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金遨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60年前，寧夏農墾所處的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荒灘，就是風吹沙石跑、不見樹木不見草的戈壁荒灘。
鹽鹼地土壤含鹽量0.5%--3%，最高6.7%，地勢低窪，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機質含量只有0.2%--0.7%，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就是這樣的戈壁荒灘上，駐紮在寧夏的農建師集體轉業投入農業生產，上山下鄉以來，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銀川的知識青年來此落戶，一起肩負起了開墾荒地的重任。
農場初建，那種艱辛難以想象。
一位農墾老前輩回憶：“灘上長滿了芨芨草、白刺、蘆草，黃羊、野兔招來狼群常常出沒。由於技術力量薄弱，儀器精確度不夠，每完成一次建設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測量隊常年和湖泊、荊棘、風沙打交道，每天堅持工作十幾個小時，往往收工時天黑到看不見回家的路，半夜還在荒灘上打轉轉。”
前進農場是寧夏成立較早的機械化農場。
這裡曾被蘇聯農業專家斷定為“種植禁區”，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但是農墾人憑著一股戰天鬥地的精神，改寫了專家的斷言，通過種稻洗鹽，改良土壤，實現了生產。
開墾艱辛，保障墾地順利生產也不易。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重中之重。
田塊開墾出來，需要開溝渠，修道路，植樹木。
經過一代代農墾人的艱辛勞動，30萬畝的中低產田已改造成穩產高產的農田。
目前農墾已有耕地面積達60萬畝。
昔日雜草叢生的“七十二連湖”、荒涼的黃羊灘、鹽鹼覆蓋的西大灘、凹凸不平亂石成堆的軍馬場等，已變為綠樹成蔭、良田遍野、道路暢通、溝渠縱橫的高產穩產基本良田。
農業的出路在機械化，可寧夏的農墾“一把鐮刀一把鍬，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壓彎腰，旱地中耕鋤頭刨。”就是創業階段的真實寫照。
靈武農場最早有5臺25馬力的汽油拖拉機和2臺煤油拖拉機，後又購置2臺蘇制C-4自走收割機。
為適應生產需要，農墾人在耕地、收穫、運輸、植保機械上不斷添置更新。還結合實際，自己研製了IYT-3.7型條形鎮壓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質量，自主研製了“碳酸氫氨深施追肥機”等。
天津知青路金樹回憶他在前進農場成為天津知青在寧夏農墾機械化戰線上第一代技術人員的經歷時自豪地說：這是個既讓人羨慕而又艱苦的工作。夏耕時坐在拖拉機後面打犁是個苦差事，牽引車前面一走，後面便是暴土揚場，滿身滿臉的塵土。一遇機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難，在泥土與機油中摸爬滾打，還要被蚊叮蟲咬，或者麥芒刺扎，都是難以想像的。
路金樹吃苦耐勞，8年後成了一名聯合機手，兩年後又當了機組長。
1979年在聯繫好工作單位回城前，還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農機培訓班認真當教員，負責把技術傳授給農墾職工子弟，實現了農場農機隊伍的平穩過渡。
寧夏農墾自1950年創建以來，經過一代代農墾人屯墾戍邊、艱苦奮鬥，把一個荒漠戈壁灘，建成為一塊塊肥沃美麗的綠洲良田。年糧食總產達31690萬公斤，佔全區糧食的10%，糧食商品率高達85%以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區域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銀川知青（浙江支寧知青以1963年存留數計）在寧夏軍墾、農墾事業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說，他們撐起了寧夏農墾的脊樑，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調整，京、津、浙和銀川的知青大多離土返城，但是他們為墾荒屯田事業流淌的汗水乃至鮮血，作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已載入寧夏農墾史冊。他們的業績也被今天演繹得精彩之至。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60年前，寧夏農墾所處的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荒灘，就是風吹沙石跑、不見樹木不見草的戈壁荒灘。
鹽鹼地土壤含鹽量0.5%--3%，最高6.7%，地勢低窪，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機質含量只有0.2%--0.7%，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就是這樣的戈壁荒灘上，駐紮在寧夏的農建師集體轉業投入農業生產，上山下鄉以來，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銀川的知識青年來此落戶，一起肩負起了開墾荒地的重任。
農場初建，那種艱辛難以想象。
一位農墾老前輩回憶：“灘上長滿了芨芨草、白刺、蘆草，黃羊、野兔招來狼群常常出沒。由於技術力量薄弱，儀器精確度不夠，每完成一次建設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測量隊常年和湖泊、荊棘、風沙打交道，每天堅持工作十幾個小時，往往收工時天黑到看不見回家的路，半夜還在荒灘上打轉轉。”
前進農場是寧夏成立較早的機械化農場。
這裡曾被蘇聯農業專家斷定為“種植禁區”，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但是農墾人憑著一股戰天鬥地的精神，改寫了專家的斷言，通過種稻洗鹽，改良土壤，實現了生產。
開墾艱辛，保障墾地順利生產也不易。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重中之重。
田塊開墾出來，需要開溝渠，修道路，植樹木。
經過一代代農墾人的艱辛勞動，30萬畝的中低產田已改造成穩產高產的農田。
目前農墾已有耕地面積達60萬畝。
昔日雜草叢生的“七十二連湖”、荒涼的黃羊灘、鹽鹼覆蓋的西大灘、凹凸不平亂石成堆的軍馬場等，已變為綠樹成蔭、良田遍野、道路暢通、溝渠縱橫的高產穩產基本良田。
農業的出路在機械化，可寧夏的農墾“一把鐮刀一把鍬，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壓彎腰，旱地中耕鋤頭刨。”就是創業階段的真實寫照。
靈武農場最早有5臺25馬力的汽油拖拉機和2臺煤油拖拉機，後又購置2臺蘇制C-4自走收割機。
為適應生產需要，農墾人在耕地、收穫、運輸、植保機械上不斷添置更新。還結合實際，自己研製了IYT-3.7型條形鎮壓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質量，自主研製了“碳酸氫氨深施追肥機”等。
天津知青路金樹回憶他在前進農場成為天津知青在寧夏農墾機械化戰線上第一代技術人員的經歷時自豪地說：這是個既讓人羨慕而又艱苦的工作。夏耕時坐在拖拉機後面打犁是個苦差事，牽引車前面一走，後面便是暴土揚場，滿身滿臉的塵土。一遇機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難，在泥土與機油中摸爬滾打，還要被蚊叮蟲咬，或者麥芒刺扎，都是難以想像的。
路金樹吃苦耐勞，8年後成了一名聯合機手，兩年後又當了機組長。
1979年在聯繫好工作單位回城前，還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農機培訓班認真當教員，負責把技術傳授給農墾職工子弟，實現了農場農機隊伍的平穩過渡。
寧夏農墾自1950年創建以來，經過一代代農墾人屯墾戍邊、艱苦奮鬥，把一個荒漠戈壁灘，建成為一塊塊肥沃美麗的綠洲良田。年糧食總產達31690萬公斤，佔全區糧食的10%，糧食商品率高達85%以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區域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銀川知青（浙江支寧知青以1963年存留數計）在寧夏軍墾、農墾事業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說，他們撐起了寧夏農墾的脊樑，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調整，京、津、浙和銀川的知青大多離土返城，但是他們為墾荒屯田事業流淌的汗水乃至鮮血，作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已載入寧夏農墾史冊。他們的業績也被今天演繹得精彩之至。
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許多下鄉知青憑著他們的勤奮、知識、智慧和敬業精神，贏得鄉親們的信任，走上了各專業崗位。
他們在普及文化、傳播科學知識、活躍文化生活、開展農業科研以及當家理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寧下鄉第8個年頭曾有一份統計數據，總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區和永寧縣財貿、工業、文教、衛生等單位工作的381人，還在上大中專的45人，其它特殊情況遷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辦教師20人，代課教師16人，赤腳醫生4人，拖拉機手2人，生產隊會計6人，約佔16.6%。
銀川市1977年也有一個全市的統計數據，在11000多名下鄉知青中，有986人成為輔導員、農技員、拖拉機手、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等專業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識青年對於知識的渴求，與生俱來，尤其在經受農村生產勞動的鍛鍊中，不僅感受到生產知識的欠缺，同時也有把在學校所學知識運用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強烈願望。
比如在永寧下鄉的杭州知識青年，在社隊領導的支持下，自發地組織成立農民夜校，利用晚上時間幫助農民識字，學習文化知識，特別是縣農場的知青隊，他們的農民夜校採取“一對一幫教”的辦法，幫助鄰近的生產隊農民學文化。
知識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認真，農民群眾都非常愛學，在當地掀起了農民學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級領導的稱讚和表揚。
在幫助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知青們始終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或個人興趣愛好，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
有的針對勞動中發現的一些問題，主動學習農業生產技術知識，有的學習畜牧獸醫知識，有的學習醫藥衛生知識，有的學習農村財務知識。
在這中間，結合農業生產開展科學實驗，推廣農業新技術，鑽研技術創新是知識青年有所作為，贏得當地社員普遍讚譽的最為突出的事例。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60年前，寧夏農墾所處的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荒灘，就是風吹沙石跑、不見樹木不見草的戈壁荒灘。
鹽鹼地土壤含鹽量0.5%--3%，最高6.7%，地勢低窪，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機質含量只有0.2%--0.7%，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就是這樣的戈壁荒灘上，駐紮在寧夏的農建師集體轉業投入農業生產，上山下鄉以來，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銀川的知識青年來此落戶，一起肩負起了開墾荒地的重任。
農場初建，那種艱辛難以想象。
一位農墾老前輩回憶：“灘上長滿了芨芨草、白刺、蘆草，黃羊、野兔招來狼群常常出沒。由於技術力量薄弱，儀器精確度不夠，每完成一次建設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測量隊常年和湖泊、荊棘、風沙打交道，每天堅持工作十幾個小時，往往收工時天黑到看不見回家的路，半夜還在荒灘上打轉轉。”
前進農場是寧夏成立較早的機械化農場。
這裡曾被蘇聯農業專家斷定為“種植禁區”，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但是農墾人憑著一股戰天鬥地的精神，改寫了專家的斷言，通過種稻洗鹽，改良土壤，實現了生產。
開墾艱辛，保障墾地順利生產也不易。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重中之重。
田塊開墾出來，需要開溝渠，修道路，植樹木。
經過一代代農墾人的艱辛勞動，30萬畝的中低產田已改造成穩產高產的農田。
目前農墾已有耕地面積達60萬畝。
昔日雜草叢生的“七十二連湖”、荒涼的黃羊灘、鹽鹼覆蓋的西大灘、凹凸不平亂石成堆的軍馬場等，已變為綠樹成蔭、良田遍野、道路暢通、溝渠縱橫的高產穩產基本良田。
農業的出路在機械化，可寧夏的農墾“一把鐮刀一把鍬，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壓彎腰，旱地中耕鋤頭刨。”就是創業階段的真實寫照。
靈武農場最早有5臺25馬力的汽油拖拉機和2臺煤油拖拉機，後又購置2臺蘇制C-4自走收割機。
為適應生產需要，農墾人在耕地、收穫、運輸、植保機械上不斷添置更新。還結合實際，自己研製了IYT-3.7型條形鎮壓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質量，自主研製了“碳酸氫氨深施追肥機”等。
天津知青路金樹回憶他在前進農場成為天津知青在寧夏農墾機械化戰線上第一代技術人員的經歷時自豪地說：這是個既讓人羨慕而又艱苦的工作。夏耕時坐在拖拉機後面打犁是個苦差事，牽引車前面一走，後面便是暴土揚場，滿身滿臉的塵土。一遇機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難，在泥土與機油中摸爬滾打，還要被蚊叮蟲咬，或者麥芒刺扎，都是難以想像的。
路金樹吃苦耐勞，8年後成了一名聯合機手，兩年後又當了機組長。
1979年在聯繫好工作單位回城前，還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農機培訓班認真當教員，負責把技術傳授給農墾職工子弟，實現了農場農機隊伍的平穩過渡。
寧夏農墾自1950年創建以來，經過一代代農墾人屯墾戍邊、艱苦奮鬥，把一個荒漠戈壁灘，建成為一塊塊肥沃美麗的綠洲良田。年糧食總產達31690萬公斤，佔全區糧食的10%，糧食商品率高達85%以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區域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銀川知青（浙江支寧知青以1963年存留數計）在寧夏軍墾、農墾事業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說，他們撐起了寧夏農墾的脊樑，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調整，京、津、浙和銀川的知青大多離土返城，但是他們為墾荒屯田事業流淌的汗水乃至鮮血，作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已載入寧夏農墾史冊。他們的業績也被今天演繹得精彩之至。
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許多下鄉知青憑著他們的勤奮、知識、智慧和敬業精神，贏得鄉親們的信任，走上了各專業崗位。
他們在普及文化、傳播科學知識、活躍文化生活、開展農業科研以及當家理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寧下鄉第8個年頭曾有一份統計數據，總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區和永寧縣財貿、工業、文教、衛生等單位工作的381人，還在上大中專的45人，其它特殊情況遷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辦教師20人，代課教師16人，赤腳醫生4人，拖拉機手2人，生產隊會計6人，約佔16.6%。
銀川市1977年也有一個全市的統計數據，在11000多名下鄉知青中，有986人成為輔導員、農技員、拖拉機手、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等專業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識青年對於知識的渴求，與生俱來，尤其在經受農村生產勞動的鍛鍊中，不僅感受到生產知識的欠缺，同時也有把在學校所學知識運用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強烈願望。
比如在永寧下鄉的杭州知識青年，在社隊領導的支持下，自發地組織成立農民夜校，利用晚上時間幫助農民識字，學習文化知識，特別是縣農場的知青隊，他們的農民夜校採取“一對一幫教”的辦法，幫助鄰近的生產隊農民學文化。
知識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認真，農民群眾都非常愛學，在當地掀起了農民學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級領導的稱讚和表揚。
在幫助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知青們始終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或個人興趣愛好，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
有的針對勞動中發現的一些問題，主動學習農業生產技術知識，有的學習畜牧獸醫知識，有的學習醫藥衛生知識，有的學習農村財務知識。
在這中間，結合農業生產開展科學實驗，推廣農業新技術，鑽研技術創新是知識青年有所作為，贏得當地社員普遍讚譽的最為突出的事例。
永寧縣農場杭州知青王曉如，瞭解當地種水稻開始是撒播，畝產才二三百斤。後來推廣播秧技術，畝產可達600斤以上。
1971年他當了育秧技術員後，四處拜師求藝，虛心學習下河二隊一老農的育秧經驗。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他自己成功做過稻種木架上無土栽培實驗。
憑著掌握的育秧技術，1976年因上高校被自治區黨委抽調到吳忠縣金積公社一個回族聚居的大隊搞社教。
他所蹲點的生產隊已連續幾年育秧未成功，自己就伸手把這個活包攬下來了。
他親自指揮親手操作，在眾人悶聲不響的疑問擔憂中，搞了鹽水漂種，熱水（50℃）湯種，堆種催芽等流程，正正歸歸地操作了一次。四天之後，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種白花花地綻開了胚芽。一個星期後，一個個塑料地棚秧田裡，全是一片片嶄齊的碧綠。
他幫生產隊育秧成功驚動了整個大隊，幹部群眾都稱讚他“真是藝高人膽大”！
知青陳登原，醉心培育小麥新品種，獲得樑隊長支持劃二塊四四方方的兩畝地作試驗田，又從王太堡農業試驗場毫不費力討得十幾個優良小麥品種後，就開始科學實驗了。
他用正交實驗法，確定了其中的十來個組合。
大部分的土地，用來做密植實驗，行距有3寸至5寸不等。六七月麥子抽穗了。他整天在實驗田裡去雄、授粉、套袋，做記錄，忙得常常顧不得吃飯。功夫不負有心人。8月間，雜交F1代的小麥成熟了，結子率高的有30%，低的也有10%。
關鍵是有的麥粒顆粒大，十分飽滿，“千粒重”毛估比對照組要重50%以上，這意味著實驗朝著成功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遺憾的是，那場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分了心，以至於育成的第一代良種，不可思議地落入了雞肚皮！
密植實驗的麥子，也被不知情的社員混在一起脫粒了，一個數據也沒留下，煮熟的鴨子就這麼飛了。
後來他學習做5406堆肥，回到大隊因陋就簡辦起了堆肥廠。一級菌種是在試管裡培養的，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從農校帶回的菌種接種在一種叫做瓊脂的培養基表面。
兩三天後將長滿菌落的瓊脂搗爛，同樣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其裝入培養瓶。
瓶內裝的是麩子和碾成粉末狀的料餅，充分拌勻，兩三天後，瓶內長滿橘紅色的菌落，就是二級菌種。二級菌種與麩子和料餅充分拌勻，裝在已消毒的木盤裡。不幾天就長成了三級菌種。三級菌種與碎土拌勻後，堆積四五天，就成了5406堆肥。上好的5406堆肥呈顆粒狀，外表裹著一層白裡泛紅的菌落，還有一股濃郁的香氣。
灑在地裡不幾日，高粱玉米小麥黃豆像中了邪似的，一個勁的往上躥，結果是產量大增。
陳登原曾用二級菌種，直接撒在自留地裡。
他種的梅豆，像江南的四季豆，鬱鬱蔥蔥，枝葉繁茂，結滿了一串串的梅豆，吃都來不及吃。
公社書記錢金鎖特地在他的自留地召開了一次5406堆肥的現場交流會，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97年陳登原回訪當年下鄉地，樑隊長一見面就不住地說：“陳登原，科學種田，科學種田！”報社記者寫的專訪裡，也引用曾經為知青做過飯的張大娘的話，說陳登原做的藥（除黃藤子的生物製劑），靈的很，說得神乎其神。
此話也許有點兒過頭，但當年知青在科學種田上的種種探索，老百姓可是印象深刻啊。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60年前，寧夏農墾所處的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荒灘，就是風吹沙石跑、不見樹木不見草的戈壁荒灘。
鹽鹼地土壤含鹽量0.5%--3%，最高6.7%，地勢低窪，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機質含量只有0.2%--0.7%，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就是這樣的戈壁荒灘上，駐紮在寧夏的農建師集體轉業投入農業生產，上山下鄉以來，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銀川的知識青年來此落戶，一起肩負起了開墾荒地的重任。
農場初建，那種艱辛難以想象。
一位農墾老前輩回憶：“灘上長滿了芨芨草、白刺、蘆草，黃羊、野兔招來狼群常常出沒。由於技術力量薄弱，儀器精確度不夠，每完成一次建設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測量隊常年和湖泊、荊棘、風沙打交道，每天堅持工作十幾個小時，往往收工時天黑到看不見回家的路，半夜還在荒灘上打轉轉。”
前進農場是寧夏成立較早的機械化農場。
這裡曾被蘇聯農業專家斷定為“種植禁區”，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但是農墾人憑著一股戰天鬥地的精神，改寫了專家的斷言，通過種稻洗鹽，改良土壤，實現了生產。
開墾艱辛，保障墾地順利生產也不易。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重中之重。
田塊開墾出來，需要開溝渠，修道路，植樹木。
經過一代代農墾人的艱辛勞動，30萬畝的中低產田已改造成穩產高產的農田。
目前農墾已有耕地面積達60萬畝。
昔日雜草叢生的“七十二連湖”、荒涼的黃羊灘、鹽鹼覆蓋的西大灘、凹凸不平亂石成堆的軍馬場等，已變為綠樹成蔭、良田遍野、道路暢通、溝渠縱橫的高產穩產基本良田。
農業的出路在機械化，可寧夏的農墾“一把鐮刀一把鍬，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壓彎腰，旱地中耕鋤頭刨。”就是創業階段的真實寫照。
靈武農場最早有5臺25馬力的汽油拖拉機和2臺煤油拖拉機，後又購置2臺蘇制C-4自走收割機。
為適應生產需要，農墾人在耕地、收穫、運輸、植保機械上不斷添置更新。還結合實際，自己研製了IYT-3.7型條形鎮壓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質量，自主研製了“碳酸氫氨深施追肥機”等。
天津知青路金樹回憶他在前進農場成為天津知青在寧夏農墾機械化戰線上第一代技術人員的經歷時自豪地說：這是個既讓人羨慕而又艱苦的工作。夏耕時坐在拖拉機後面打犁是個苦差事，牽引車前面一走，後面便是暴土揚場，滿身滿臉的塵土。一遇機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難，在泥土與機油中摸爬滾打，還要被蚊叮蟲咬，或者麥芒刺扎，都是難以想像的。
路金樹吃苦耐勞，8年後成了一名聯合機手，兩年後又當了機組長。
1979年在聯繫好工作單位回城前，還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農機培訓班認真當教員，負責把技術傳授給農墾職工子弟，實現了農場農機隊伍的平穩過渡。
寧夏農墾自1950年創建以來，經過一代代農墾人屯墾戍邊、艱苦奮鬥，把一個荒漠戈壁灘，建成為一塊塊肥沃美麗的綠洲良田。年糧食總產達31690萬公斤，佔全區糧食的10%，糧食商品率高達85%以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區域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銀川知青（浙江支寧知青以1963年存留數計）在寧夏軍墾、農墾事業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說，他們撐起了寧夏農墾的脊樑，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調整，京、津、浙和銀川的知青大多離土返城，但是他們為墾荒屯田事業流淌的汗水乃至鮮血，作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已載入寧夏農墾史冊。他們的業績也被今天演繹得精彩之至。
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許多下鄉知青憑著他們的勤奮、知識、智慧和敬業精神，贏得鄉親們的信任，走上了各專業崗位。
他們在普及文化、傳播科學知識、活躍文化生活、開展農業科研以及當家理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寧下鄉第8個年頭曾有一份統計數據，總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區和永寧縣財貿、工業、文教、衛生等單位工作的381人，還在上大中專的45人，其它特殊情況遷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辦教師20人，代課教師16人，赤腳醫生4人，拖拉機手2人，生產隊會計6人，約佔16.6%。
銀川市1977年也有一個全市的統計數據，在11000多名下鄉知青中，有986人成為輔導員、農技員、拖拉機手、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等專業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識青年對於知識的渴求，與生俱來，尤其在經受農村生產勞動的鍛鍊中，不僅感受到生產知識的欠缺，同時也有把在學校所學知識運用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強烈願望。
比如在永寧下鄉的杭州知識青年，在社隊領導的支持下，自發地組織成立農民夜校，利用晚上時間幫助農民識字，學習文化知識，特別是縣農場的知青隊，他們的農民夜校採取“一對一幫教”的辦法，幫助鄰近的生產隊農民學文化。
知識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認真，農民群眾都非常愛學，在當地掀起了農民學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級領導的稱讚和表揚。
在幫助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知青們始終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或個人興趣愛好，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
有的針對勞動中發現的一些問題，主動學習農業生產技術知識，有的學習畜牧獸醫知識，有的學習醫藥衛生知識，有的學習農村財務知識。
在這中間，結合農業生產開展科學實驗，推廣農業新技術，鑽研技術創新是知識青年有所作為，贏得當地社員普遍讚譽的最為突出的事例。
永寧縣農場杭州知青王曉如，瞭解當地種水稻開始是撒播，畝產才二三百斤。後來推廣播秧技術，畝產可達600斤以上。
1971年他當了育秧技術員後，四處拜師求藝，虛心學習下河二隊一老農的育秧經驗。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他自己成功做過稻種木架上無土栽培實驗。
憑著掌握的育秧技術，1976年因上高校被自治區黨委抽調到吳忠縣金積公社一個回族聚居的大隊搞社教。
他所蹲點的生產隊已連續幾年育秧未成功，自己就伸手把這個活包攬下來了。
他親自指揮親手操作，在眾人悶聲不響的疑問擔憂中，搞了鹽水漂種，熱水（50℃）湯種，堆種催芽等流程，正正歸歸地操作了一次。四天之後，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種白花花地綻開了胚芽。一個星期後，一個個塑料地棚秧田裡，全是一片片嶄齊的碧綠。
他幫生產隊育秧成功驚動了整個大隊，幹部群眾都稱讚他“真是藝高人膽大”！
知青陳登原，醉心培育小麥新品種，獲得樑隊長支持劃二塊四四方方的兩畝地作試驗田，又從王太堡農業試驗場毫不費力討得十幾個優良小麥品種後，就開始科學實驗了。
他用正交實驗法，確定了其中的十來個組合。
大部分的土地，用來做密植實驗，行距有3寸至5寸不等。六七月麥子抽穗了。他整天在實驗田裡去雄、授粉、套袋，做記錄，忙得常常顧不得吃飯。功夫不負有心人。8月間，雜交F1代的小麥成熟了，結子率高的有30%，低的也有10%。
關鍵是有的麥粒顆粒大，十分飽滿，“千粒重”毛估比對照組要重50%以上，這意味著實驗朝著成功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遺憾的是，那場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分了心，以至於育成的第一代良種，不可思議地落入了雞肚皮！
密植實驗的麥子，也被不知情的社員混在一起脫粒了，一個數據也沒留下，煮熟的鴨子就這麼飛了。
後來他學習做5406堆肥，回到大隊因陋就簡辦起了堆肥廠。一級菌種是在試管裡培養的，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從農校帶回的菌種接種在一種叫做瓊脂的培養基表面。
兩三天後將長滿菌落的瓊脂搗爛，同樣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其裝入培養瓶。
瓶內裝的是麩子和碾成粉末狀的料餅，充分拌勻，兩三天後，瓶內長滿橘紅色的菌落，就是二級菌種。二級菌種與麩子和料餅充分拌勻，裝在已消毒的木盤裡。不幾天就長成了三級菌種。三級菌種與碎土拌勻後，堆積四五天，就成了5406堆肥。上好的5406堆肥呈顆粒狀，外表裹著一層白裡泛紅的菌落，還有一股濃郁的香氣。
灑在地裡不幾日，高粱玉米小麥黃豆像中了邪似的，一個勁的往上躥，結果是產量大增。
陳登原曾用二級菌種，直接撒在自留地裡。
他種的梅豆，像江南的四季豆，鬱鬱蔥蔥，枝葉繁茂，結滿了一串串的梅豆，吃都來不及吃。
公社書記錢金鎖特地在他的自留地召開了一次5406堆肥的現場交流會，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97年陳登原回訪當年下鄉地，樑隊長一見面就不住地說：“陳登原，科學種田，科學種田！”報社記者寫的專訪裡，也引用曾經為知青做過飯的張大娘的話，說陳登原做的藥（除黃藤子的生物製劑），靈的很，說得神乎其神。
此話也許有點兒過頭，但當年知青在科學種田上的種種探索，老百姓可是印象深刻啊。
知青裘志新在永寧下鄉後，經過一年時間的勞動實踐，悟出農業生產離不開科技的道理。
他從1966年起便積極投入到生產隊水稻插秧、藥劑除草、小麥新品種引進，“5406”生物肥製作等新技術的推廣上，成為農村科技帶頭人並被聘為鄉農技員。
1973年，他被吸收到縣良種場，正式進入科技人員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認識到自身專業知識的缺乏，在老專家的指導下結合實際，刻苦自學了良種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蟲病理、生物統計等十多門專業課程、理論知識，使得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大有長進。
早在當農民技術員時，他便有志於小麥新品種選育，並在自留地裡種上了百餘份親木材料。
到良種場後，他與其他科技人員在領導的支持下，歷盡千辛萬苦，收集資源，求教於全國各育種單位的專家，克服缺少基礎材料、育種經驗、經費等困難，通過不斷實踐總結，終於建立起一套適合單位實際的攤子小、花錢少、效率高的育種機制，順利完成一年三代的北育南繁任務，將育種工作卓有成效地向前推進。
1977年他與同伴首先育成中熟高產的春小麥新品種永良1、2號，獲自治區第一次科學大會“育成小麥新品種獎”。
正當同來寧夏的知青忙著離土返城時，1981年他培育出了著名的春小麥新品種“寧春4號”。
該品種豐產性突出，適應性廣泛，品質優良，深受農民與加工企業的歡迎。
自1981年正式推廣以來，現在已是寧夏引黃灌區春小麥佔到90%面積的重要品種，在內蒙古河套地區也成為當家品種。
據不完全統計，寧夏、內蒙古、陝西、甘肅、新疆、廣西等省區累計播種寧春4號1.2-1.3億畝，至今仍是黃河前套後套引黃灌區春小麥的主要品種。創造效益大致在70億元以上。
知青移民帶來的生活習慣，也使當地人生出許多好奇。
畢竟是大城市來的，有許多生活理念給封閉的西北農村一股清新之感。
當年杭州知青的到來，就曾打破永寧當地農民幾輩子以來平靜如水的生活。
青年隊成了他們尤其是小青年經常光顧的地方。
一些從杭州帶來的日用品，常常讓他們感到不可思議。
過去銀川人對上海來的移民有首歌謠唱道：“阿拉上海人，來到寧夏城，鍋鍋碗碗都不帶，帶了個尿水盆。”
而這時的永寧人，他們把熱水瓶叫做暖水壺，認為能使開水一晚上不涼的瓶子，裡面肯定有電在作崇。知青們一早起來忙著刷牙洗臉的時候，就有一大幫孩子圍在門口看稀罕。
看到知青三天兩頭換洗衣服，老鄉就奇怪：“你們的衣裳沒穿爛，怕都洗爛了。”但很快，他們跟著就學，而且發覺，經常洗的衣服不光穿著舒服，因為減少了汗漬和油汙的腐蝕，反而更加耐穿。
知青還分片到各生產隊去訪貧問苦，開辦掃盲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吸收貧下中農的孩子參加文藝演出，一些和知青年齡相仿卻已經拖兒帶女的年輕媳婦，看到知青朝氣蓬勃的生活狀態，不禁流露出萬分羨慕的神色。
知青們由於在城裡受過正規教育，往往多才多藝，他們到鄉村，不僅改變了農村青年生活的單調乏味，促進了當地的文體活動，象杭州知青憑著對文學的愛好，還曾在1970年創刊辦過《新青年文藝》，雖然傳播不多，後不再繼，但這種年青人的闖勁和強烈的愛好，還是值得珍視的。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婚姻大事無論當地人還是知青移民都是大事。
在那個年代，由於杭州知青下鄉時間較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們年齡都近二十五六了，所以不時有知青戀愛結婚。
由於沒有家底，也由於革命的意識灌輸成功。
知青結婚一不用彩禮，二簡單樸素，在當地的確也成一種移風易俗的樣板，給當地人很多驚訝。
知青移民帶著城市文化的基因和先進的生活理念給封閉的農村帶去了清新風氣。
總之，銀川地區有近千名下鄉知青在社隊及農林牧漁場擔任會計、保管員、記工員、民辦教師、赤腳醫生、農技員、拖拉機手等各種農村基層專業工作，他們以自身的文化科學知識，為發展農業生產，建設新農村，創造社會財富作出了積極貢獻。
文/吳金遨
對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作用問題，人們的認識是有分歧的。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假如這些青年人當時不上山下鄉，留在城裡可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
這一說法確有道理。
據《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一書作者火木經過精確計算：“文革”以來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至少有1500萬人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中國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歷史已經發生和必然發生的過去。
60年代中後期的城鎮中學畢業生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出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歷史選擇了他們，而他們無權選擇歷史。
應該承認在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中，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體到銀川這座曾經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僅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當時城市人口13.6萬，農村人口7.6萬，總人口21.2萬），土地資源豐富，農業開發的潛力巨大，因此，從壯大城市、發展經濟角度看，適當引進外來移民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像接納安置內地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更是如此。
當然，所有的移民應該具有社會學上所說的內在的價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動，才是符合移民規律，並且是可持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管是跨轄區或是轄區內的，就銀川而言，都對本地不僅農村，也包括城市建設與發展有著正面的意義。
知青移民給農村和農墾事業增加了新型勞動力人口
1968—1969年間，銀川有738名初高中畢業（即俗稱“老三屆”）奔赴寧夏固原地區插隊落戶。
他們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涇源、隆德和海原五個縣，王窪、玉橋、涇河源、興盛、涇北、聯財、神林、沙塘、城關、蒿川、興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賈塘十五個公社，李寨、北窪、範溝、涇光、團結、長征、立新、東風、白麵、東方紅（涇河源）、永紅、曙光、紅星（興盛）、衛國、紅旗、紅光、雷鋒、興盛、立新、大莊、沙南、東方紅（涇北）、恆光、聯財、趙樓、神林、龐莊、辛平、街道、張樹、清泉、許溝、新民、董莊、光聯、中林、錦華、和平、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團、西里、東灘、二道、紅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範臺、曹窪和脫烈五十五個生產大隊。
至於進入20世紀70年代，銀川知青下鄉大多安置在郊縣農村。
從統計來看，郊區自1973年至1978年，紅花、大新、掌政、通貴、銀新、良田和蘆花7個公社6年時間共安置了7281名下鄉知青，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和各個小隊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隊落戶。
至於跨轄區從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銀川地域或農墾或農村，其勞動力支援的意義更加彰顯。
他們中年齡大多在18歲左右，正是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大姑娘。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勞動力，而是農村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氣的力量。
在遍及插隊的地方，絕大多數社隊都為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在那些有條件建隊辦場、集中安置下鄉知青的地方，創業效應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曉如在《忙碌的知青點》一文中，就曾生動地記述了永寧縣農場青年隊集體創業的故事。
他們一到場就下地幹活，平整土地、開溝挖渠，養豬積肥，出外拾糞。
他們在場領導的引導下，開源節流，開展多種經營，開油坊、豆腐坊、裁縫鋪。東山掃沙子，西山拉石頭，鶴泉湖割蘆葦，冬季搞勞務輸出。
到鄰近收割完的糧田搞“小秋收”，還到黃河灘上挖老鼠倉，竟挖了數千斤黃豆，賣了近萬元錢。
他們也曾在寒冷中穿著棉衣赤腳下水，按著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當空揮鐮割麥，面對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塵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飯”，辛勤的勞作也換來精神的愉悅，當他們的插秧稻彎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過路老鄉的嘖嘖稱讚的時候，當田野裡拖拉機、拉拉車和老牛車馱著他們豐收果實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區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場的銀川知青點，1975年建點以來，兩年時間，建立了穩產高產田100餘畝，開荒30多畝。
1976年在遭受陰雨、低溫等自然災害情況下，糧食油料和蔬菜獲得了較好收成，還打破了當地歷史上不種菜的習慣。
此外，還飼養了30只羊，19口豬，糧、油、菜、肉基本自給。還積累了生產費用1萬餘元，新添了一頭牛，二輛架子車，三頭驢，小型農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
寧夏的農墾起源於軍墾，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獨立第二軍，後整編為西北獨立第一師（即農一師）。
他們以三個團挺進西大灘後，揭開了自治區國營農場建設的序幕。
繼之又有從北京、南京、蘭州等軍隊復轉的官兵加入開發建設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對口支援寧夏農墾建設，近半數人具有中學、小學畢業水平。三年的自然災害，很多人在挨餓受凍時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鄉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這裡，他們成為寧夏農墾建設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間，7160名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下鄉投入寧夏的軍墾後改為農墾的建設。其中5334人來自北京和天津，其餘的則是銀川本地人。
這批知青約佔寧夏地區知青總數的12.5%，約是農墾總人數的四成。
在下鄉勞動期間，這群知識青年有別於分散編隊的知青團體，他們受到軍事化的訓練，凝聚的更為緊密，並具有鮮明的組織紀律性和頑強的戰鬥力，被賦予“軍墾戰士”的光榮稱號。
農墾建設的漫漫歲月裡，知識青年灑下了晶瑩的汗水，奉獻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經歷返鄉回城風潮而選擇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為今日農墾事業“既獻了青春，又獻了子孫”。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與其他職工的堅守，才迎來了寧夏農墾的真正輝煌。
奶牛產業是寧夏農墾八個主導產業之一，而寧夏奶牛產業發展的搖籃，當屬寧夏農墾賀蘭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場創建於60年代初。當年，北京知青吳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場，從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個年頭。
她以《難忘的奶牛隊生活》，回憶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場如何從做畜牧統計、管理牛的檔案開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動亂造成管理牛群資料空白的尷尬，如何在技術員和奶牛場職工的努力下，解決好奶牛飼料、防控炭疽病、引進新技術提高奶產量、培養高品質奶牛的經過，並把成年母牛平均產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寧青年吳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場幹一樣愛一樣，自從當上擠奶員後，就一心撲在奶牛上。
她不僅奶擠得好，使每頭奶牛產鮮奶1萬斤以上，而且還親自拉上小車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終圍著她的10頭奶牛。
人工配種受精率她的10頭奶牛達到了80%以上，在當時是全區最好的成績。由於她工作突出，成績顯著，1983年被自治區政府授予“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還被選為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寧夏，漢族群眾一說吃肉，豎起大拇指直誇“靈農”牌豬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質好深受消費者青睞。
靈武農場是寧夏農墾創建的第一個國營農場，有著60多年建場史。
它不僅見證了寧夏的發展，也見證了寧夏農墾由小到大，由一窮二白到如今繁榮昌盛的歷程。
它坐落在黃河東岸，以優質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現代化的養豬場聞名區內外。
靈武農場的靈農畜牧發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區肉、奶產業龍頭企業和優質瘦肉型豬生產骨幹企業，擁有資產3397餘萬元，員工290人，年盈利321萬元。
公司所屬企業有種豬場、萬頭商品豬場、綠色食品生產基地養豬一區、養豬研究所、分析化驗中心、獸醫站、奶牛場、飼料廠、肉聯廠和40多個靈農鮮豬肉連鎖店。
當年的浙江支寧青年家屬周球光是靈武農場有名的養豬狀元。
50年代畢業於南京農學院的女知識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靈農”新豬種，推廣現代化養豬新工藝的大功臣。
60年前，寧夏農墾所處的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荒灘，就是風吹沙石跑、不見樹木不見草的戈壁荒灘。
鹽鹼地土壤含鹽量0.5%--3%，最高6.7%，地勢低窪，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機質含量只有0.2%--0.7%，自然條件很差，然而就是這樣的戈壁荒灘上，駐紮在寧夏的農建師集體轉業投入農業生產，上山下鄉以來，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銀川的知識青年來此落戶，一起肩負起了開墾荒地的重任。
農場初建，那種艱辛難以想象。
一位農墾老前輩回憶：“灘上長滿了芨芨草、白刺、蘆草，黃羊、野兔招來狼群常常出沒。由於技術力量薄弱，儀器精確度不夠，每完成一次建設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測量隊常年和湖泊、荊棘、風沙打交道，每天堅持工作十幾個小時，往往收工時天黑到看不見回家的路，半夜還在荒灘上打轉轉。”
前進農場是寧夏成立較早的機械化農場。
這裡曾被蘇聯農業專家斷定為“種植禁區”，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但是農墾人憑著一股戰天鬥地的精神，改寫了專家的斷言，通過種稻洗鹽，改良土壤，實現了生產。
開墾艱辛，保障墾地順利生產也不易。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重中之重。
田塊開墾出來，需要開溝渠，修道路，植樹木。
經過一代代農墾人的艱辛勞動，30萬畝的中低產田已改造成穩產高產的農田。
目前農墾已有耕地面積達60萬畝。
昔日雜草叢生的“七十二連湖”、荒涼的黃羊灘、鹽鹼覆蓋的西大灘、凹凸不平亂石成堆的軍馬場等，已變為綠樹成蔭、良田遍野、道路暢通、溝渠縱橫的高產穩產基本良田。
農業的出路在機械化，可寧夏的農墾“一把鐮刀一把鍬，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壓彎腰，旱地中耕鋤頭刨。”就是創業階段的真實寫照。
靈武農場最早有5臺25馬力的汽油拖拉機和2臺煤油拖拉機，後又購置2臺蘇制C-4自走收割機。
為適應生產需要，農墾人在耕地、收穫、運輸、植保機械上不斷添置更新。還結合實際，自己研製了IYT-3.7型條形鎮壓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質量，自主研製了“碳酸氫氨深施追肥機”等。
天津知青路金樹回憶他在前進農場成為天津知青在寧夏農墾機械化戰線上第一代技術人員的經歷時自豪地說：這是個既讓人羨慕而又艱苦的工作。夏耕時坐在拖拉機後面打犁是個苦差事，牽引車前面一走，後面便是暴土揚場，滿身滿臉的塵土。一遇機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難，在泥土與機油中摸爬滾打，還要被蚊叮蟲咬，或者麥芒刺扎，都是難以想像的。
路金樹吃苦耐勞，8年後成了一名聯合機手，兩年後又當了機組長。
1979年在聯繫好工作單位回城前，還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農機培訓班認真當教員，負責把技術傳授給農墾職工子弟，實現了農場農機隊伍的平穩過渡。
寧夏農墾自1950年創建以來，經過一代代農墾人屯墾戍邊、艱苦奮鬥，把一個荒漠戈壁灘，建成為一塊塊肥沃美麗的綠洲良田。年糧食總產達31690萬公斤，佔全區糧食的10%，糧食商品率高達85%以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區域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銀川知青（浙江支寧知青以1963年存留數計）在寧夏軍墾、農墾事業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說，他們撐起了寧夏農墾的脊樑，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調整，京、津、浙和銀川的知青大多離土返城，但是他們為墾荒屯田事業流淌的汗水乃至鮮血，作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已載入寧夏農墾史冊。他們的業績也被今天演繹得精彩之至。
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許多下鄉知青憑著他們的勤奮、知識、智慧和敬業精神，贏得鄉親們的信任，走上了各專業崗位。
他們在普及文化、傳播科學知識、活躍文化生活、開展農業科研以及當家理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寧下鄉第8個年頭曾有一份統計數據，總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區和永寧縣財貿、工業、文教、衛生等單位工作的381人，還在上大中專的45人，其它特殊情況遷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辦教師20人，代課教師16人，赤腳醫生4人，拖拉機手2人，生產隊會計6人，約佔16.6%。
銀川市1977年也有一個全市的統計數據，在11000多名下鄉知青中，有986人成為輔導員、農技員、拖拉機手、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等專業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識青年對於知識的渴求，與生俱來，尤其在經受農村生產勞動的鍛鍊中，不僅感受到生產知識的欠缺，同時也有把在學校所學知識運用到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強烈願望。
比如在永寧下鄉的杭州知識青年，在社隊領導的支持下，自發地組織成立農民夜校，利用晚上時間幫助農民識字，學習文化知識，特別是縣農場的知青隊，他們的農民夜校採取“一對一幫教”的辦法，幫助鄰近的生產隊農民學文化。
知識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認真，農民群眾都非常愛學，在當地掀起了農民學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級領導的稱讚和表揚。
在幫助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知青們始終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或個人興趣愛好，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
有的針對勞動中發現的一些問題，主動學習農業生產技術知識，有的學習畜牧獸醫知識，有的學習醫藥衛生知識，有的學習農村財務知識。
在這中間，結合農業生產開展科學實驗，推廣農業新技術，鑽研技術創新是知識青年有所作為，贏得當地社員普遍讚譽的最為突出的事例。
永寧縣農場杭州知青王曉如，瞭解當地種水稻開始是撒播，畝產才二三百斤。後來推廣播秧技術，畝產可達600斤以上。
1971年他當了育秧技術員後，四處拜師求藝，虛心學習下河二隊一老農的育秧經驗。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他自己成功做過稻種木架上無土栽培實驗。
憑著掌握的育秧技術，1976年因上高校被自治區黨委抽調到吳忠縣金積公社一個回族聚居的大隊搞社教。
他所蹲點的生產隊已連續幾年育秧未成功，自己就伸手把這個活包攬下來了。
他親自指揮親手操作，在眾人悶聲不響的疑問擔憂中，搞了鹽水漂種，熱水（50℃）湯種，堆種催芽等流程，正正歸歸地操作了一次。四天之後，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種白花花地綻開了胚芽。一個星期後，一個個塑料地棚秧田裡，全是一片片嶄齊的碧綠。
他幫生產隊育秧成功驚動了整個大隊，幹部群眾都稱讚他“真是藝高人膽大”！
知青陳登原，醉心培育小麥新品種，獲得樑隊長支持劃二塊四四方方的兩畝地作試驗田，又從王太堡農業試驗場毫不費力討得十幾個優良小麥品種後，就開始科學實驗了。
他用正交實驗法，確定了其中的十來個組合。
大部分的土地，用來做密植實驗，行距有3寸至5寸不等。六七月麥子抽穗了。他整天在實驗田裡去雄、授粉、套袋，做記錄，忙得常常顧不得吃飯。功夫不負有心人。8月間，雜交F1代的小麥成熟了，結子率高的有30%，低的也有10%。
關鍵是有的麥粒顆粒大，十分飽滿，“千粒重”毛估比對照組要重50%以上，這意味著實驗朝著成功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遺憾的是，那場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分了心，以至於育成的第一代良種，不可思議地落入了雞肚皮！
密植實驗的麥子，也被不知情的社員混在一起脫粒了，一個數據也沒留下，煮熟的鴨子就這麼飛了。
後來他學習做5406堆肥，回到大隊因陋就簡辦起了堆肥廠。一級菌種是在試管裡培養的，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從農校帶回的菌種接種在一種叫做瓊脂的培養基表面。
兩三天後將長滿菌落的瓊脂搗爛，同樣在無菌的條件下，將其裝入培養瓶。
瓶內裝的是麩子和碾成粉末狀的料餅，充分拌勻，兩三天後，瓶內長滿橘紅色的菌落，就是二級菌種。二級菌種與麩子和料餅充分拌勻，裝在已消毒的木盤裡。不幾天就長成了三級菌種。三級菌種與碎土拌勻後，堆積四五天，就成了5406堆肥。上好的5406堆肥呈顆粒狀，外表裹著一層白裡泛紅的菌落，還有一股濃郁的香氣。
灑在地裡不幾日，高粱玉米小麥黃豆像中了邪似的，一個勁的往上躥，結果是產量大增。
陳登原曾用二級菌種，直接撒在自留地裡。
他種的梅豆，像江南的四季豆，鬱鬱蔥蔥，枝葉繁茂，結滿了一串串的梅豆，吃都來不及吃。
公社書記錢金鎖特地在他的自留地召開了一次5406堆肥的現場交流會，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97年陳登原回訪當年下鄉地，樑隊長一見面就不住地說：“陳登原，科學種田，科學種田！”報社記者寫的專訪裡，也引用曾經為知青做過飯的張大娘的話，說陳登原做的藥（除黃藤子的生物製劑），靈的很，說得神乎其神。
此話也許有點兒過頭，但當年知青在科學種田上的種種探索，老百姓可是印象深刻啊。
知青裘志新在永寧下鄉後，經過一年時間的勞動實踐，悟出農業生產離不開科技的道理。
他從1966年起便積極投入到生產隊水稻插秧、藥劑除草、小麥新品種引進，“5406”生物肥製作等新技術的推廣上，成為農村科技帶頭人並被聘為鄉農技員。
1973年，他被吸收到縣良種場，正式進入科技人員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認識到自身專業知識的缺乏，在老專家的指導下結合實際，刻苦自學了良種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蟲病理、生物統計等十多門專業課程、理論知識，使得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大有長進。
早在當農民技術員時，他便有志於小麥新品種選育，並在自留地裡種上了百餘份親木材料。
到良種場後，他與其他科技人員在領導的支持下，歷盡千辛萬苦，收集資源，求教於全國各育種單位的專家，克服缺少基礎材料、育種經驗、經費等困難，通過不斷實踐總結，終於建立起一套適合單位實際的攤子小、花錢少、效率高的育種機制，順利完成一年三代的北育南繁任務，將育種工作卓有成效地向前推進。
1977年他與同伴首先育成中熟高產的春小麥新品種永良1、2號，獲自治區第一次科學大會“育成小麥新品種獎”。
正當同來寧夏的知青忙著離土返城時，1981年他培育出了著名的春小麥新品種“寧春4號”。
該品種豐產性突出，適應性廣泛，品質優良，深受農民與加工企業的歡迎。
自1981年正式推廣以來，現在已是寧夏引黃灌區春小麥佔到90%面積的重要品種，在內蒙古河套地區也成為當家品種。
據不完全統計，寧夏、內蒙古、陝西、甘肅、新疆、廣西等省區累計播種寧春4號1.2-1.3億畝，至今仍是黃河前套後套引黃灌區春小麥的主要品種。創造效益大致在70億元以上。
知青移民帶來的生活習慣，也使當地人生出許多好奇。
畢竟是大城市來的，有許多生活理念給封閉的西北農村一股清新之感。
當年杭州知青的到來，就曾打破永寧當地農民幾輩子以來平靜如水的生活。
青年隊成了他們尤其是小青年經常光顧的地方。
一些從杭州帶來的日用品，常常讓他們感到不可思議。
過去銀川人對上海來的移民有首歌謠唱道：“阿拉上海人，來到寧夏城，鍋鍋碗碗都不帶，帶了個尿水盆。”
而這時的永寧人，他們把熱水瓶叫做暖水壺，認為能使開水一晚上不涼的瓶子，裡面肯定有電在作崇。知青們一早起來忙著刷牙洗臉的時候，就有一大幫孩子圍在門口看稀罕。
看到知青三天兩頭換洗衣服，老鄉就奇怪：“你們的衣裳沒穿爛，怕都洗爛了。”但很快，他們跟著就學，而且發覺，經常洗的衣服不光穿著舒服，因為減少了汗漬和油汙的腐蝕，反而更加耐穿。
知青還分片到各生產隊去訪貧問苦，開辦掃盲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吸收貧下中農的孩子參加文藝演出，一些和知青年齡相仿卻已經拖兒帶女的年輕媳婦，看到知青朝氣蓬勃的生活狀態，不禁流露出萬分羨慕的神色。
知青們由於在城裡受過正規教育，往往多才多藝，他們到鄉村，不僅改變了農村青年生活的單調乏味，促進了當地的文體活動，象杭州知青憑著對文學的愛好，還曾在1970年創刊辦過《新青年文藝》，雖然傳播不多，後不再繼，但這種年青人的闖勁和強烈的愛好，還是值得珍視的。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婚姻大事無論當地人還是知青移民都是大事。
在那個年代，由於杭州知青下鄉時間較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們年齡都近二十五六了，所以不時有知青戀愛結婚。
由於沒有家底，也由於革命的意識灌輸成功。
知青結婚一不用彩禮，二簡單樸素，在當地的確也成一種移風易俗的樣板，給當地人很多驚訝。
知青移民帶著城市文化的基因和先進的生活理念給封閉的農村帶去了清新風氣。
總之，銀川地區有近千名下鄉知青在社隊及農林牧漁場擔任會計、保管員、記工員、民辦教師、赤腳醫生、農技員、拖拉機手等各種農村基層專業工作，他們以自身的文化科學知識，為發展農業生產，建設新農村，創造社會財富作出了積極貢獻。
文章作者系原銀川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