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省會城市，包括人口近千萬的大城市，都在上演“人才爭奪戰”。戶籍改革已經成為城市競爭的重要“競賽項目”。
不過，這些城市“搶人”大多設有門檻限制。如今，風向要變了！
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後簡稱《任務》），針對不同城市提出了更為細化寬鬆的落戶要求，在此前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取消落戶限制基礎上，繼續對大城市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甚至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並要求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戶規模。此外，《任務》還首次提出了“收縮型中小城市”的概念。
這些，都被視為戶籍制度改革的積極信號。
讓外來人口留下來
去年，在各省會城市的“人才爭奪戰”如火如荼時，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張本波接受媒體採訪指出：當一座城市優先解決現有外來人口落戶問題、為常住人口提供穩定生活的制度環境後，出臺大規模引進人才的優惠政策才更合乎社會治理的邏輯。
而此次戶籍改革政策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解決張本波所說的“解決現有外來人口落戶”的基礎問題——“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具體的措施，就是推動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
“每年有幾百萬到上千萬的農民工要繼續從農村轉向城市，我們把這部分人口叫做‘農業轉移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將農民工稱作“農業轉移人口”並不準確。實際上每年新增的農民工，大部分並沒有務過農。
為什麼要積極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戶？有專家認為，此前排斥農民工的戶籍政策已經顯示出負面效應。
在路遙小說《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平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形象。從農村人奮鬥成煤礦工人、拿到城市戶口的過程，貫穿著孫少平的前半生。這是小說，也是過往的現實。
過去幾十年，城市歡迎農村壯年勞動力，但將其子女、老人視為負擔。經濟學家陸銘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一些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動用教育、就業等辦法來控制人口，尤其是對外來人口子女入學採取嚴格限制。
城市戶口附著各項公共服務權益，沒有戶口的農民工難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即使長期在城市工作。
陸銘認為，留守農村的老幼，並非自願留下，而是被包括城市戶籍政策在內的種種門檻排斥在外，他們進城將面臨過高的生活成本。
這種排斥，被學者們認為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城市在鼓勵高端人才留下來的同時，也要讓低技能勞動者留下，否則極易扭曲城市的勞動力供給結構。”陸銘說道。
也有人認為，出於情感和適應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農民已經不願意進城了。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報告，有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制約他們在城市定居。
“只有戶籍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進城。”陸銘認為，政府應該為有定居意願的農民工創造條件，例如，允許土地交易和抵押，滿足他們在城市裡擁有基本住房，成為廉租房制度覆蓋的群體。
房價、生育率何去何從？
對本專科以上的高學歷人才而言，這次戶籍制度的放寬，加之準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諸多利好政策，讓他們無論是留守“北上廣深”，還是退居二線城市，都能夠更從容。
房價是影響高學歷人才選擇城市的因素之一。當下“人才爭奪戰”中，生活補貼、購房優惠是各地人才政策的重點。許多分析人士認為，《任務》發佈之後，放開戶籍的城市的購房需求也會上漲，甚至觸發房地產市場的波動。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況偉大近期接受媒體訪談表示，放寬戶籍將新增3000萬人購房需求，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城市，房價上漲的更快，特別是在沒有進行限購的沿海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有重大工程以及重要資源型城市，或許會引來炒房投機者。
但陸銘對此持保留觀點，他認為，與其說戶籍政策影響房價，不如說是勞動力流動的趨勢影響地區房價。在本輪戶籍政策改革之前，勞動人口流入和流出的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戶籍政策在當下只是一個“引流”的作用。
陸銘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長遠來看，人的流動會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因素，人口依然會進一步向特大、超大型城市集中。
戶籍改革進程中，還有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就是寬鬆政策下，能否影響或提高生育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應沒有達到預期，2018年出生人口繼續下降至1523萬人，比2017年出生人口減少200萬人。而另一方面，老齡化加速到來。
城市“人才爭奪戰”，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對上述問題的應對。
因此，許多地方官員在解釋“搶人”原因時都會提到：迎接第二波人口紅利，優化人口結構。
中小城市要“瘦”，更需要“強”
上述《任務》中提到，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要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
中小城市為何要瘦身強體，又該如何瘦身強體？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匡時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增長，在未來全國人口總量下降的情況下，未來還會有更多的中小城市會進入收縮型城市。
“中小城市收縮，大城市持續擴張，這是城市之間的人口再分配。這種分配符合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黃匡時認為，相對於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散佈局，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更有利於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效率。
從成本來看，中小城市瘦身成本也更低，但不代表中小城市就此衰落。《任務》明確提出，中小城市不光要“瘦”，而且還需要“強”。
黃匡時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官員難以接受自己服務的城市被稱作“收縮型城市”，拒絕承認城市人口在流失，甚至排斥做收縮型的城市規劃。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人口減少直接跟城市衰敗相聯繫。
這樣的擔憂不無道理。就在《任務》發佈後，東北小城鶴崗，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將自己送上熱搜。在當地一些房產中介平臺，5萬、10萬甚至3萬一套的房子待售。
隨後，其他一些因為資源枯竭、人口大量外流導致房價下跌的小城市也被人們提及。例如甘肅玉門，石油資源枯竭後，許多人感慨當地房地產幾乎無人問津。
類似鶴崗、玉門等城市不可避免地“瘦身”，但還有希望“強體”嗎？這些城市今後的發展也引起討論。
黃匡時認為，在城鎮化進程中，隨著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會逐漸形成核心城市、中心城市、邊緣城市等城市體系。“未來，對於很多中小城市而言，應該從產業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各個方面積極融入到城市群中去。”
另一方面，哪些城市需要“收縮”，也需要綜合評估。陸銘表示，從概率上講，資源枯竭型城市很可能會出現持續的人口流出，這個時候就應該做減量型的規劃。但這種情況並非是絕對的。
黃匡時建議道，相關部門需要加強收縮城市認定的標準化研究，包括人口資源環境方面的綜合評估，研發城市收縮指數，根據指數結果決定哪個城市是否可以收縮。他同時強調，一定要擺正對收縮城市的心態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