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清王朝的官員們，終於意識到了西方列國那些艦船炮火的威力了。

為了富國強兵，解除內憂外患，以中央代表恭親王“奕訢”和地方代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他們以“自強”和“求富”為旗號，採取了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新式軍事工業的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被稱之為“洋務運動”。

然而，在清王朝進行著洋務運動的時候，與我們一洋之隔的日本，也正迎回天皇，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可是，為什麼後來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失敗了呢？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01 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

1864年6月，一個很著名的奏摺《同治三年四月戊戍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提出了：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

其中，在這份奏摺的後面，還附了李鴻章給總理衙門的一封信，信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也就是說，要想強國，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得辦工業。

恭親王與李鴻章等人，與20年前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一致的。更有：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李鴻章

這些精英階層試圖維護封建體制的思想，是中國實現近代化進步最大的阻礙。這些對傳統文化的保守態度與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強烈的矛盾關係。

比如，著名的文化名流“辜鴻銘”就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矛盾綜合體”。他早年曾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他精通英、法、德、拉丁文、西臘、馬來西亞等多國語言。據說還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他的英文水平號稱“晚清第一”。

可是，辜鴻銘卻又是一個極端保守的舊學分子。他終身不肯剪掉辮子，提倡一夫多妻制。最著名的論據是：“男人是茶壺，女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杯。”

正因為辜鴻銘等人的儒家傳統思想，使洋務運動的改革成為了一次留著“辮子”的改革。

相比較日本的改革家，他們也曾想用“西方的技術、日本的精神”作為改革的方式。然而，當這些日本改革家們，先後通過對西方的12個國家訪問以後，他們認定：“國家富強之途，第一要啟發國民多數智德良能，使進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進而同心協力於國家公共事務，建設富強之國家。”

辜鴻銘

兩國的差異性，在剛剛統一了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先後接待了來自日本和清政府的使節後，便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的是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以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清政府來的使者，問的只是某廠的船炮造得怎麼樣、價值如何。”

俾斯麥事後預言說：“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勝，中國敗。”這一預言，在20多年後的“甲午戰爭”中，得到了應驗。

02 電報事業與修建鐵路上的不同態度

由於朝廷裡保守勢力的頑固和強大，以及洋務派在制度上的落後態度，使洋務運動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其最主要的表現可以從“架電線”和“修建鐵路”上看出來。

早在1870年，英國大東公司和丹麥大北公司其實已經在中國鋪設了電報電纜。大東公司得到了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設置海底電纜的權利，並架通了印度經新加坡到中國南部沿海再到香港的線路。

清朝時的鐵路

而丹麥大北公司則架設了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電纜。到1871年6月，中國其實已被納入世界電報網絡之中，可以實現經商、談判等都可以瞬間傳遞信息。

但是，中國卻不允許架設電報線，仍然靠著馬車驛道傳信。而反對派最大的理由就是“破壞風水”。

1875年，山西按察使陳彝上一道奏摺說：“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

因此，一旦搬出了“忠孝”二字，朝廷上下便無人敢駁了。而修建鐵路更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血淚史。

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

這條只有大約14公里的鐵路，修成以後，卻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各位大臣們爭議著該不該修鐵路，其爭議的焦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修鐵路會不會驚擾祖先，二就是會不會破壞中國千年以來的農耕文化模式。

清朝時期架電纜

最終清政府派官員直接與英國談判，以28.5萬元的價格買了過來予以拆毀。拆下來的鐵軌，先是被洋務派“劉銘傳”帶到了臺灣鋪成了一條鐵路。後來，劉銘傳調回來以後，又把鐵軌拆了，運回了旅順口軍港，修了一段專門運送炮彈的小鐵路。1904年，小鐵路被炸燬。

相比日本，卻深知鐵路的重要性。為了修築鐵路，日本政府不惜舉債，在英國倫敦發行100萬英鎊公債。到1891年，日本境內的鐵路已經完成了3300公里，其中私營企業修建的鐵路就佔2473公里。

當時的《紐約時報》中報道：“實施這樣一項偉大的工程，最大的障礙只能是中國人民對所有外國人所抱有的敵意，以及他們自己的迷信思想。”

03 “官督商辦”經濟體制

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氣船“黃鵠”號建造成功。同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正式成立了“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新式工廠，是晚清規模最大的軍工企業。後來被更名為“江南造船廠”。

江南造船廠

不久，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任總理船理大臣，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軍艦，並組建了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海軍——福建南洋水師。

左宗棠與沈葆楨還一起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用來培養人才的新式學堂。

這些早期的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然而，因為“國庫羞澀”，這些工廠，以盛宣懷為首的官商大臣，他們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制度。這種制度使得清政府嚴重影響了私人企業的利益。

洋務派大力辦企業，本來就是打著“強兵”和“富國”的旗號，如果企業民營化，那麼，這些權勢派就無法直接操控其中的利益了。所以，這在官僚們看來，把企業民營化是萬萬不可以的。

盛宣懷

在這些官督商辦的企業裡，官股和商股完全沒有任何公平可言。

比如，在創建的“開平礦務局”的招商章程中就明確規定：“即將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辦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按股均分。”還有些企業更是規定：“不管企業效益如何，都必須要發官利一分。”

同樣，1884年，在盛宣懷奪權招商局實行“官督商辦”的同一年，日本的明治政府卻把當時最大的造船企業，幾乎與招商局同期創辦的“長崎造船所”，僅以“1日元”的價格出售給了私營企業家“巖崎彌太郎”，這家企業就是後來的“三菱株式會社”。

自1884年至1892年，日本相繼把許多國營企業以半買半送的方式轉給了私營企業家。這種私營化運動使得日本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1889年，日本設立國會，頒佈憲法，並確定了君主立憲的新體制。兩國不同路徑的選擇，從盛宣懷進入招商局實行“官督商辦”那一天開始，就註定了洋務運動的最終失敗。

04 “金本位制”確立的影響

所謂“金本位制”，就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這一制度的發明者是英國。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這個國家憑藉著機械革命，成為了一個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

1816年，英國率先使用“金本位制”。

1873年，法國進入了金本位時代。

1873年，德國也迅速使用金本位制。

1879年，美國實行了金本位制。

1890年，東方的俄國也進入了金本位時期。

1895年4月17日，因甲午戰爭慘敗，中國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賠償了驚天鉅款白銀2.6億兩，再加上掃蕩來的戰利品和現銀，共計3.4億兩。這筆鉅款相當於日本全年財政收入的6.4倍。

電報業的興起

日本通過這筆鉅款，大力發展鐵路、航運、機械。其中最大的變革，就是日本利用這筆甲午賠款實行了“金本位制”。從此，清政府的國力與明治時代的日本，逐漸拉開了距離。

而身為全球最大的“白銀帝國”的中國，直到1935年才宣佈實行金本位制。也正是因為歐美等國相繼使用金本位制，使得銀價不斷下跌，導致使用銀本位國家的貨幣貶值。這也許就是當時兩大“白銀帝國”——中國和印度，衰敗的一個原因。

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

雖然洋務派運動失敗了，但是，在當時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首先，它引進了大量的機器生產，促進了中國企業近代化的發展。同時對外國經濟的入侵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也帶動了近代民族工業經濟的興起。

第一批中國赴美留學生合影

1872年，清政府曾經派出了30名兒童留學美國，為中國近代社會培養了一批人才。在這些學生當中，就有後來最著名的工程師、“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

1877年，清政府從福州船政學堂選拔了第一批學生，留學英國和法國，他們後來，一直是近代中國海軍的骨幹力量。

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也宣告失敗。然而，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爭的失敗是一個轉折時刻，舉國上下，“一戰而人皆醒矣！”

1896年11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保守的中國正在覺醒！”

參考資料：吳曉波著《跌蕩一百年》

張鳴著《洋務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