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田利 | 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對日本文化中符號學的解讀

卡爾·巴特文化日本日本文化文本分析雅克·德里達羅蘭語言法國符號與傳媒 2019-05-12

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

對日本文化中符號學的解讀

摘要:

《符號帝國》是羅蘭巴爾特以符號學視角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著作，他把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視作各種符號，並破除符號中能指與所指之間固定的對應關係，通過符號的去蔽與事物的還原，使得意義歸於空無，從而得出了日本文化空與無的特點。

關鍵詞:羅蘭巴爾特;符號學;日本文化

《符號帝國》別名《符號禪意東洋風》, 是巴爾特訪問日本後, 用隨筆方式寫成的一部關於日本文化的理論分析性著作。全書分為26章, 每一章截取日本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一個片段, 對日本文化從語言、飲食、遊戲、城市佈局、商品包裝、木偶戲、鞠躬、俳句、文具等方方面面進行了各種符號的解構與分析, 展示出了日本文化不同於西方傳統文化的特點。

羅蘭巴爾特作為20世紀現代與後現代思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既是一位文學理論與批評家, 又是一位符號學家, 他以傑出而豐富的理論建樹、文本分析與寫作實踐閃耀於文壇。“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 這位令人難以琢磨的傑出作家大概代表了法國批評界和語言學界幾乎所有貌似現代派的思想:他並非總是第一個提出某種思想, 然而……他總是旗手。”[1]他一生追求多變, 不斷推陳出新, 很難對其劃歸派別, 但是對於符號學的追求卻貫穿於他學術發展的始終。他曾在第一屆國際符號學學會上, 將其一生定位為對符號的一種歷險, 從繼承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對符號意義過程做出精細的分析, 到構想傳授符號學的方法, 建立符號科學, 最後利用符號學的方法對文本進行意指性實踐, 實現符號的結構化體系化構建。他一直在符號學的學術研究道路上探索, 後來他開始反思體系化的弊端, 體系固然有其統一性、完整性, 而具有真理的性質, 但卻容易導致思想的封閉、陳舊和僵化。受到巴赫金的“復調”“對話”理論、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關聯性”理論和德里達關於“書寫”、“差異”、“延異”和非中心化的理論思想影響, 羅蘭巴爾特更明確地認識到了符號的差異性、開放性與多元自主性, 符號不再是“單一、規定性的所指”和體系概念, 能指和所指並不統一於符號, 能指在所指的表面自由漂移。《符號帝國》是羅蘭巴爾特此時用符號學理論闡釋日本文化的重要作品。本文主要從符號的去蔽與意義的空無兩個角度對本書中的日本文化進行解讀。

一、符號的去蔽

(一) 能指與所指的分離

羅蘭巴爾特指出:“多數符號系統 (物品、姿勢、形象) 都具有一種本來不介入意指作用的表達實質, 而社會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於意指目的。”[2]物品作為指稱符號, 更多成為一種社會化意義指向的代稱。在語言符號中, 能指作為語言物質化層面的構成, 同樣被視為導向所指表達意義層面的一種工具, 意義成為語言表達的中心。巴爾特推翻了意義中心化的觀點, 提出了能指的漂移。他說:“現在, 有必要把鬥爭深入一步, 努力分裂關於符號的所有思想, 而不是符號, 也不是所指或能指的任何一方面, 這是一個稱為‘符號優選’的手術。西方話語本身的基礎和基本形式正是我們今天要努力分裂的。”[3]所以, 他將語言符號中的能指與所指予以分離, 讓能指的指涉過程變成一場“能指的增值”, 讓符號在能指的表面自由移動。

在《符號帝國》中, 巴爾特看到的日本文化, 只是符號的能指, 他說:“ (日本) 在幾乎完全沉浸在能指之中的系統就在所指的永久性退卻中發展起來, 這就是我力圖在日常生活 (食物、傢俱、服裝、街區系統) 的基本層面所顯示的東西。”[4]在這本書中, 我們看到日本人的鞠躬並不同於西方人對待宗教般的神聖, 他們只是通過彼此彎腰、屈膝施禮的動作, 來進行自我刻寫, 其中沒有任何屈從和拜倒的意味。整個動作的實施過程, 沒有對象, 沒有意義, 沒有任何窒礙、複雜、深刻的東西, 唯一表現的只是一種體態姿勢, 一種用身體進行的符號實踐。同樣, 日本人的眼瞼只是一張平滑的面孔表面上的開縫, 他們的眼睛扁平, 既不太大, 也不太小, 不凸也不凹, 他們的面孔沒有道德的層級屬性, 只是一種供書寫性的材料。而西方人的眼睛卻被刻於骨質結構裡, 被看做是心靈的祕密, 可以做出深刻、有意義的解讀。即使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暴亂, 也只是一個單純的能指符號, 它不表現什麼, 與仇恨、憤慨、道德觀念任何示意的概念無關, 只道出行動本身。無論鞠躬、面孔還是群眾性暴亂, 都只是一些與所指無關、遠離意義的單純性能指符號。在巴爾特的眼中, 所有這些純粹的能指符號, 都成為對日本文化的一個詮釋。

(二) 回到物本身

在符號學未出現前, 我們關注更多的是世界的意義指向, 或者說是人類以自己的意志賦予物的社會屬性。而符號學則將我們的視野轉向了事物自身, 在符號學的視野下, 物不再是僵死的、無生命之物, 而以一種全然不同的意義得到了人們的關注。巴爾特的《符號帝國》讓我們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看到了物性的自然, 一種不受人為意志浸染的本真。在我們固有的觀念中, 筷子只是一種不被關注的食用工具, 但是經巴特的理解, 筷子就成為了一種蘊含母性、具有指示性功能的餐具。它不同於西方的刀叉, 不用於切、扎、截、轉動這些含有人為侵略性、殘暴的動作, 也不按照一種機械性程序展開操作。筷子因其質料本身而具有一種輕柔的母性氣質, 它從不蹂躪食物, 只是選取、翻動、移動食物, 像兩隻手交叉在一起那樣運送食物。這種根據物的質料本身合乎物性的分析是新穎而深刻的, 也使得物性本身得到了彰顯。同樣, 在俳句藝術的表達中, 事物的每一種狀態都迅速地、頑強地、成功地轉變為表象的一種玲瓏嬌弱的精髓, 事物已經成為語言進行自我說明, 它不再是表現, 只是得到自我的存在。所以俳句本身是反描寫、反定義的, 我們也無從對其進行評論, 從中讀出任何深意。比如“春天的軟風:舟子嚼草梗”, “滿月在草蓆上, 一棵鬆的樹影”, “漁夫的屋裡, 乾魚的氣味和熱”, 它只是為我們複製一種指示性的姿態, 告訴我們“它是那個, 它是如此, 它是這樣。或者更確切些, 這樣”。在此, 現實也不再被賦予意義, 甚至不再有支配現實的意義, 繞在事物身上的符號痕跡被抹除得乾乾淨淨。

二、意義的空無

(一) 無中心與主體的弱化

在巴爾特的眼中, 日本文化是一些能指與所指分離、回到物本身的純粹的指示性符號。符號本身只是一些內核空洞的能指, 即去除意義的空無。它們都是停留於表面的東西, 沒有任何核心和靈魂。他說日本之行使他產生了某種迷亂, 從前讀過的東西頃刻傾覆, 意義遭到撕碎, 漸漸導致一種不可替代的空虛, 造成震動。

在本書中, 他為我們呈現的日本菜餚, 完全通過視覺向我們直接呈現, 從製作到食用, 並無任何深層的含義, 它不似西方的食物都有一箇中心, 均由食品的安排、食物的陪襯和覆蓋而構成。在日本的菜餚中, 每一樣食品都是對另一種裝飾物的裝飾, 菜餚呈現在餐盤裡只是一種零碎部分的組合, 並無主次之分, 就餐時也無需菜單的指導, 主要用筷子隨意挑選即可。而日本的城市佈局也同樣是以城市中心的空來展現意義的空無的。東京把一個既是禁城又是無人關心的場所圍在中間, 裡面住著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天皇, 平時的汽車出行都避開這個圓形領地。它的中心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 其存在不是為了炫耀權力, 而是為了以中空性支持起整個城市的運動。除了中心的空洞性, 主體的弱化也將日本文化的意義內涵導向了空無。

在日語當中, 一個動詞可以不帶主語、表語卻以及物動詞的形式出現, 所以, 只是一種單純的動作指向, 沒有主體, 不帶客體。日語當中還往往使用一些功能性的後綴詞和接續詞, 使得主體最終轉變為一個空無言語的表皮, 在一種零碎、顆粒狀、最後分崩離析、走向空無的語言中淡化、弱化。而食物的無中心性, 自然、鮮活狀態的展示, 也體現出未經人為作用的主體的弱化。

(二) 無邏輯性

在西方, 邏輯被視作是理性和意義的象徵, 合乎邏輯的表達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而巴爾特的這本書則展示了一種邏輯的悖反。在日本, 街道是不標註名稱的, 這在以數字號碼排列命名地址的西方世界, 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畢竟印刷文化的實用性指示比起姿態的表演要方便、快捷得多。但是這種拒絕把本體同某種特性相連接的做法卻使得身體確立起了自己的書寫實踐, 顯然在此處, 要確定自己的位置, 書本、地址的概念是無意義的, 必須要通過走路、觀看、習慣、經驗確定, 而這裡的每一種發現也都是緊密、脆弱的, 它只能通過你對它留給你的痕跡的回憶來重現或重新發現, 所以沒有記號的地址讓邏輯的意義在此顯得多餘。

三、評價

《符號帝國》可以說是一部集思想、文采、趣味性於一體的著作。它不同於一般的遊記式作品, 只浮於瀏覽表面現象, 也不同於純理論性分析的著作, 生澀難懂。羅蘭巴爾特將自己深刻、獨到的理論分析能力, 揮灑自如的文氣均熔鑄到了這部著作當中, 既體現了作為一個學者的智慧、冷靜, 又體現了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激情與文采。但是巴爾特作為一個西方學者, 更多是以一種西方式的思維式虛構一個想象中的日本, 或者說是以日本文化為文本來印證自己的符號學理論, 所以在對日本文化解讀的過程中, 難免帶有一定主觀虛構和牽強附會的成分。同時受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限制, 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也存在著一定的隔膜, 對日本文化能指符號的強調固然區別於西方對所指意義的探求, 但這卻在另一個極端上是對所指意義的強調, 這顯然不合乎日本文化主客體合一的特點。同樣, 日本文化的空無也並非是真正的空無, 它只是萬物本性的表現, 反映的是一種迴歸自然本性的哲學。巴爾特的解讀某種程度上顯然有悖於日本哲學思維的真正內涵。但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 他能拋棄自我中心的優越感, 以一種客觀、公允的態度通過對日本文化來反觀西方的傳統, 擔起努力改變西方象徵秩序的責任, 這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