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陳晉

毛澤東和女兒李敏（左）一起看書

毛澤東讀書同時愛做筆記

酷愛讀書的毛澤東

毛澤東一生嗜好讀書。逝世前的毛澤東，已經說不出話來，依然曾敲了三下木製床頭，表示要看參選日本自民黨總裁者三木武夫的書。工作人員隨即找來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捧著給他看。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在韶山發矇之初，和當時其他農家孩子一樣，不過是略識之無，為謀生之備。他當時的讀物，無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蒙學讀本，以及《論語》《詩經》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還陳列著他當時讀過的《詩經》和《曾文正公家書》。此外，毛澤東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樣，喜歡讀《水滸傳》《精忠傳》《西遊記》等傳奇小說。這類讀物，屬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的普及和延伸。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個外號，叫毛奇。關於這個外號的來歷，一是說源於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是說他和同學們談論“立志”，常稱“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按後一種說法，毛澤東把“讀奇書”，當作了成為“奇男子”的首要條件。

而在毛澤東“讀奇書”的追求中，讀史可謂重要一環。

閱讀研究歷史文化 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讀史，首先是讀中國古代歷史，領略中國傳統文化。青年毛澤東曾經很敬佩曾國藩，甚至說出“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類的話。許多人對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迴避。1917年8月23日，在給他的老師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毛澤東談到當時敬佩曾國藩的原因，是曾國藩所以能夠以一介書生平定洪楊，在於他學有“本源”，有了這個“本源”，曾國藩可以“動”湘軍之“心”，以傳統的大道理和信念來治理湘軍。毛澤東所敬者，唯在此耳。

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1938年1月讀《鄉村建設理論》後同梁漱溟的一場學術討論，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當時到訪延安，把自己的新著《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很厚的兩大本。毛澤東1月12日給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該書主要分析中國社會傳統結構，闡述近代以來中西方文化的關係。毛澤東讀此書，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註，還摘抄一些內容，同梁漱溟討論一夜。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長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他主張“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贊成中共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改造中國，認為應該走鄉村建設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澤東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來思想引發的，不符合中國社會文化傳統這個國情。看來，改造中國的道路是革命還是改良，根子在怎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傳統。正是在理解“老中國”的問題上，毛澤東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和梁漱溟長談爭論那天晚上，毛澤東或許感到梁漱溟認識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問題，臨別時專門叮囑：“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書中的缺憾，在於不懂歷史唯物主義。而毛澤東恰恰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閱讀《鄉村建設理論》，從而在上述三個問題上得出不同於梁漱溟的觀點。

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要同學者爭論呢？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體現了他博古通今的學習習慣。但這還不足以說明這場爭論的意義。這場爭論的意義在於：要認識今天的中國，指導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不僅要研究現實，也要研究歷史，瞭解昨天的中國。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提出要學習中國的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為推動延安幹部們瞭解中國的歷史，毛澤東還提議寫一部“供幹部學習的歷史讀本”，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范文瀾。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於1942年出版時，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對該書出版的意義，看得何其重大。

毛澤東閱讀和研究歷史文化，在黨內領導層，無出其右。他的閱讀和研究，注重用歷史上的人和事來闡述一些道理，為現實服務；同時，也使他對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觀點的理解和發揮，擁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這些特點，當時到延安採訪過的外國記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她的文章中說：“他（指毛澤東）在抗大和陝北公學上課，在群眾大會上作報告，和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歷史為根據。”“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於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紮根於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

研究中國近代史 不做外國經驗的“留聲機”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感慨地說，在黨內，“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從而使中國近代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這就帶來一種惡果，有些留學回來的人，“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所謂“留聲機”，事實上也是教條主義照搬外國經驗的一種體現。

為改變這種風氣，毛澤東大力提倡研究中國近代史，要求“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提出這項要求，對不少幹部，警省非常。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祕書長的韓光回憶：“他（指毛澤東）號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國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我記得在莫斯科學習時，學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社會發展史等，但那時教員講的大都是乾巴巴的一些條條，講的都是外國革命史，至於中國近代現代的革命歷史進程中包含著何等豐富的內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對於毛主席批評那種不懂自己歷史、不重視自己歷史的錯誤傾向，是心悅誠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給何干之的信中，毛澤東說自己“將來擬研究近代史”。但親自動筆，畢竟不現實。於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別寫出中國近代的各種專題史，讓范文瀾負責政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負責軍事，陳伯達負責經濟，艾思奇作哲學史，周揚作文學史。這些安排，由於形勢的變化，除了范文瀾1946年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外，多數後來沒有實現。但延安時期，朱德組織中央軍委高級參謀室確實編寫了一本《中國軍閥戰爭史》，同時還編寫了滇軍戰史、陝軍戰史、晉軍戰史和桂軍戰史等。為什麼編這些書，怎樣讀這些書，朱德的解釋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混戰，連年不止，我們都親自經歷過。只有更好地進行總結，認清中國舊軍閥的產生、發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認清新軍閥的本質和下場。

中國革命是在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把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演變的邏輯搞清楚了，就會更加深切地明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背景、性質、對象、動力和任務等等，進而有助於理解中共的歷史，有助於澄清黨史上的是非。這是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國近百年曆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魯傳》與人民公社化運動 以1956年《論十大關係》和中共八大為標誌，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出現了令人喜悅的良好開端。但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著突破蘇聯模式的信心越來越足，隨著趕超英美的發展戰略的提出，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經濟建設道路上，不久便進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曲折時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難在毛澤東當時的閱讀中看到一些線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提高生產關係的水平來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於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會議期間，他反覆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闡述的“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概念，認為現行的以工資形式的分配製度，就屬於“資產階級法權”。在8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8月24日他在會上又說：搞等級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思想，二是照搬蘇聯，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觀點不自覺。

在這以後，為了說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進一步把自己的閱讀延伸到中國古代歷史。1958年12月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三國志·魏書·張魯傳》，並寫了篇不短的批語，介紹張魯類似於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諸如，張魯政權“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總之，張魯的做法表明，“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

毛澤東在這些閱讀中獲取的思想資源，體現出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一些誤解，對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了消極影響。

藉助人物史傳 糾正“大躍進”領導作風 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失誤，主要是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講，反映出當時黨內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不良風氣，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產指標上給下面很大壓力；有的蠻橫壓制不同意見，只看“風向”作決策；有的對上不敢講真話，一味浮誇。這些，都屬於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毛澤東發現“大躍進”的錯誤後，下決心從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角度進行糾正，由此閱讀推薦三篇歷史人物傳記。

一是閱讀推薦《明史·海瑞傳》，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澤東在多次中央會議上宣傳海瑞精神，即敢講真話、說實情的精神。他專門把《明史·海瑞傳》推薦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閱讀。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高級幹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我就講透這些人的心事，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接著，毛澤東把《明史·海瑞傳》的有關內容講了一遍，總結說：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氣，我們的同志有海瑞那樣勇敢？毛澤東講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導，還藉此對自己在發動“大躍進”過程中很少聽得到真話進行反思。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

二是閱讀推薦《三國志·郭嘉傳》，推崇“多謀善斷”。

毛澤東這期間閱讀推薦最多的是《三國志·郭嘉傳》，目的是希望領導幹部做事情、訂計劃，既要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又要善於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見，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樣“多謀善斷”。

1959年3月2日在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幾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傳》的內容講了一遍。一個月後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郭嘉傳》的故事，然後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由此聯想到“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幹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就是少謀武斷、獨斷專行，於是，進一步解釋說：多謀就是要聽取不同意見，沒有多謀，就不可能有善斷。人們對事情的判斷有三種情況：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要當機立斷，不能猶豫不決。反對黨內的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一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講到郭嘉事蹟，說1958年經濟計劃搞亂了，要像郭嘉那樣多謀善斷，留有餘地，等等。

三是閱讀推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呼籲“民主納諫”。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謀與斷的結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領導團隊的決策者和謀劃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這樣幸運遇合。最典型的悲劇，就是項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談到《史記》記述劉邦善於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不聽意見而失敗的一些情況。他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接著詳細講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酈食其求見劉邦的故事，最後歸結為：“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比較劉邦、項羽不同領導作風的成敗，針對的是“大躍進”運動期間一些領導幹部不講民主、不肯納諫的作風。毛澤東在講話中直面現實，提出告誡：“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臺的。”向親友下屬薦史 表達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幹部們薦書，目的是倡導或糾正某些風氣。他私下向一些人薦書，也屬常態，用意卻更為具體，往往是根據特殊情況，希望對方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和借鑑。

先說向親屬薦書。這類事頗為頻繁。1954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裡給李敏、李訥寫信，讓她們讀曹操的《觀滄海》，大概是想讓孩子們通過此詩，和他一樣感受北戴河觀海的壯闊。李訥1958年曾生過一場病，毛澤東寫信讓她讀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說“這裡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到一起，向他們推薦《史記·蘇秦張儀列傳》，還把這篇傳記的內容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最後歸結為：“人沒有壓力不會進步”，希望他們善於接受批評幫助，樹立幹一番事業的志氣。1963年，他寫信給李訥，推薦《莊子·秋水》，說讀了這篇文章，就“不會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幹部子女那樣“翹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細理微、循循善誘的家長模樣。

1958年4月，毛澤東把班固《漢書·賈誼傳》中的《治安策》推薦給田家英讀，並在信中說，“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是經常寫政論的人，毛澤東向他們推薦“切中當時事理”的古代政論，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部隊將領文化程度不高，毛澤東多次向他們推薦《三國志·呂蒙傳》。關於推薦的初衷，毛澤東1958年9月同張治中說得很明白：“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後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後當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後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呂蒙傳》。”毛澤東還常常針對部隊一些將領的具體情況，向他們薦書。比如，李德生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和他第一次談話，就開了一批書目給他，特別讓他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該書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意在讓李德生熟悉轄區地理形貌。對許世友這位傳奇將軍，毛澤東當面說他的特點是“厚重少文”，勸他讀《紅樓夢》，意在磨磨性子。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大標題為編者所加，輯自毛澤東詞《浪淘沙·北戴河》和《賀新郎·讀史》）