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來電話，約著一起去高密東北鄉商談建設他的文學紀念館事宜。
於是，我想起了我和莫言大師的那次親密接觸……
那年年底，莫言來青島的消息通過《青島日報》以及其它媒體的報道，在青島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一時間，大小書店裡關於莫言的作品全部脫銷。
青島的冬天於是不再寧靜。
人們是通過《紅高粱》知道莫言的。生於1955年的莫言是山東高密人士，他參軍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期間發表成名作《紅高粱》。這部小說反映的一群土匪打日本的故事連同“我爺爺奶奶”間的愛恨故事，在全世界廣為流傳。
一部電影《紅高粱》讓四個人揚名世界，他們分別是作者莫言、導演張藝謀、演員姜文和鞏俐。
“《紅高粱》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我們高密東北鄉，我是聽著這個故事長大的。”我陪著莫言先生參觀前灣港時他對我說。
離開山東30多年了，莫言先生鄉音未改，山東普通話中不時帶出些方言。先生講話的聲調和我的老鄉、原外交部部長的李肇星十分相像，讓人倍感親切。
莫先生的家鄉高密市是個縣級市，隸屬山東濰坊市，和我現在工作的青島只有2個小時的車程。抽時間我會去那裡看看的，看看那片土地，看看那裡豐滿的紅高粱。
“您今年有什麼大作問世”？我問先生。
“今年忙著在國外搞文化交流，沒有寫東西。”
“不過我正在構思一部長篇，準備明年躲起來寫出來”。莫言先生緊接著又跟了一句。
是啊，一個作家是不會停下手中筆的思考的。
我們談了軍事文學，談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談了創作與生活的關係。
莫言先生能有今天的作為，與軍隊這所大學校、大熔爐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青島，莫言和青島理工大學的師生進行了熱情的交流。在交流中，我感受了這位軍人出身的作家的大氣智慧以及敏銳。有的學生問莫言先生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他說：“是不經意間。”莫言話鋒一轉說：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師。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裡。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幹，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人。因為文革，我與張老師鬧翻了臉。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霜。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呢。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狂。
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為地主，被鬥而死。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事，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來。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搖頭擺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章。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夥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我。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幹問題，當了政治教員。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書。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了。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燃。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寄。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了。
有同學問：莫言老師：當年跟您同時出道或比您更晚一些的作家現在或淡出文壇，或者越來越侷限在小圈子裡，不再有當初的鋒芒，而您始終能保持旺盛的創作熱情，原因是什麼？您是否擔心有一天創造力枯竭，自己熟悉的寫作素材都用盡了？
莫言脫口說道,我不太同意你的話，跟我一起出道的作家大多數還在寫作，而且鋒芒不減當年。我的寫作是井噴式的，前不久我大概算了一下，我從事專業寫作已經20年，但實際用於寫作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年，其餘的時間，我都是在非文學的圈子裡泡著。因此，我能夠保持創作的激情，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件都會刺激我的文學神經，使我衝動，讓我躍躍欲試。有時候看起來我寫了一個古老的故事，但其實這個故事的精神內核是當下的。我有兩種處理素材的方法：一是把過去的故事當成今天的故事寫，一是把今天的故事當做過去的故事來寫，這樣就使自己的創作素材變得多姿多彩。
一位長相俊俏的女學生問，莫先生，您說自己要“作為百姓寫作”而不是“為百姓寫作”，您是怎麼保持這種平常心的？ 莫言笑了，一雙不大的眼睛很有特點，他說，我的這個說法不是什麼理論發現，而是自我提醒。我希望自己能夠保持一種平民心態，不要把作家這個職業神聖化。我希望自己在生活和社會地位變化之後還能從低的視角來觀察生活，總之，不要忘本，不要剛扔掉要飯棍，就痛打叫花子。 一位老師自報家門後請教道：莫言先生，感覺您的早期作品像刀一樣尖銳，到《生死疲勞》等則有更多的悲憫，但不變的是一種厚重、沉重的感覺，這是不是偉大作品的必然要素？在今天這個文化的消費時代、快餐時代，您的這種追求也有一種悲壯的意味，會不會有曲高和寡的感覺？
莫言說：早期那樣寫，是因為我年輕；現在這樣寫，是因為我漸漸成熟。一個作家是不斷變化的，他的作品能夠體現他的變化。我多次說過，偉大作品是沒有配方的，一個發誓要寫偉大作品的人，往往寫出的是垃圾，而一個無意營造偉大的作家，也許真就跟偉大沾上了邊。我的意思是說，我這樣寫是我必須如此，並不是要藉此靠近偉大。我在寫完《生死疲勞》後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在文章裡我寫道：“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這話看上去比較輕狂，但表達的卻是我真實的想法。我一直認為寫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是“嚶其鳴兮，求其友聲”，當今這個時代，你不要指望自己的作品老少咸宜，無論多麼牛的作家，其實也都是在為自己那一部分固定的讀者寫作。這部分讀者跟你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你的創作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
有一位膀大腰圓的學生問了一個讓人笑逐顏開的問題：莫老師，現在有很多學者、作家都藉助電視出了名，如易中天、劉心武等。感覺您的口才很好，邏輯性很強，又很幽默，如果《百家講壇》邀請您去做講座，您會去嗎？
莫言雜很難起來說：我長得太醜了，還是不去為好。
會堂裡，一片掌聲，持續了很久。
這就是莫言，有了這樣的作家，寫出的《紅高粱》豐碩；寫出的《豐乳肥臀》讓人產生聯想……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委員會的授獎詞稱，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這就是我眼裡的莫言，一位文學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