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政治哲學是當前國內學界頗有影響的一個研究課題，吸引了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倫理學、政治思想史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參與其中。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就其起源和特徵而言，這是一個英美馬克思主義哲學課題。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英美，直接源頭是所謂“塔克—伍德命題”。1969年，美國蘇聯問題研究專家、“馬克思學”家羅伯特·塔克出版文集 《馬克思的革命觀》，系統闡述了他在1961年《卡爾·馬克思的哲學和神話》中就表達過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並沒有基於正義批判資本主義，或者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與正義無關的。同時代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以自己的方式呼應了塔克，從而使得塔克的觀點一下子變得引人注目起來。1972年，年輕的美國哲學史學者、“馬克思學”家艾倫·伍德發表《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一文，系統闡述了塔克的觀點，“塔克—伍德命題”就此定型。
其次，20世紀80年代初期，英國政治學家史蒂文·盧卡斯出版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一書，引發英美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倫理和政治問題的大討論，“塔克—伍德命題”因此在大西洋兩岸得到廣泛討論，推動了英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繁榮發展。
最後，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們看到，在國際學界參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爭論或研究的學者以英美學者為絕對主力，不管是贊同還是反對，雙方的論證基本上都是在英美分析哲學框架中展開的。
近年來，國內學界已經對“塔克—伍德命題”進行了豐富、全面的理論分析，但學術史、思想史分析還略顯不足。事實上，這個命題的產生與1956年新左派運動興起後整個英美馬克思主義學界對蘇聯的反思及由此引發的問題直接相關。在新左派運動興起之前，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基本上不討論文學、文化、道德、倫理、正義等問題？說到底是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巨大，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堅如磐石，這些問題當時都不構成問題。當這種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和挑戰的時候，很多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英美社會對此眾聲喧譁、莫衷一是。正是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上，英國新左派思想家愛德華·湯普森在1956年寫下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指出：有必要首先弄清馬克思主義本身和道德有沒有關係。對此，湯普森的答案是否定的。
湯普森認為，至少在馬克思那裡，馬克思主義是與道德是沒有關係的。這涉及馬克思對革命問題的思考。革命是一種歷史的非常態。在這種非常態下，一切常態的東西都將暫時停止發揮作用。因此，一切在常態下可能的問題，在非常態下則不構成問題。比如，馬克思主義是否正義這個問題，在革命這種非常態下就是不存在的。湯普森由此指出：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或者說，與道德無關的。關鍵的點還是馬克思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傳統的哲學家致力於解釋世界，馬克思則認為最重要的在於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革命地改造世界，這就是關於革命的問題。因此，我們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就不能脫離 “革命”這個關鍵詞。那什麼是“革命”？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節日與工作日相對，總是少數的。換言之，馬克思所關注的“革命”只可能是歷史上的極少數時間段、極個別的極端狀態，而不涉及人們通常生活其中的日常生活狀態。但對馬克思之後的絕大多數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革命都是一個漸趨遙遠的概念，他們不得不更多面對日常生活。從這個角度出發，“塔克—伍德命題”在20世紀60年代末被提出後為什麼沒有立刻產生巨大影響就非常好理解了：當時正值新左派運動的高潮期，對非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思考與探索佔據了主流。80年代初以後，整個歐美世界的資本主義再次進入長期穩定狀態，一度被認為近在眼前的社會主義革命似乎再次被延宕，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視域中有關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得以興起併成為顯學。
在塔克正式提出 “塔克—伍德命題”的差不多同時期，以色列“馬克思學”家阿維納瑞在 《馬克思的社會與政治思想》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並不存在所謂青年和老年的 “斷裂”，真正變化的只是馬克思進行政治思考的社會歷史語境：在1849年流亡英國之前，馬克思主要是在德國語境中基於德國政治實踐展開批判和思考；在此之後，馬克思的政治思考在客觀上出現了英國現實、英國語境的轉換。阿維納瑞的觀點無疑是深刻的。馬克思是批判現實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當然不會隨著資本主義現實場景的轉換髮生根本“斷裂”，但其具體觀點和表達方式發生相應的變化則是必然的。因此，我們研究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歷史邏輯，就必須區分其進行具體的政治思考的三個不同的社會—思想史時期。
1849年流亡英國之前是馬克思政治思考的第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馬克思思考的現實基礎是當代德國和法國的社會現狀，理論資源主要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及其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激進變體。1849年至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是其政治思考的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走向強盛的時期，也是英國憲政體制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鬥爭中不斷完善、憲章運動的奮鬥目標不斷實現的時期。1848年革命及其之前歐洲大陸工人階級用暴力革命未能實現的政治理想，在英國卻以長期堅持不懈的、不那麼暴力的鬥爭方式實現了。作為這種變革過程的親歷觀察者，馬克思的政治思考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他想解決的當然主要還是德國問題，但英國的政治運動、政治鬥爭、政治變革已經成為其思考無法抹去的現實基礎，而他此前並不熟悉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也開始進入其思考過程。如果我們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考是一個不可割裂的整體，那麼就會看到，馬克思逝世後至恩格斯逝世前是馬克思政治思考延續性的第三個時期。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在整個西歐取得了巨大成功，資產階級開始牢固地掌握國家政權，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最終迫使資產階級在法律框架中承認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合法權利。從而給工人階級鬥爭提供了新的舞臺，開闢了新的空間與新的可能性。晚年恩格斯的很多想法、說法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20世紀70、80年代，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反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義，提出語境主義研究方法，強調通過歷史語境的系統梳理揭示思想家的真實意圖。這種歷史語境主義觀念對我們研究馬克思政治思想不無啟示：離開馬克思的文本，或者僅有馬克思的文本，我們同樣都不能完整、準確地揭示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世界；只有迴歸馬克思政治思考三個階段的具體歷史語境，我們才能從馬克思的文本中發掘出其真實的政治思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亮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