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這東西，一向被認為是個壞東西，“閉關鎖國”嘛，“落後就要捱打”嘛，是吧，尤其是明朝，被認為開了個很壞的先例，自絕於世界。
話說回來，誰規定的，捱打一定是因為落後？
“五胡亂華”時，我們落後了麼，西夏，遼，金直至蒙元，我們落後了麼，“土木堡之變”，落後了麼，滿清入關，落後了麼，乃至1840，被打是因為落後麼？
大家有誰聽說過一個GDP佔世界30%以上的落後國家？
強如美國，2018年世界GDP佔比，不過24%。
那麼，明朝的“海禁”這事，對不對？
在說清這個對錯之前，我們先來看兩件小事。
其一，1523年，寧波之亂，爭貢之役。
起因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力量變化，幕府將軍成為傀儡，地方大名勢力興起，兩股相互仇視的大名勢力爭奪嚮明朝的朝貢貿易權，各自為了利益，嚮明朝派出朝貢貿易使團。
兩支使團先後到達明朝規定的朝貢貿易地點，寧波市舶司後，先是因貿易所需的“勘合”憑證真假起了爭執，其中一方通過對市舶司官員行賄，暫時平息了下來。
接著，在隨後進行的接待酒宴上，又因座次席位發生爭執，自認為栽了面子的一方，派人搶奪了此前被收繳的武器，聚眾直接在酒宴上將對立的一方斬殺，並一路追殺對方逃離的人員。
追殺未果，這幫人憤憤不平，又跑去港口把對手的船隻全部燒燬。
見了血，這幫日本人的野性就收不住了，開始沿路劫掠，燒殺。
寧波守軍連忙派兵彈壓，卻由於承平日久，武備鬆弛，被對方反殺，連都指揮和千戶都戰死了。
這幫人居然還就在港口順利地搶回了他們自己的兩條船，出港逃走了，後來在海上遇到大風，其中一條船漂到朝鮮，大概是又想著發財，被朝鮮殺了二十多，活捉三十多送交了明朝。
結果嘛，還用問？這三十多，跟另一方僅存的逃掉的人，一起被斬首。
還有一條船呢，他們也知道這事鬧大了，在海上四處漂泊，躲藏，後來不曉得死哪去了。
當然不會就這麼完了，隨後明朝方面取消了寧波，福建兩處的市舶司，只剩下廣東一處。
日本方面，內亂加劇，掌管朝貢貿易的大名被殺，貿易船隻屢屢被海盜圍攻。
至此，明朝與日本兩方因素疊加，雙方的官方貿易渠道斷絕，緊接著就是走私渠道的興起，寧波外海雙嶼島成為走私中轉中心。
至於說朝貢貿易權為什麼會影響這麼大，我們從某次日本使團一次性行賄千兩黃金，就可窺見一斑，這裡面的利潤，油水有多大。
其二，1549年，朱紈自殺案。
朱紈雖也姓朱，跟明太祖老朱家沒啥關係，他出身貧寒，為人清正，剛直。
1547年，朱紈受命提督閩浙兩省海防軍務，這時候在寧波外海，在舟山群島一帶的走私生意越做越大，雙嶼島，儼然發展成了一個小型城市的模樣，日本，荷蘭，葡萄牙，當然還有明朝的商船，海盜雲集於此，經常發生對周邊明朝沿海地域燒殺，搶掠的事件。
朱紈到任後，隨即開始整頓軍務，調集兵力打擊海盜，走私，於1547年八月攻克寧波外海雙嶼島，在島上建起要塞，抓捕了大批海盜，和地方上與海盜們勾結在一起的人。
緊接著，朱紈又開始對舟山群島一帶掃蕩，打擊走私貨運船隻，捕獲了大批代理沿海豪商進行走私販運的人，全部誅殺。
朱紈的鐵腕手段，引起強力反彈，閩浙豪商們在京城朝廷的代理人們大肆對朱紈進行彈劾，攻擊。
朱紈先是被降職，隨後被撤職審查，在京師查辦人員到來之前，朱紈飲藥自殺。
之後，朱紈提拔的大批海防軍官，軍人被解職，遣散，甚至獲罪被殺，閩浙海事由此朝內無人敢提。
兩年後，“嘉靖倭亂”爆發，更是於1555年發生倭寇五十三名直攻到南京城下，到被全數剿滅為止，一路殺傷官兵四五千人的奇聞。
“倭亂”的爆發，有內因，也有外因。
外因嘛，跟日本的內戰越演越烈有關，內因則與上述兩事，與海禁的收緊，有著直接的關係。
那麼，明朝實行海禁的初衷，究竟是什麼，又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了怎樣的變化呢。
一，為什麼要海禁。
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方國珍部，張士誠部殘餘勢力逃亡出海，不斷在沿海地區煽動，勾連叛亂，當時的明朝內部百廢待興，西部，北部蒙元殘存勢力仍然威脅巨大，東部南部沿海，無力出海進剿，於是實行海禁，斷絕海上勢力與內地的聯繫。
同時，朱元璋設置寧波，泉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分別應對日本，琉球，及東南亞各國的官方朝貢貿易。
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推出鄭和船隊，主動尋求官方的對外貿易聯繫。
鄭和船隊的官方巨大需求，推動了沿海地區造船，航海的發展，到了仁宗，宣宗時期，政治氛圍鬆動，對海禁也就不再看得那麼緊了，民間走私逐漸風行。
成化朝議開始商量放鬆海禁，到了正德帝時期，對東南亞的海禁放開了，不過對西洋，日本仍然禁止民間私貿。
這是因為日本當時處於戰亂時期，政局動盪，海商海盜無法判明，而西洋商人，更是居心叵測，自始至終都希望通過巧取豪奪，在明朝攫取更多的利益，只要有做海盜的機會，不可能指望他們會放過機會。
進入嘉靖朝，海防局勢緊張，民間海貿收緊，明令禁止，“倭亂”爆發後，在主持平定海疆的過程中，胡宗憲，譚綸等上書明廷，建議適當放開民間海貿。
緊接著，就是“隆慶開海”了。
二，誰在支持海禁。
在上述“朱紈案”中，自始至終，同朱紈進行對抗，最終藉助朝堂勢力，置朱紈於死地的，是浙閩的豪族勢力。
這些豪族，以及與他們勾連的朝堂勢力，真的反對“海禁”麼？
並不是，他們正是“海禁”的最大受益者。
他們有勢力，有財力，可以輕易影響海防執行者，這就使得所謂“海禁”成了只能限制那些無權無勢的小民，而成了他們壟斷海貿巨大收益的幫凶。
朱紈顯然並不吃他們的那一套，擋了他們的路，海貿的巨大利益使得雙方以命相搏，最終也讓朱紈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們支持“海禁”，同時又希望海防稀鬆，一切都只為他們的利益。
而“海禁”與海防稀鬆的雙重作用，正是“嘉靖倭亂”爆發的最大內因。
好，總結一下，明朝海禁，最初是國防需要，進而變成明廷官方壟斷海貿經營的需要，接著私貿慢慢鬆動，再來因外部形勢變化，適度放開與嚴行海禁並行，因地因勢而異。
然後就是從鬆動，到有限放開，到全面放開的過程，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海防力量的投入加大，和外部形勢的逐漸好轉，日本慢慢走向了一統。
從“海禁”到“開海”，閩浙豪族短暫的受壓制之後，迅速反彈，他們上下其手，從朝堂到地方，將明廷對海貿的管控力不斷的稀釋掉，又藉助權勢，對那些中小海商，一再的打壓。
這使得那些中小海商們，只能鋌而走險，閩浙沿海的海盜勢力，屢撲不滅，越發壯大，最終出現了鄭芝龍這種海上“巨無霸”式的存在。
那麼，“開海”對明朝有多大影響？
我們先來看結果，自隆慶以至崇禎，七十餘年時間，雖經歷幾次反覆，“開海”的政策還是被維持了下來。
這七十餘年，經由海貿輸入中國的白銀，據統計達到驚人的三億三千萬兩之巨，這還是保守的數字，僅就絲織貨物一項，萬曆朝後就達到了每年淨流入白銀一百四十多萬兩。
流入這麼多的白銀，是不是好事？
這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這件事了。
對於工商經濟社會來說，這還用問，資本就是力量，銀子多了，當然是好事。
那麼，對於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明朝來說，白銀的大量流入，是不是好事？
明朝米價，明英宗之前長期維持在一石米白銀0.5兩的價位，一石米約等於如今的950斤左右，弘治朝突破0.5，到了武宗正德朝，又回到0.5以下。
嘉靖朝後期，至隆慶朝，升至接近0.6兩，萬曆朝，突破0.6，天啟朝達到0.9，崇禎朝突破一兩大關，不斷上升，在出現嚴重饑荒的河南，陝西地區，一度達到五十兩，上百兩銀子一石米的天價。
很明顯，白銀的流入，加劇了明朝通貨膨脹的程度，而海貿帶來的收入增加的好處，並不能被廣闊的明朝內地民眾普遍享有，他們能感受到的，只有物價的上漲，和生活水平的不斷下調。
與此同時，原本為明朝產糧大戶的江浙地區，乃至閩越，因為海貿，工商的巨大利益，紛紛改稻植桑，以至於作為傳統的糧食輸出地，漸漸成了糧食淨輸入地區。
這樣的改變，與通貨膨脹一起，推高了米價，推高了整個明朝社會的物價水平。
這樣的改變，引發的另一個變化，就是在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之下，極大的減弱了整個明朝社會的抗風險能力，一旦發生大面積災害，災害轉變為災難性事件的機率，被大大的提高了。
實際上，就是在海貿的直接受益者江浙地區，萬曆後，也出現了幾次大的糧荒事件，更不用說因為小冰河的氣候變化，在明朝北方的糧荒災變，萬曆之後，越演越烈了。
李自成，張獻忠之輩，屢仆屢起，就與糧荒的越演越烈有著直接的關係，而這，是用銀子能解決的麼？
更何況，民間私貿興起後，官方的海貿幾近斷絕，明廷又哪裡有那麼多銀子，加稅？“不與民爭”的大帽子扣下來，哪個敢動？
再進一步，明朝能不能走制度轉型的路子，改“小農經濟”為“工商業經濟”呢？
且不說這樣的制度變化，就是明朝的自掘墳墓，是自己消滅自己的統治基礎。
我們看歐洲在實現制度轉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就是工商業經濟對農業經濟，人口的無情掠奪，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層出不窮。
為緩解社會矛盾，他們的解決方法一是通過海外殖民地的開拓，將壓榨對象轉而變為海外，再就是通過大規模的海外移民，藉以減小國內矛盾的壓力。
那麼明帝國呢，能不能簡單模仿？
以明帝國的超大體量，85%的自耕農佔比，隨便扒拉一下，就是幾十上百萬的人口，這般數量級的破壞力，是歐洲那些碎片化的小國能夠相提並論的麼？
結論，無論“海禁”，還是“開海”，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這兩項相反的舉措，在整個明帝國的演進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是帝國與時俱進維護自身統治的努力，以及組織力從強大，到慢慢稀釋，到逐漸崩潰的無能為力。
我們能說，明帝國這樣的努力不對麼？
作為一個有著合法性傳承的帝國，維護充分的社會穩定，消滅，隔絕影響穩定的不利因素，“海禁”也好，“開海”也罷，因時因勢不同，作為維護穩定的努力，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