩子是最難的，做玻璃也的確很難賺錢。因為熔爐一旦點著，一天24小時都得開著，一直在燒錢但卻用不上。
最無能為力的是，人們下了訂單，而我的速度不夠快，我跟不上，有時候不得不讓客人等上兩年。
我從工廠的生產方式跳出來自己開工坊，就是因為於我而言，做東西從來不是說我一定要去表達什麼想法，我更樂於去挖掘材料本身的閃光點和特性，努力地讓它物盡其用。
美國人Peter Ivy 17年前來到日本，
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富山縣鄉下，
經營著一間只有八個人的手工玻璃工坊。
他的玻璃器皿兼具了日式柔美
和美國工業風的硬朗，
在眾多玻璃職人當中自成一派，
使他成為了最搶手的日本職人之一，
一筆訂單甚至要等兩年！
他自己蓋房子、造熔爐，
工作室裡沒有一盞燈，
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做玻璃很難賺錢，
頭兩年他甚至要靠前妻接濟。
“玻璃是最透明虛無的材質，
大多數時候，你甚至無法察覺它的存在。
但它又是最潛力無限的，
你無法想象它能變成什麼形狀。”
攝製組在富山見到了Peter，
他的房子毗鄰著寺廟，
旁邊一座山拔地而起。
這裡安靜得聽不到什麼多餘的聲音，
除了蟬鳴鳥叫、一條小溪的潺潺流水聲，
剩下的就是火鉗與玻璃滋啦滋啦的碰撞。
我叫彼得·艾維（Peter Ivy），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現在是一名生活在日本的玻璃匠人。
我從小到大就是個普通的孩子，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本沒想過要去繼續上大學的，於是開始在一家汽車商店工作，還做過木匠，前前後後嘗試了很多需要自己動手的工作。
我意識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內容——我喜歡動手；我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還討厭一成不變的內容，喜歡不停創新。
於是我決定回到校園，那時應該是1989年，我辭掉了工作，拿著曾祖父給我留的一千美元，用這筆錢作為旁聽生在RISD（羅德島設計學院）選了一門課。
我一時興起選擇了玻璃，就想試試而已。然後，我立馬就被迷住了。
玻璃本身作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材料，它是最接近透明虛無的。除非這片窗戶很髒，要不然大多數時候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不僅是建築中的隱祕伴侶，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角色。
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我更專注於用玻璃進行藝術創作。但當我來到日本，有一種東西是我在美國作為一個玻璃製造者的時候沒有的，那就是功能性容器的使用。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是在我成為了“家庭煮夫”的時候，當時我和前妻結婚後，為了她更好的工作機會，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工作，在家煮飯、帶孩子，我就想做些罐子來裝意大利麵啊燕麥片、麵粉等等。
所以在我開始使用它們之後，我看到了玻璃是如何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藝術作品為何做不到這一點。玻璃作為藝術品，它們佔據了一種不同的心理空間。
但玻璃作為器皿，是你每天觸摸的東西，這是一種互動的審美體驗。雖然我的架子上放了一些高腳杯或是五顏六色的器皿，但通常當我想喝一杯威士忌、一杯水或茶時，總會拿起某個最簡單的杯子。
所以這時我便真正轉移了我的重心，用玻璃進行生活用品的創作。
最浪漫的點子
我眾多作品中辨識度最高的可能是肥皂泡容器，那是我在1995年做的，也可能是我最不切實際的一件作品。但無論任何人、什麼年紀、來自何地，都會對它產生驚訝。
當時我一時興起，想去尋找其他像玻璃一樣有著能激發我興趣的材料，最能引起我共鳴的便是肥皂泡。
因為同樣是可以吹制，而且視覺上二者是類似的，玻璃就像一種不存在的材料，而肥皂泡幾乎也一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
我就想來做一個保存肥皂泡的罐子，最長試過能保存幾周吧。雖然它的外觀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讓它靜靜地安置在那裡，並得到呵護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反差，就是一個浪漫的點子而已。
我的作品知名度最高的大多數是和金屬絲結合的器皿。
比如咖啡壺，米罐，大膠囊燈。
我很喜歡玻璃與其他材料結合的感覺，有種剛柔並濟的美感，至少在日本還沒人做過這類玻璃作品，所以它們是我辨識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真正使我的作品在日本自成一派。
我的玻璃顏色都不是很明亮的，反而帶著點藍黑色。相比透亮的感覺，這是我更喜歡的一種內斂的顏色。
為了環保，玻璃的原材料我用的是回收的白熾燈管粉末。
吹玻璃就像跳舞
我的工作室名字叫“流動實驗室”，因為吹玻璃的過程就像跳舞一樣，一切都是流動的，時機和節奏感最重要。
現在加上我工坊一共有八個人，一般做玻璃需要兩人配合，搭檔之間不需要說太多話，習慣了，順手了，頻率自然就對了。如果等太長時間，玻璃就會破。你的搭檔也必須明白這個道理，統一步調。
叫他們學徒我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自身也沒有師父，他們不僅僅是學徒，他們是我的團隊。
我在教玻璃吹制的時候，不會逼迫他們用我的方式去理解，與其說是嚴厲，我更應該是不插手，任其發展。
我不是居高臨下地在做老師，我會走到他們身邊看看他們做了什麼，或者從遠處默默觀察。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會在腦子裡記下來，也會記下他們的性格。
一個美國人的日本生活
我來日本已經17年了。我記得第一次來日本是應邀參加一個藝術展，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在這個毫不熟悉的地方留下來。
在展覽之後，我做了另一個項目，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我的前妻真希子。
於是我搬來了日本，最初在愛知縣的教育大學當了五年的教授。生活上真的是挺難的！我來的時候一句日語也不會說，在學校開會我就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日語，我聽不懂，但是我想熟悉這個聲音。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我本就有許多的不適應。比如剛搬來富山的時候，周圍老年人又比較多，大家看我就像看異類一樣。
但我非常喜歡日本這種鄉村的生活。富山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城市，風景很好，這裡常年多雲，天氣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晴天因此更加珍貴，天氣晴朗的時候你會覺得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有很多二戰後建造的老房子，很多都無人居住且年久失修。日本有意思的是，這種房子放著很費錢，房東需要養護，而且因為回收條例很嚴格，房子拆掉再拿去扔要花很大一筆錢。所以我才得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棟老房，就花了一萬美金（約六萬人民幣）。
現在它還是半完成品，我一直在不停地對它進行再改造。室內設計都是我自己來，大概畫了40多個不同的樓層平面圖。
房子裡沒有一盞燈，因為如果有日光燈，反射在玻璃上會對製作過程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不工作了。
現在我和前妻已經分居了，但她就住在這條街的另一頭。孩子們大部分時間和她住在一起，但我每個工作日早上會去給他們做早餐，一個星期也有三個晚上去負責做晚餐。
基本上做飯這活兒我包攬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平衡。世事不易，但是現在我們找了適合彼此的方法。
女友琴裡和女兒Momo
下午放學後孩子們會來我這裡，我們要麼一塊讀讀書，要麼陪他們做做手工。
現在我和女友琴裡住在一塊兒，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好。孩子們很喜歡她，經常想去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他們都問，琴裡也來嗎？他們也想和她一塊消磨時光。
我們90%的工作都是由琴裡負責的，她把一切都照顧得井井有條，並且我非常感謝琴裡能理解這個情況，理解我和真希子之間維持的這種平衡。
這種相處模式我相信是非同尋常的，特別是在傳統的日本，可能會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們正在盡我們最大的可能找到平衡，尤其是對孩子們來說，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足夠的父母的愛。
平衡事業、生活和孩子是最難的，做玻璃也的確很難賺錢。因為熔爐一旦點著，一天24小時都得開著，一直在燒錢但卻用不上。
最無能為力的是，人們下了訂單，而我的速度不夠快，我跟不上，有時候不得不讓客人等上兩年。
我從工廠的生產方式跳出來自己開工坊，就是因為於我而言，做東西從來不是說我一定要去表達什麼想法，我更樂於去挖掘材料本身的閃光點和特性，努力地讓它物盡其用。
每個人與杯子的互動並不是在你買下杯子的一瞬間就停止了，而是每當你拿起杯子喝完最後一口水或一口茶時，都會不自覺地去觀察杯壁內部、去欣賞。
不停地循環這一系列的動作，讓美好的器皿在你的生活裡閃光。
這也是我作為一個玻璃匠人最想達成的事，玻璃是我將耗盡一生去挑戰的東西。
版權歸原創者所有,如涉及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