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三少！西方民主模式“病”了……'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和英國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說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角，說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糟，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說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和英國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說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角，說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糟，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說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第三是太多的“飲鴆止渴”，這首先表現在債務經濟。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直接、間接的福利支票，最後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氾濫。希臘還有一些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西方的國家幾乎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也就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想辦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也能夠說明這一點，加州的政客實際上採用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法，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然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就陷入破產的境地。後來加州政府又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和英國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說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角，說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糟，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說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第三是太多的“飲鴆止渴”，這首先表現在債務經濟。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直接、間接的福利支票，最後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氾濫。希臘還有一些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西方的國家幾乎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也就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想辦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也能夠說明這一點，加州的政客實際上採用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法，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然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就陷入破產的境地。後來加州政府又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英國脫歐公投也是一個例子，本來是為了應對黨內脫歐派的壓力，當時首相卡梅倫就決定豪賭一次舉行脫歐公投，結果犯了顛覆性的錯誤，但又沒有做任何的應對預案，所以使英國經濟陷入了相當長時間的一種不確定的狀況。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和英國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說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角，說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糟，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說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第三是太多的“飲鴆止渴”，這首先表現在債務經濟。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直接、間接的福利支票，最後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氾濫。希臘還有一些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西方的國家幾乎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也就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想辦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也能夠說明這一點，加州的政客實際上採用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法，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然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就陷入破產的境地。後來加州政府又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英國脫歐公投也是一個例子，本來是為了應對黨內脫歐派的壓力，當時首相卡梅倫就決定豪賭一次舉行脫歐公投，結果犯了顛覆性的錯誤，但又沒有做任何的應對預案，所以使英國經濟陷入了相當長時間的一種不確定的狀況。

第四是太多的“空談誤國”。今天的西方民主幾乎成了無休止口水仗的代名詞。2008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高喊“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他承諾削減美國的國債，但美國國債已經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了17萬億美元，執政八年唯一兌現的醫保方案還被特朗普廢除。希臘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雖然整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但希臘的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臘依賴外部的資金來救援，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接受削減福利的任何安排。2011年時，希臘領導人曾公開主張採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整個歐盟非常緊張，因為歐盟內部要自己成員國拿出真金白銀來幫助希臘談何容易。西方模式的特點是有福同享，大家爭先恐後，有難同當，大家四分五裂。其實當時希臘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自己國內黨派能夠達成某種交易，當時《金融時報》也發表評論稱：“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對歐盟、對整個世界經濟都產生嚴重的後果。”

在8月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給西方民主把把脈”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認為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用“四多三少”來概括。

西方民主的“四多”首先就是太多的“重財輕義”，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損害。“重財輕義”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對公司、對團體的競選捐款不設上限，隨後在2014年又裁定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連美國已故的極右翼參議院麥凱恩也看不下去了，說“美國今後將醜聞不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就刊過一篇長文說，金錢獲得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這就是所謂的“最富的100箇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個美國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宮”，這也是種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名叫斯泰恩·林根的教授，他把這種金錢政治聯想到古希臘民主是如何走向滅亡的。他說在古希臘的時候，當富人成為鉅富，而且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治體制的時候，雅典民主奔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天的英國和美國就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第二是太多的“爭權奪利”。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基因缺陷是權利的絕對化導致“否決政治”盛行，妥協變得越來越難。美國和英國的政客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和英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非常分裂的。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就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已經關門了三次，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惡鬥可以說創造了美國的歷史紀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相拆牆角，說甚至他們希望經濟可以變得更糟，只要有利於自己當選就行。所以他覺得這文章說美國在選擇自我毀滅。

第三是太多的“飲鴆止渴”，這首先表現在債務經濟。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直接、間接的福利支票，最後耗盡了國庫，導致“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氾濫。希臘還有一些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西方的國家幾乎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也就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想辦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也能夠說明這一點，加州的政客實際上採用的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法，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然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就陷入破產的境地。後來加州政府又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英國脫歐公投也是一個例子，本來是為了應對黨內脫歐派的壓力，當時首相卡梅倫就決定豪賭一次舉行脫歐公投，結果犯了顛覆性的錯誤，但又沒有做任何的應對預案，所以使英國經濟陷入了相當長時間的一種不確定的狀況。

第四是太多的“空談誤國”。今天的西方民主幾乎成了無休止口水仗的代名詞。2008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高喊“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他承諾削減美國的國債，但美國國債已經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了17萬億美元，執政八年唯一兌現的醫保方案還被特朗普廢除。希臘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雖然整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但希臘的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臘依賴外部的資金來救援，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接受削減福利的任何安排。2011年時，希臘領導人曾公開主張採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整個歐盟非常緊張，因為歐盟內部要自己成員國拿出真金白銀來幫助希臘談何容易。西方模式的特點是有福同享，大家爭先恐後，有難同當，大家四分五裂。其實當時希臘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自己國內黨派能夠達成某種交易，當時《金融時報》也發表評論稱：“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對歐盟、對整個世界經濟都產生嚴重的後果。”

空談誤國的表現，在西方國家治理方面就能看到普遍的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冰島領導人治理無方，國家就破產了。希臘和意大利領導人也是治理混亂，導致現在很多深層次的危機。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小布什總統和他的整個團隊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隨之直線下降。

（來源：《這就是中國》節目組 編輯：劉清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